连清川 | 我没有妈妈了。可是我却不敢回家见她最后一面5月8日，母亲节，下午两点十七分，我再也没有妈妈了。
到现在为止，我都无法准确地掌握这个概念。没有妈妈到底是一种怎样的感觉，和将会对我有怎样的影响。
我依然关在上海的房子里，每天如同行尸走肉一样，去接受核酸，回来做饭，晚上睡觉。朋友圈里，到处都是关于母亲的讨论，而每一句都在提醒我：我没有妈妈了。
1，
5月6日下午，我哥哥打电话给我，问我，能不能回家。我还嬉皮笑脸说，回不了啊，还关着呢。
哥哥犹豫了半天，还是说了：妈妈摔倒了。
妈妈80多岁了。我吓了一跳，但是老人家摔倒，也正常啊。
他说，120来了，正在送医院，要有心理准备。
我哭了起来。他骂我，哭个屁。我先送她去医院了。
我想回家。我开始打电话。找同学，找朋友，找12345。
网上找到莆田市的政策，和上海有关的，凡是上海回家的，方舱隔离14天。
我打了莆田市12345，对面的一个女性接的电话，我说了情况，她说，我连线仙游县防疫指挥部。我们进行了三方谈话。
仙游县的政策很明确，上海回到仙游，方舱隔离14天。
我知道，正规途径已经没有任何可能了。我想通过私下渠道。
于是我找到了两个同学，都是本县村镇的基层干部，他们非常了解情况。其中有一个跟我说，不可能，别想了，肯定方舱，没有人敢批。
另外一个同学跟我说了以前发生的案例。有人冒险回去了，结果是阳性，所以仙游县现在加强了，所有上海的，必须方舱。
我又找了市里的一个朋友，他让我等消息，他想办法去协调。
我等不了。我又找了两个朋友，他们分别在县里的防疫部门有熟人。我跟一位防疫部门的领导打了电话，我想问他，有没有其它的途径可以申请，有没有特殊人群可以例外？
领导说，没有，连援沪的医务人员，都要隔离14天。
晚上，莆田的朋友回电话：不行，没有任何人敢批。
2，
5月7日，妈妈已经回到家里，出于昏迷状态，靠呼吸机维持，颅内出血。
我想通过非法途径回去。
和小区的居委会联系，居委会很通达，很同情，说，你得让老家的村里打一个情况说明，我们开通行证。但是你同时要写保证书，保证不再回来。
她好心地警示我：之前有一位想回重庆，但是在高速路口被劝返，现在只能在路上流浪，既没法回去，也回不来。
我想的方法是，借一辆外牌的车，开到离仙游境内不远的地方，让家里人想办法，拿一个仙游的手机，这样我就不会有行程码的问题了。但是还必须和身份证配套。
老婆提醒我，万一发现，你要连累家里人。破坏抗疫，要坐牢的。我不怕，可是我不能连累家里人。
我打了福州的12122，莆田的12122，在高速公路上会不会有问题。福州的回答说，只要你不下高速，我们不管。
莆田说，在高速公路上我们不管。但是要下高速，都有路卡。上海回来的，都要方舱14天。
我给村里的干部打了电话。他说，现在村里接镇里的通知，凡是上海的，都不给开情况说明了。
我连第一关都过不了。
和姐姐视频连线。妈妈插着呼吸机，脸上都是浮肿。姐姐哭得不成人形，说妈妈身体机能退化了，打了点滴，都排不出去。姐姐很自责，说如果到家就马上把红包给妈妈，可能就压住了。
我只能和姐姐一起哭。我说姐姐你别这样，这都是命。
我一晚上都在研究仙游和莆田的政策，还有国务院的政策。最后在国务院的小程勋上看见，莆田的政策是：凡是从中高风险所在的地区回去的，居家隔离7天，医学观察7天。
如果是居家隔离的话，我可以接受，我能看见妈妈就好了。
3，
5月8日，母亲节。中午的时候，我又给莆田市12345打电话。换了一个小伙子，他的记录上有我的情况。我说，按照规定，我可以居家隔离。
他还是连线仙游县的防疫指挥部。一位女士接了电话。我要她的工号，她说没有工号。我问她的姓名，她不肯透露。
我说，按规定，我可以居家隔离。她说，我们仙游的政策，就是方舱隔离。我说，我查了国务院客户端，莆田市的政策就是居家隔离，你们的政策是地方政策，我要求按照国务院的方法执行。
她说，你让乡镇申请。
我问，乡镇往哪里申请。她说，往我们这里申请啊。
我只能继续打电话给村里。村里的干部说，我查一查。
我只能继续问我同学。同学说：咱们两个，我跟你说实在的话。居家隔离就是一人一房一厕，不能和任何人接触，你回来有什么意义？如果没有这个隔离条件，全家都要隔离。如果万一出了情况，要从村里的干部开始处理。你这么做，要连累很多人。
我在像一个僵尸一样排队做核酸的时候，村里的干部打电话来了，说，如果你实在要回来的话，我帮你打报告。
我犹豫了。我给镇里打过电话，镇里说得很清楚，上海回来必须方舱隔离14天。我还是坚持说，国务院说了，可以居家隔离。我们拉锯了很久，镇里最后说：那你让村里打报告吧。
所有的风险都在这里：
村里打报告，镇里会批准吗？镇里批准了，县里能批准吗？
我在高速公路上，会不会被劝返？虽然我在微博上看到有些帖子，说只要能上高速就可以了，但是真的会不被劝返吗？从上海到仙游，中间有那么多的关卡，任何一个关卡，都有可能让我变成一个高速流浪者。
我更加恐惧的是，即便我真的能够一路畅通回到家里，居家隔离的方法到底会是怎样？我回到家里，在上海解封之前都不得回来。到底要多长时间？我还必须要照顾上海家里人。
我和英杰打了电话，他说，不管怎么说，搞清楚两件事情：第一，让村里把申请开出来；第二，打电话问清楚高速公路的政策。
我和姐姐又视频了。妈妈只是安安静静地躺着。我喊她，她也没有回应我。姐姐说，昨天下午和她说话的时候，她流了眼泪。姐姐问了她熟悉的一个医生，医生说，只是回光返照。
医生跟姐姐说，妈妈是有福相的人，不要打扰她了。现在勉强去做什么，都只会让妈妈更痛苦。
我心里非常撕扯，我没法下定决心。我既怕我付出努力，却不知道能不能回到家，回家能不能看到妈妈；我又怕我回家，会不会像我同学说的那样，连累到家人。如果连累他们，连后事都没法办，那我回去，不是让妈妈更加不安宁？
我还是先搞清楚英杰说的那两件事。
我和姐姐视频完，刚打了两个电话，姐姐的电话就来了，她哭着说，我们没有妈妈了。
我们没有妈妈了，我连妈妈最后一面都没见到。
4，
我在这个圈子里转了三天，没有一个能够回到家里看妈妈的方法。
我知道，是我不够坚决，我不能不管不顾地冲回去，也许我能见到妈妈最后一面。
我是一个懦夫，罪人，不孝之子。我都承认，我确实是这样的人。有什么比见妈妈最后一面更重要的事情呢？
可是我真的害怕，我害怕我回不到家里，就被方舱隔离；我害怕我回到家里，赶不及见妈妈最后一面；我害怕回到家里，连累家里被隔离，连后事都无法办理。我害怕不但见不到妈妈，还变成高速流浪汉。我害怕回到家里，却必须和上海的家人相隔长久。
我就是这样一个懦夫，一个没用的人，一个抛弃了妈妈的不孝之子。
5，
今天，我在上海的家里，用视频和妈妈告别。
从上海封城以来，我写了许多文章。这些文章都是出于公愤。其中有许多不公正的死亡，许多不公正的待遇，许多的人道灾难。
我很愤怒。但这些愤怒依然遥远。
我现在已经不再愤怒。因为愤怒不能改变任何的东西，也没有人会把你的愤怒当成一回事。
但是今天，我和这个体制有了私仇。公愤要通过公共渠道去宣示，但是私仇，就必须运用个人的所有方法，去复仇。
我期望，所有在这场灭绝人性的事件中，遭到伤害的人，都把自己所收到的伤害，当成一场私仇。
不要以为只有公愤才有用。私仇积累多了，就是公共仇恨。所有的公愤，都是由私仇所积累的。
我会用私仇的方法，去报复那些阻止我去见妈妈最后一面的人。也不要说，这个体制，都是一些面目模糊的人。我确切地知道，谁是我的仇人。
所有的体制，后面都是一些明明确确的人，不是模糊的。模糊的只有那些中下层的执行者，他们是可怜虫，是帮凶，是卑微的像蛆一样活着的人。如果你们的悲剧中能找到、能记住一个具体的人，那么你要明确地告诉他们：我不管这个体制是怎样的，我将用尽我所有的力量，和我后半生所有的力量，去报复你，这个具体的人。
在我的案例中，我很难找到具体的人。但是我心里非常清楚，谁是我的仇人。
6，
在中国，孝是一个人最基本的人性。做子女不孝，就不如禽兽。
我是一个不孝的人。我是家里的幺儿，我哥哥姐姐都说，妈妈最疼我。但是妈妈最后一面，我都没见到。
我这几天睡得都特别死。我以前经常梦见妈妈。可是我这几天都没有做梦。会不会是妈妈责怪我，不肯来看我？
妈妈不要责怪我，求求你来看看我。
我本来想做一个孝顺的人，但是他们把我变成了一个禽兽不如的不孝的人。
一个体制，如果连最基本的人性都没有了，它也不配活着。
在这场滔天的灾难之中，我个体的悲剧，可能是很小的，相比起那些直接的受害者来说。但是对我来说，就是天大的灾难，天大的仇恨。
妈妈养我这样的一个孩子有什么用？生不能在膝前尽孝，死不能在灵前痛哭。
妈妈，你能不能再打个电话来骂我？我保证不和你顶嘴，保证不吼你，保证很耐心听你说话。
妈妈。
（媒体人连清川， 前《南方周末》编辑，《读者文摘》中文版总编，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访问学者，曾为NYT、FT、大家等媒体担任专栏作家。）
基本常识｜53条人命，新华社的报道只有52个字长沙医学院旁自建房倒塌事故的救援结束了。据官方发布消息，事故共造成53人遇难，10人受伤获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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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自建房倒塌事故现场这是新华社今天发布的一条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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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的这条报道，我数了下，52个字，其中还包括三名记者署名。
当然，这是一条微博报道，短一点可以理解。当然，这是新华社对该事故的多条报道之一，信息少一点可以理解。
但是，我想问问各位，这一造成53人遇难的重大事故，而且是市委书记出面鞠躬致歉、国务院要成立调查组的事故，发生到现在已经一周了，你还知道些什么信息？
现在的事故报道都是些啥？嗯，这一周里面你可能零星看到过一些报道。救出一个人来，又救出一个人来，救出一位女大学生说消防员是榜样，骨折了还给消防员唱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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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的新闻，有时会有惊人相似的角度。
比如，记者哽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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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专家哽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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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市长也哽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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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些信息，看得我也要哽咽窒息了……这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做的下三滥的报道啊！
你是国家级媒体记者，在事故现场能得到各方最多的采访配合与信息支持，能不能老老实实去做点调查采访，别在屏幕前哽咽。
人们关心的是被压在倒塌楼房下的人，关心的是他（她）们为什么会被压在那里，关心的是自己会不会碰到突然倒塌的楼房，谁管你记者有没有哽咽啊？！如果你以为我把这些摆出来是要嘲讽，是要批评，那是你不懂我内心的悲愤，一名前新闻记者无处发泄的悲愤。严肃新闻供应不足，舆论场上喂给大家的就剩这么些哽咽新闻了。
做点严肃新闻到底有多难？说到这里，一些读者可能会想到全国调查记者只剩下多少多少名的问题。有说剩一百多个的，有说剩十几个的，还有人干脆说一个都没有了。别管哪个数字最接近，调查记者日渐凋零的确是有目共睹的事实。
然而，长沙塌楼事故的报道做成这副鬼样子，跟深度调查记者还剩几个是没关系的。
这类事故的报道，根本不需要什么长时间大范围的深入调查，更不需要什么卧底、突破，不需要什么深度调查记者。
新闻单位正经派一两名时政记者或者突发记者过去，一两天就能发回详实的报道。![]()
去到新闻现场，见到新闻当事人，总归能提供一些官方通报之外的，公众关心的信息。倒塌的楼是哪年建的，哪年改的，谁批准的？楼里经营的商户分别是做什么业务，安全和消防检查有没有做过？倒塌房屋周围还有多少类似情况的自建房？……
这些信息，你在事故发生以来的这一周里，看到过吗？
现在的问题是，地铁浸水、飞机坠毁、楼房倒塌，都只剩下了两句话：
引用
等官方通报。
一切以新华社发布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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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沙居民自建房倒塌事故新闻发布会就像疫情封控中的人们追问什么时候发物资、什么时候解封，永远都只有一句回复：
引用
等通知。
灾难报道中严肃新闻的缺席有着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是大环境的舆论尺度收紧，报道空间被持续压缩，另一方面是媒体自身生产方式的变革，工作重心变成了网络信息的整理加工。
而且这两方面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其实互为因果。舆论尺度收紧促使新闻机构压缩一线记者编制，而市场化媒体的转型又使得他们距离发布信息的官方信源越来越远……
现在又有了疫情期间流动不便的因素叠加，于是，就出现了文章开头这样一个哽咽的局面。
然而，以上这些全都是借口！作为前媒体人，我当然理解当下生产严肃新闻的艰难，但把长沙塌楼事故报道成这副畸形的样子，其实是没有借口的。
首先，这场塌楼事故虽然伤亡重大，但就是一栋村民自建房，牵涉的层级其实不高，涉及到的人员和单位并不算敏感。公安机关在事故发生之后也很快初步定性，抓捕了涉嫌犯罪的相关责任人。
简而言之，不是什么绝对不可触碰的雷区。然后，事故发生到现在已有七天，媒体有足够的时间派驻人员做现场和周边采访。这次事故涉及家庭众多，当地自建房现象也普遍，总能找到可供采访的信源。当下长沙也没有什么全域静止之类的防疫措施，不存在进不去的情况。
总而言之，不是什么特别困难的采访任务。那，为什么这一周都没有看到什么提供了信息增量的严肃新闻报道呢？我想了很久，大概是扎在媒体心头的两根刺在作祟。
一根刺是自我审查，自觉提升了新闻事件的敏感层级，主动放弃了追寻真相的努力。
一根刺是受众筛选，在长期的哽咽式报道中筛选和培养出了庞大的受众，他们不相信存在官方通报之外的真相。
这真是太让人难过了。
每日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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