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新闻｜疫情封锁时刻更需重温那些重要的常识澎湃新闻的编辑多次约请我就疫情封控写些文字，以作为这个特殊时期的纪念。我知道编辑的意图是极好的。经历了这样的特殊时期，不仅我们对疫情及其管控需要作些总结与反思，而且一个城市的人们还需要多看到些积极的文字，以便鼓励大家能走出过去、面向未来。
但我多次婉拒，并不是我不想站在一个城市、乃至一个国家的视角对这次疫情及其管控进行某种公开的思考与检讨，而是担心这样的文字由于过分犀利，恐难见诸报端。然而，编辑依然锲而不舍，每天都用微信联系我，来鼓励和催促我写些文字。我实在斗不过编辑的这种韧劲，只好屈服，同意撰稿。但问题是，到底该写什么呢？
“房间里的大象”要说这些年许多重大问题的公共讨论，我常常容易想到一个英文俗语——elephant in the room，即“房间里的大象”。意思是说，导致问题的原因就是“房间里的大象”，这几乎是显而易见的。但由于种种禁忌，人们无法直接、坦率地指出“房间里的大象”这个问题，而是要装模作样地找出一些较次要的原因，还要假装努力去解决它们。
我心里想，我要写的文字，倘若也落入了这种“埃利芬特”陷阱，那么不写也罢。但问题是，我真能指出“房间里的大象”吗？恐怕也不能，原因似乎是不言自明的。既然这样，我还能写下些有效言说的文字，而免于蒙混稿费和空占版面的指控吗？
我所能想到的是，跟指出“房间里的大象”这一问题同样重要的，大概就是重申一些重要的常识。前者固然可以单刀直入、切中要害，但后者的价值在于，它往往构成了我们理解许多重大现象的认知框架。
关于这两三个月以来上海的疫情、疫情封控、治理效果以及次生灾害等等，官方媒体和民间自媒体已有许多讨论，我这里就无须赘述了。
我想在此强调的是，这两三个月恰恰见证了，许多重要的常识似乎已经被遗忘。而当常识被遗忘时，无论政策制定，还是政策执行，就有可能会捉襟见肘、事倍功半。我主张我们在疫情封锁时刻更需重温那些重要的常识。
短缺经济为何回归？这次上海疫情封控初期，曾出现局部的食品和生活必需品短缺现象。但这并非上海的特例。在过去两三年里，武汉、郑州、西安、长春等地，疫情封控期间都出现过不同程度的短缺现象。为什么会出现短缺现象？原因不难理解，需求还在那里，但供给跟不上了。我们可以接着问，为什么供给跟不上了？因为疫情封控关闭或限制了跨省市物流、本地商超和本地快递外卖，而作为替代品的政府食品和必需品配送系统尚来不及建设。当然，面对这突如其然的短缺，上海有关部门很快调整了做法，一手恢复部分的市场供给系统，一手提升政府食品和必需品配送系统的承载力，再加上适应疫情管控政策的新式团购的兴起，短缺问题很快就大幅缓解了。
但这种短暂的短缺经济现象，给我们所有人都上了一课。许多有些年纪的中国人都知道《短缺经济学》这本在20世纪80-90年代曾风靡一时的书，作者是匈牙利经济学家、后来的哈佛大学教授亚诺什·科尔奈。他要解释的，就是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短缺现象。在他看来，计划经济注定就是一种短缺经济。这是过去的常识。
吊诡的是，如今的中国经过40多年改革开放，人均GDP已超12000美元，还迈过了世界银行高收入国家的门槛，但大城市竟然还会出现食品和必需品的短缺。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用一句话来解释，就是市场由于疫情封控政策的原因而被人为消灭了。按照经济学家哈耶克的说法，市场经济是一种大规模的、人与人之间进行自愿合作的自发秩序。这是一个常识。比如，对上海这座2500万人口的城市来说，每天管吃饭的人，包括食品商超、餐厅食堂、食品外卖的工作人员等，加在一起少说有数十万人。但从3月底、4月初开始，不仅绝大部分商超和餐厅被关闭了，而且绝大部分相关工作人员都被封控在家。这样，人一被管住，市场就瞬间消失了。
最近网络上的一个流行说法是，上海的这次疫情封控教育了所有依然留恋计划经济、质疑市场经济的国人同胞。我认为，这说得很对。尽管市场经济远非完美，但远比任何食品和必需品的统一配送系统来得更加高效与便捷。市场经济不仅善于发现大部分人的需求，并能为这种需求找到匹配的供给，而且在配置效率和成本上都能达到疫情封控政策下所无法实现的满意度。这应该也是一个常识。
市场经济还在新政策的约束条件下表现出了惊人的生命力。即便在疫情封控初期，绝大部分市场通道被关闭以后，社区新型团购迅速兴起，并以惊人的响应速度承载起了上海保供给的半壁江山。一时之间，各个社区的各路团长实际上成了上海非常时期保供给的民间英雄。只要市场机制还没有被完全消灭的地方，需求很快就会被发掘出来，供给也很快就会跟上。这也意味着，只要行政管制还没有完全打倒市场力量，食品和必需品的供应链就不会完全断裂，人们就不容易挨饿。这是一个常识。
为什么说取消复工复产白名单是对的？在这轮疫情封控中后期，上海曾短暂地采取过两个做法：一是确定保供单位名单，优先确保这些保供单位正常经营；二是采取了复工复产白名单制度，颁发复工复产许可证。但这些措施到6月1日上海恢复小区自由出入后就基本取消了。为了有效地进行疫情防控，同时又要保供给和保生产，这些做法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这种行政许可背后的思维模式是，假定某个政府主管部门或某些官员能掌握关于市场运行的全部关键信息，并根据这些信息明智地做出行政许可的决策。而这往往是很难做到的。比如，政府主管部门肯定知道恢复汽车产业生产的重要性，给汽车整车和关键零部件厂商颁布复工复产许可证是容易想到的。但每部汽车实际上是由数万个零部件构成的。某种型号的轴承、甚至某种型号的螺丝螺母的短缺，就无法让一部完整的汽车完成生产安装、顺利下线。再假设每个汽车零部件厂商都拿到了复工复产许可证，但由于汽车零部件的包装材料无法到位——比如，就是某些规格的木架和硬纸板箱缺货，这些零部件就无法完成运输。这些木架和硬纸板箱的生产，又需要木材加工厂和造纸厂恢复生产。
还有一种常见的可能性就是，某种关键零部件的供应商在上海以外的浙江、江苏、安徽或广东，那么，货车司机能一路过关斩将，把汽车零部件从生产工厂送到上海的整车装配线车间吗？在疫情封控时期，要想这样做，难度实在太大。
这样一步步推导，就会发现，市场秩序是一个需要依赖各种自愿合作、依靠各种专门化信息与知识、借助各种人员和物品流动的高度复杂的大规模网络。其实际的复杂程度、自发运作的程度、互相依赖的程度，是某些主管部门难以准确估算的。这也是一个常识。行政部门决无可能做到能精准判断哪些产业、公司、工厂、人员和物流是必需的，而哪些产业、公司、工厂、人员和物流不是必需的。所以，上海及时取消复工复产白名单制度非常正确，这恰恰是承认市场自发力量的极端重要性。
政府制定政策应多考虑企业部门的实际困难2022年4月15日早晨，被关在小区两周以后，我写过这样一条朋友圈，大意是建议实行全面封控的城市应该给政府公务员和部分事业单位停发工资，“封控到何时，停发到何时”。因为只有这样，“政府部门才能跟企业部门、市场部门做到感同身受”。
这本来只是我有感而发的一条普通文字。但经一位资深媒体人率先转发以后，几小时内就传遍了整个自媒体网络，一天之内阅读量恐怕达到了千万级。我在微博、微信、网易等平台既读到了许多支持的意见，又听到不少批评的声音。有批评意见认为，这位“没良心的叫兽”不仅看不到基层公务员在此次防疫中的艰苦付出，而且还主张要停发他们的工资，实在不可理喻。
在上海及各地的疫情防控中，对于许多基层公务员的工作强度与艰苦付出，甚至更高级别公务员的巨大压力与内心焦灼，我不仅理解，而且有些感同身受。我的许多同学、朋友与学生就是不同级别的公务员，我本身也生活在大学这一事业单位体制之下。那么，我为什么还这样说呢？
这条朋友圈的本意，甚至主要不是它的字面意思，即停发公务员和部分事业单位的工资。它实际上想说，当一个城市实行全面封控政策之后，许多企业部门与市场部门的收入、就业都受到了极大影响。特别是风险承受力较低的中小民营企业，它们的老板与员工更是首当其冲。全面封控政策会导致许多企业收入大幅下降，甚至收入清零。尽管政府部门及其公务员在目前疫情防控政策之下压力很大、工作艰苦，但这些部门和许多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收入、就业基本不受什么影响。
这在客观上导致了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公务员与普通民众对疫情防控政策感受的巨大差异。政府部门及其公务员更多是疫情防控政策的制定者与执行者，而企业部门及其员工更多是政策的承受者。如果全面封控政策没有给前者带来实际的痛感，那么他们在制定和执行疫情防控政策时，就更有可能走向层层加码——即封控范围越大越好、封控措施越严越好、封控时间越长越好。这样，政府部门就做不到跟企业部门和市场部门感同身受，我们甚至就更难真正走出这场疫情。
按理说，政府部门与企业部门、公务员与普通民众本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应该做到同甘共苦。如果企业部门收入下降，如果市场部门不能支撑经济发展与就业机会，政府财政收入就会下降。比如，由于疫情及其管控措施的影响，2022年4月深圳市财政收入就下降了44%，中国其他许多地方的财政收入下降幅度也不小。长期来看，企业收入、财政收入与就业数量是整体经济状况的三个关键指标，而这三个指标是密切联动的。这也是一个常识。如果企业部门与市场部门无法正常经营，政府财政收入与民众就业又如何保证呢？
所以，我那条建议其实不过是要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即政府与公务员）在考虑疫情防控政策时，应该充分考虑到政策承受者（即企业与普通民众）的实际困难，应该把他们的生计置于重要地位。惟有这样，政府在制定防疫政策，在考虑封控范围、封控程度与封控时间时才能做到更科学、更合理，而不是封控范围越大越好、封控措施越严越好、封控时间越长越好。相反的做法，很可能会在企业部门与市场部门造成严重的灾难。这同样是一个常识。这也是中央有关部门三令五申，要防止 “简单化”、“一刀切”和“层层加码”的要旨所在。
公共政策在利益上并非是中性的另外，许多疫情防控政策在利益上并非是中性的。比如，核酸政策、疫苗政策都有重大的利益相关方。在过去两三年中国与全球抗疫大背景下，与疫苗、核酸有关的许多机构都扮演了重要角色，这是毋庸置疑的。但需要警惕的是，如今跟疫情防控相关的产业不仅牵涉巨大的市场利益，而且可能会影响相关的政策制定过程。我无意在此猜测这些相关机构的主观意图，但在客观事实上，它们的利益跟疫情状况、跟疫情防控政策关系非常密切。这也是一个常识。
在政府管制研究中，流行的“俘获理论”认为，市场部门的被监管者很可能会以各种方式来“俘获”政府部门的监管者。在这个非常时期，中国需要特别警惕的是，跟疫情防控产业有关的利益集团，可能会有很大的动力去影响疫情防控政策的走向。从近期披露的全国各地多起卫健委系统相关负责人涉嫌腐败的案件来看，这种担忧并非危言耸听。一个更正确的做法是，应该让全国疫情防控政策的主要承受者——即数以十亿计的普通民众以及他们的生计，成为左右各地与全国防疫政策的首要因素。难道还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事情吗？这也应该是一个常识。这才是真正的人民至上。
紧急状态不宜常态化和长期化从法律角度看，一个城市因为疫情实行全面封控政策，就相当于进入了紧急状态。许多国家的宪法或法律对紧急状态都有具体规定。当面对内部叛乱、外部战争、地震或严重传染性疫情等重大公共灾难时，政府可以启动紧急状态。紧急状态往往意味着政府拥有更大的自由裁量权，公民与市场主体的自由和权利则受到许多限制，甚至被暂时搁置。
但需要提醒的是，从法理上说，紧急状态的实施应该遵循若干原则。第一，紧急状态的宣布要合乎法律规定。一般来说，这通常需要全国性的或较高级别的立法机关来宣布实施，或者由立法机构的事先立法授权，然后由全国性的或较高级别的行政机关来宣布实施。这就是说，实施紧急状态本身就需要遵循合法和依法的原则。第二，在实施紧急状态时，行政部门自由裁量权的扩张和对公民与其他主体的权利限制，应该仅限于应付和处置特定的紧急状态，而不应该予以扩大化。第三，任何紧急状态的宣布和实施都应该有一个合理的期限，而不能将紧急状态常态化和长期化。这也是一个常识。
总结下来，紧急状态需要合法宣布，合法实施，且应该有合理的期限。这样的考虑，除了政府应当恪守依宪执政、合法用权的原则，除了国家应该保护公民与市场主体基本自由与权利的原则，一个较为实际的关切是，不恰当地宣布和实施紧急状态，过长时间实施紧急状态，有可能会让一个正常社会与市场秩序的运作陷入彻底的瘫痪。这是一个常识。
限制企业主开业、限制员工离家上班、限制快递小哥递送物品、甚至限制农民下地耕作，不仅是对他们基本行动与经济自由的限制，而且会产生非常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上文提到，任何市场秩序都高度依赖于一个大规模的自愿合作网络。而与紧急状态有关的政策或措施，表面上看，只是切断了这个自愿合作网络的某些环节，但从结果来看，它往往使得整个市场秩序面临瘫痪的风险。比如，只要限制所有快递员上街工作，不仅快递行业本身会瘫痪，而且所有跟网购有关的业务与产业全部都会瘫痪。
行政力量要审慎行使紧急状态权按理说，紧急状态事关重大，往往是宪法性质的议题。但在中国，像《传染病防治法》实际上就涉及紧急状态。该法尽管没有在法律条文上提到紧急状态，但法律授权相关部门采取限制一定区域范围内人的基本行动自由的政策与措施，实际就是启动了紧急状态。不仅如此，这类法律授权实施这种紧急状态的部门或政府层次往往级别并不高。
这就带来了一个可能的结果，即我们在国家层面并未正式讨论或宣布实施紧急状态，但实际上，一个较低层级的部门或地方政府已经在一定范围内实施紧急状态了，而这又是一个事关一地数十万人、乃至数百万人的日常生计与基本自由的重大决策。这种决策一方面固然关系到疫情管控，目标是疫情传播的最小化，但另一方面也关系到正常的生活秩序与市场秩序，直接决定了一个地方的经济活动是否面临瘫痪的风险。这也应该是一个常识。所以，这种决策需要非常审慎。
跟这种紧急状态有关的，还有许多例外状态的做法。比如，在严重疫情肆虐的条件下，公民按照法律或政府相关规定进行定期核酸检测，一般被认为是一种合理的做法。但是，当疫情严重程度或实际传播可能已大大降低时，这种例外做法是否还要被长期坚持呢？进一步说，在何种条件下，这种例外状态的做法可以进行调整呢？实际上，每一种例外状态的做法，对应的都是不同的疫情防控力度与经济社会影响的组合。所以，行政力量不仅需要审慎地行使紧急状态权，还需要审慎地考虑与评估设置例外状态的做法，也需要在疫情变化的条件下及时减少或取消例外状态的许多做法。
总之，我这篇文字讨论的是一些无甚高明的常识，但问题恰恰在于，重要的常识常常容易被遗忘。这些常识仍然构成了我们理解许多重大问题的基础。我深知，过去两三个月的疫情及其管控已使这个城市和这个国家失去了许多宝贵的东西。而我最大的期待是，这种特殊的经历及其反思将迎来许多已被遗忘的重要常识的回归。那些重要的常识，或许依然是我们应付未来诸种不确定性的凭藉。
无冕财经｜李佳琦“消失”6天，他们慌了“李佳琦不直播，我打开直播间觉得没啥可看的，什么时候回来啊？”社交平台上，一批粉丝焦急等待。
这是李佳琦“消失”的第6天，也是他第一次缺席618大促。
“今晚因为我们内部设备故障无法继续直播，大家早点休息，尚未上播的产品，我们之后的直播中会陆续带给大家，辛苦大家了。”6月3日晚11点，李佳琦发布微博如是解释。
但截至发稿，李佳琦直播间未复播，往日会于12点-15点推送至会员群的每日直播预告也不见踪影，对于粉丝的再三询问也没有客服出面回应。
发慌的不止粉丝，还有对此次618电商节寄予厚望的商家和淘宝平台。
突然停播，商家很受伤为了这届618，李佳琦做足了准备。
早在5月26日预售开始前，5月18日，其官方小程序“所有女生会员服务中心”便上线了“李佳琦超级618攻略文档”，手动给消费者画重点，将近一个月的618划分为预告&加购期、小课堂攻略&预告&加购期、全品类爆品加购&加购、正式开播4个周期，还附上直播间红包攻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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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琦团队为618做足准备。
个护清洁、家清、零食、美妆、快消、消电等1000多件商品被筛选分类，以每天一个直播间专题的形式呈现，消费者可一键查询产品，并一键分享、预约直播。
5月20日，“李佳琦小课堂”上线，为期5天、每天一期的小课堂里李佳琦不带货，而是在分秒必争的昂贵直播间里“上课”，解答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惑，如干皮适合用哪款水乳、各款防晒的优劣之处等。
多渠道分发、低门槛、实时性，可以看见的是，为了更好地种草、拔草，李佳琦下了一番狠功夫。
“完蛋，睡不着，怎么会有大促习惯性失眠了，我不是一分钟秒睡吗？”5月26日早8点，距离天猫618第一轮预售只剩12个小时，李佳琦在微博写道，似乎失眠一整夜。
作为淘系直播里仅存的超级主播，李佳琦肩挑大梁，压力比以往更大。不过当天下午5点，李佳琦依旧精神抖擞地出现在直播间，卖力介绍着预售加购排名倒数的品牌，带领粉丝冲刺天猫618第一轮预售。
最终，李佳琦直播间场观超过1.5亿，断崖式第一：薇娅助播直播间“蜜蜂惊喜社”排第二，场观达2173万；烈儿直播间排第三，场观为1672万；雪梨助播直播间“香菇来了”场观达1341万，排名第四。
再从直播间的产品上看，从5月26日到5月27日13点，李佳琦直播间中预售额上亿元的品牌分别为雅诗兰黛、欧莱雅、珀莱雅和修丽可，薇诺娜、夸迪和米蓓尔也分别实现了0.97亿元、0.92亿元和0.39亿元的预售额。
本来按照计划，人们会在接下来的十几天里接连看到李佳琦，生活节、母婴节、家装节、潮电节、现货美妆节、零食节、时尚节等等各种大小专场，正如李佳琦宣传的那般“5月26号起天天过节”。
直到6月3日，李佳琦直播戛然而止。彼时正是零食节专场，还有好几款商品未讲解、上链开卖。
目前，李佳琦的微博、公众号、淘宝直播等账号一切正常，但6月5日起，有网友发现其直播间推广入口在淘宝主站消失，必须要进入淘宝直播的平台页面内才能搜索出来。
对此，有媒体引用相关人士回复称：
“关闭主页推广入口，带有‘李佳琦’名字相关商品链接修改，均系主播与商家自主行为，平台未介入。”6月4日，李佳琦直播间客服在会员群里发消息称，截至6月6日前可自行去品牌旗舰店购买好利来、初旭、北海牧场、煌上煌、爸爸糖、詹记桃酥等6款产品，“都是合作品牌备好的新鲜的货品，保质期比较短，享有和直播间同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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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佳琦直播回放列表里，最新的为6月2日。
其余同样未上架、但排好期的产品呢？没有人给出答案。
大多未播的商家仍在等通知，有网友评论称元臻食品旗舰店客服方面表示“因为签了合同，不能私下开链接”。无冕财经研究员询问该店客服，对方表示必须要在李佳琦直播间购买才能享有比旗舰店便宜的价格。
某个计划登上李佳琦零食节的商家则向“新榜”透露，他们为李佳琦直播间备足了货，停播后库存流转和压力都很大，
“已经预告了，我们也备了20万件产品存货，却突然断播了，我们只能找其他渠道销售，因为产品保质期就两三个月，我们等不起，不然就是百万级别的报废金额。”而至于因为停播产生的损失，商家也不确定是否会获得相应赔偿，“可能不会有赔偿，我现在人也找不到，商务也不回信息。”
还有服装品牌的商家负责人表示，去年618他们在李佳琦直播间一个坑位销量卖到200万元，今年又报名了618专场坑位，准备了300万元的库存货品。
但目前，他们还未收到任何复播通知。
李佳琦停播后，商家压力山大。
对头号主播的期待“没有李佳琦，618似乎已经结束了。”这条发表在社交平台上的评论，短时间内收获了2320个赞。
以往，在每次购物节之后，登上热搜舞台的除了各平台的战报，就是李佳琦、薇娅、辛巴等大主播的成绩单了，如同一把剑，不断刷新直播电商的天花板、拓宽市场的想象力。
辛巴“崩塌”、薇娅“倒下”后，李佳琦作为“独苗苗”顶流，扛起直播电商的大旗。
而今年，他将直面消费意愿下行的大潮。
5月26日，今年上半年最大的电商节如期而至，但与往年相比，这届618被称为“史上最难618”。
没有激烈的流量争夺、商家内卷、平台营销，今年的618前十名场观合计2.4亿，与去年双十一李佳琦、薇娅合计5亿的场观相差甚远，热度远远不敌。
也不意外。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1-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38142亿元，同比下降0.2%，其中4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9483亿元，同比下降11.1%。
同时央行金融统计数据显示，4月末，人民币存款余额243.19万亿元，同比增长10.4%。
过去的三个月里，平均每天有超过700亿的存款涌向银行，想象中的报复性消费没有来，等来的是报复性存款。
麦肯锡《后疫情时代中国消费者行为》报告则显示，疫情爆发期间，30%的消费者减少了护肤品和酒类的使用量，一半以上的受访者减少了彩妆类产品的使用量。
如此一来，今年的618大促，提振社会消费、帮助商家和平台减压纾困成了主旋律。
事实上，618大促开启之前，天猫和京东分别推出了30项、25项针对商家的帮扶政策，“为商家减压释负”、“经营提振”等关键词多次出现。
平台对于618、商家的态度，也验证着今年电商形势之严峻。
从2021年一季度至今年一季度，阿里巴巴的中国零售业务营收增速从74%降至7%，其中今年一季度是淘宝成立19年来首次季度GMV下滑，4月GMV出现了超过10个百分点的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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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的核心电商业务收入增速及占比情况，图片来自36氪。
同期，京东零售业务增速从35.27%降至17%，今年一季度净亏损近30亿元；拼多多整体营收增速从238.9%降至7%——三大电商平台均创出成立以来罕见的零售业务低增速。
希望寄托在了618身上，平台们、商家们渴望借着618来一场突破，或者提升二季度业绩，或者活下去。
最后的最后，
这些压力具象化给到了李佳琦。在他们的蓝图里，头号主播李佳琦最好能再度刷新销售额，盘活商家、平台的流水，上演让利换增长的流量神话，扛起直播电商仍盛的旗帜。
“如果李佳琦凉了，某宝会开心吗？当然不会。在某音某手大力发展电商直播的今天，某宝需要一个标杆人物来稳住基本盘，虽然他们也认为流量太集中不好，但薇娅的例子已经证明了，即使头部倒了，他的流量也不会分散到其余腰部身上，更不会分散到商家身上。”6月7日，粉丝22万的微博新知博主@唐朝孟德发布微博如此评价。
现实来看，李佳琦未开播的6天里，蜜蜂惊喜社直播间的场观平均为763万，烈儿宝贝的为662万，香菇来了的则为371万，均保持日常水平。
“前两天我不是说李佳琦要停播一段时间嘛，刚刚朋友告知我了一个准确时间：
三个月。不敢保真，仅供参考。”6月7日，@唐朝孟德爆料称。
这是目前诸多猜测中唯一出现具体时间的，引发的评论两极分化。
“真的是这样也算是一个好结果，还能播就行，李佳琦不能倒”，“个人认为很难了，只要他一出现，旧事就会被反复提起”，“没有李佳琦照样消费”……喧闹中，彷徨情绪继续蔓延。
每日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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