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舟｜中年失业后，我这三年如何走过![]()
我家附近的黄昏这三年来，我不止一次回想起2020年4月30日。那是我在公司的最后一天，也是我在广告圈21年职场生涯的终点。老路走到了尽头，前方却无路可走。
当晚在回家的渡轮上，我不能不想到自己的人生下半场。在我眼前，是沉沉的夜里一段布满暗礁的航程，而我这艘渡轮渐渐远离出发的港湾，说不定正在偏离航向，不清楚什么时候才能靠岸。
“时代的一粒灰”，正以中年危机的形式降临到了我头上。
中年危机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我倒也不是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虽然当时还无从设想疫情的深远冲击，但向来对经济变动最为敏感的广告业，已经迅速感受到了寒意：只要市场上各品牌的销售出现下滑，广告主削减预算，广告代理公司要想不被波及，几乎是不可能的。实际上，在2020年1月疫情正式爆发后，我所在的公司已裁过一波，我轮到的是第二波。
人人都有不祥的预感。离别之际，留下来的同事半是宽慰我，半是自嘲地说：“像你这样‘早毕业’的至少还能拿到不错的赔偿方案，轮到我们的时候恐怕更差。”她没说错，后来第三波的赔偿方案确实差一些。业内之前还有个笑谈，说某家代理公司业绩不行，之所以没裁员，只是因为“没钱裁员”。
留下来确实也不见得是更好的选择，因为明摆着的现实是：工作将会更卷，多半只能苦熬。
疫情防控放开后，我和老同事今春重逢，谈到这一言难尽的三年，不止一个人都苦笑说了同样的话：“做得太累了，天天盼着被裁，这样不用自己为难，公司就帮你决定了，还能赔一笔钱。”我开玩笑说：“看来至少不用担心你们被裁后抑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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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博公园雨后黄昏 失业前3天摄失业后的自我怀疑，是这一危机的第一道关口。
本来，在广告这样流动性相当大的行业里，跳槽、失业都是常事，然而真轮到自己头上，多少还是有些不一样。虽然明知裁员只是公司基于成本考虑的决策，甚至和你的工作能力未必正相关，但要说没受一点打击，那不是真的。
像很多职业经理人一样，我也有一种很深的错觉：就算承认自己赶上了时代的红利，但内心还是更愿意相信所有成功都是靠自己的能力和努力挣来的。
然而，一旦你从那个位子上下来，就没人再认识你了，那你原先的成功，究竟是因为碰巧处在那个位子上，还是自己的能力？究竟什么才是你真正的能力？你如何在市场上证明这一点？
现实是：即便二十年的职场经验有点价值，也并非独特到不可替代，何况相比起这些经验，用人单位似乎还更在意你能否像20来岁的年轻人一样精力充沛，承受超负荷运转。有几家提出的要求，甚至让我面临“到底要钱还是要命”的利弊权衡。
在面试接连碰壁后，我就不得不面对一个现实：在肉眼可见的不景气中，像我这样“高龄”的经理人极有可能再难重返职场，前面是一道漫长的下坡路。
一个同样中年失业的外企高管曾说，她那会最担心的还不是再就业，而是怕被儿子看不起，因为“妈妈失败了”。
这其实是她自己内心恐惧的投射，十多岁的儿子并不在意妈妈的职场沉浮，更不会把这当成衡量她身为母亲的成败标准，也许反倒会庆幸她终于有更多时间陪陪家人了。
那也是我多少年来第一次有这么长时间每天待在家里，两个孩子似乎没感觉有任何异样，当然我们也没隐瞒他们，但兄弟俩一个11岁，一个7岁，可能还理解不了“失业”对我们这个家庭意味着什么——那或许也是好事。
有一天，老二笑着说了一句：“爸爸最近老是低声叹气，你过的是‘低叹生活’吗？”我心底里一凛。
过了些天，妻子带他外出写生，完事后和朋友一起去附近一家网红面包房逛逛，他进去后发现里面一条面包卖60多元，惊骇不已：“妈妈快走，这里不是我们穷人待的地方！”
妻子回家来说起，我们都笑出了眼泪，一时间不知道说什么好，既好笑，也宽慰，又有几分心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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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前滩在美国，经历过大萧条时期的那一代，都有一种特殊的心态，作家比尔·布莱森曾说起他父母，“只要可能，他们不会扔掉任何东西”，他父亲终其一生都缺乏安全感：“任何涉及资金支出的事情，都会让他露出逃犯刚听到远处警犬声时的焦虑不安。”
我们不想让孩子们也留下这样的心理阴影，跟他们说，家里也没那么困难，适当量入为出，但该买的还是买。老二仍不以为然：“可是你都失业了……”
回想起来，我此前所受的教育和职场经历，都指向如何获得成功，但如何体面地面对和应对失败也需要学习，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
我曾在书上读到过，芬兰人用“sisu”一词来描述自己的国民性，大意是“绝望中的坚持”，他们深知生活艰辛，却仍能以极大的谦逊自制和同情心来直面挑战。
我希望自己的孩子也能及早学会这一课，不用像我这样人到中年从头学起。
找方向虽然多年以来，我早已不再从工作中获得自我的成就感，但不可否认，对于习惯了每个工作日睁开眼的大部分时间都忙于工作的人来说，“退休”在家就像是自己生活被骤然抽走了骨架。
后来我在阿乙的小说《用进废退》中读到这样一个心理适应过程，可能每个失业者多多少少都经历过：
引用
我是在五年前失业的，也有可能是不愿再去工作。总之一直待在家中，背朝黄土面朝天地生活，也就是睡了吃、吃了睡。初期，常会在一阵焦躁中醒来，觉得会迟到，醒来明白并没有工作后，会微微感到失落。不过在想到没有工作（正如贫穷和死亡）是每个人都有的归宿后，心里也就安然了。
长久以来，工作并不只是工作，也是支撑我们生活的基本伦理——在汉语里，“闲着没事干”多少带点负面的含义。我也不是真的无事可做：居家的日子里，每天读书写作就够我忙的了，家务事当然也得知趣地多做点。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仍然在工作，只不过没有被雇用、也因此而没有固定报酬了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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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工位我能调适到新的生活节奏，原因之一是我也没想过干一辈子广告，只是一直无法下决心换一种活法。
在广告界有一个著名的笑谈：“不老的广告人。”意思是说，广告公司里绝大部分都是40岁以下的年轻面孔，广告人是不老的，问题是那些老广告人最后都去哪儿了？到现在，我自己开始体会到了。
在忙于工作的那些年里，我也曾无数次设想到35岁去读研，甚或是辞职后专心写作，那才是我从小的志趣所在，然而在国内要靠写作养活自己太难了，更何况我还有一大家子。虽然两边的老人都能照顾自己，但多年来时常压在我心头的一个现实是：老少八口人，我是唯一在工作的。
此前多年里，我只是利用业余的零星时间给媒体撰写书评和专栏，突然之间，稿费收入成了我所能赖以养家糊口的唯一收入来源。
失业在家后，最初的半年里，公众号带来的赞赏、流量收入还不及原先薪资的一个零头——但即便如此，这都已经大大超乎我预期，我从没想过公众号赞赏每月竟能有上千元。如果这是一份工作，那对我来说劳动产出就太低了，但现在，这就是我的生活。
要换一种活法，对很多人来说都是迫不得已。即便有辞职的勇气和心理准备，但一个人在全身心投入某一行十几二十年后，往往会发现自己除了本职，也不会干什么，就像那些退役的运动员。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当然更不敢轻易尝试。那些保住自己饭碗的老同学、老同事，也都战战兢兢， 有一位虽然早已身居高位，但坦言每天晚上都睡不好，生活就像在走钢丝，“我还不像你能写作，我如果没了这份工作，就真不知道还能靠什么为生了”。
我理解这种深入骨髓的不安全感，尤其是很多人在习惯了稳定的岗位之后，接受不了风险社会的失败率，非常抗拒灵活调适。
因为既没有人教过我们如何应对失败，也缺乏冒险训练，只有赌徒才最具冒险精神，然而那种“要么全部，要么全无”的高风险博弈没有中间过渡地带，对于求稳的中年人来说不免强人所难。
当这样的风险终于降临时，一个人得想清楚自己要么、能坚守什么，再慢慢地寻找属于自己的新方向。
这可能就像投资：世上没有完美无缺的投资策略，最终我们之所以选择某一方案，不是因为它有多好，而是我们在权衡之下可以接受其缺点；如果我们认为某个策略完美无缺，那这可能恰好证明，我们并没有真正理解这个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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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工作的一年》剧照和年轻时不一样的是，我现在更能接受自己的失败，也不急于想要成功，甚至可以容忍自己一时没有方向。
脱口秀演员丽塔·鲁德纳（Rita Rudner）有一次曾嘲讽她丈夫：“真的，每次我们迷路，他都会很着急。我从来都不急，每次我迷路，我就把当时迷路的地方当作我要去的地方。但对他来说，迷路了就完蛋了。”
笑完了就反应过来，她这番话意味深长，这种“没有方向”的焦虑感，可能在男性身上确实更明显一点，但是有什么关系？没有人规定我只能朝着某个确定的方向进发，我可以就在此时此地随遇而安，过好自己想要的生活。
做活两眼在我此前的人生里，工作和生活是截然分离的两个部分，但现在我开始体会到理查·布兰森说过的那句话：“我并不认为工作是工作、玩乐是玩乐，这都是生活。”
进入人生下半场，有一点必须想清楚：不要把自己的人生变成单位的螺丝钉，而是倒过来，把工作变成人生拼图的一块。
我曾经反复想过，如果再也找不到工作（那是很有可能的），那就一直写作下去。这与其说是选择一份工作，不如说是选择一种生活方式——其实前半生的读书、就业、结婚也都是如此，只是当时的我并没有意识到。
阅读和写作对我来说并不只是“让自己有事可做”，更重要的是，让我超越自己当下的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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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里莫·莱维，1985年在家中在读到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传时，我感受到一种跨越时空的共鸣：他原本是个化学家，只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经历，使他转变成了一个作家，然而直到40多岁，他仍然不得不深陷在职业发展既定的刻板车辙里，全职写作是有风险的：“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同时做好两份工作（化学与写作）：但在45岁时要抛弃其中之一不是没有风险的。”
在当下这个时代，“做活两眼”似乎已成了应对风险的新道路。
我的好朋友，夫妻俩一个从事旅游业，一个在宾馆工作，在这三年里都经受了惨重的损失，到后来索性想开了，一家人开车出去周游了一趟，回来好好再想新出路；另一位朋友，名校硕士，45岁被裁，一年多找不到工作，已经准备学点手艺，至少也有一技傍身。
失业在家，写了小半年公众号之后，一位读者找到我，介绍我去一家教培机构当顾问，每周二下午去半天，为他们的调研访谈、传播理念出出主意。第一线的教育访谈，尤其让我触动，在深入到孩子、老师和家长的网络中时，你可以切身感受到当代许多社会问题的症结所在。
然而，还没等我们更多的访谈展开，第二年5月，“教培风暴”来临，这份为我的生活提供托底的兼职只能到此为止。
三个月后，还是这位读者，又给了我另一个机会：去一家媒体撰写商业地理专栏。这需要我去各地访谈，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评估不同城市的发展机会和社会生态。
面谈时他说：“要做这件事，需要相当综合的素质：这个人不但得会写，还得对当地历史文化等情况有深入的了解，能搜集分析材料，在田野调查和市场调研的基础上得出洞察，同时具备这些的人很少，而你以前的经历就像是为此准备的。”
对我来说，这确实是一个难得的机会，不仅我此前所学的职场经验和写作兴趣能结合到一起，而且也有足够的创作自由：我只需要每周一三去两天，在选题上、写作上都被给到了相当大的自主权，并且我仍然可以在业余写自己的公众号，只要在话题上和商业地理不冲突。
2021年8月入职后，最初的半年堪称顺利，我也很快适应了自己的新角色，但生活的考验并未就此结束：谁也没想到，2022年春，上海封城，我原先的访谈和写作计划不得不推倒重来，等到终于似乎能出上海时，这一年也差不多快过去了。这段经历让我现在练出了一种特殊的应变能力：灵活调整自己的节奏步伐，捕捉并记录这个时代的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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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丈夫工作无能》剧照今年开春老友重逢时，有人开玩笑说我这两年“开启了人生第二春”，我说：“那完全是无心插柳。”她却认真地说：“不，你一直有所准备。”
怎么说呢，这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在当下这个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的确“一切皆有可能”，但与其担心自己将来有一天失业，倒不如及早去预想并修炼出“就算失业，我也能活下去”的能力。
当然，在那么多年的时间里，我对阅读写作的热爱并不是为了未雨绸缪，纯是兴趣使然，连我自己也不曾想到，这不期然为我带来了新的可能。
我曾读到过一个国外的童话《命运与伐木人》，讲一个老伐木工在厌倦了劳作之后，决心躺倒在床上不干了，然而，正是这为他命运的转机扫清了道路：他躺平后，他用来驮木材的骡子也得以闲下来，租给陌生人使用，最终还带着宝物回到了家中。如果他仍然循规蹈矩地干活，这一切就不可能随之发生。
虽然我的人生从未像过去三年里这样，犹如过山车一样剧烈起伏，但每次生活为我关上一扇门，也会打开另一扇门：直到疫情爆发后居家办公，我才开始专心写公众号，如果不是因为失业，那我极有可能没时间继续下去；多年来难以决定专职写作，但裁员帮我做了决定；最重要的是，写作为我开辟了新的生活可能，并且只要我愿意，可以一直写下去，我不需要再担心失业，因为这就是我的生活本身。
我知道，这里面肯定也有幸运的成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遇到这样的转机，但我想说的是：失业并不是末日，只要活着就有新的可能，不过，那与其说是搜寻外在的“机会”，倒不如说是重新发现内在的自我——这才是我们余生的使命。
每日一语![]()
乳化一时爽，一直乳化一直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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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今天——乳化篇1895年5月8日 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在俄国、德国、法国干涉下将辽东半岛还给清朝政府，改为索取3000万两白银赔款。 《马关条约》正式生效。
1997年5月8日 中国南方航空公司3456号班机（重庆飞往深圳，波音737）在深圳黄田机场落地时解体，造成33名乘客和2名机组人员死亡。
1999年5月8日 北约组织在轰炸南斯拉夫的过程中，五枚导弹击中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炸死使馆内三名中国记者，引起双方关系紧张。
此事件引发1999年中国反美示威，是中国学生运动史上自从1989年北京学运之后最大规模的学生游行。美国向中国伤亡者家属赔偿450万美元并赔偿中国政府2,800万美元，中国也因为美国驻华使馆在反美示威受到毁坏而向美国政府赔偿近300万美元。
媒体推测中使馆被炸原因：
1）南斯拉夫与中国合作在该大使馆建设雷达信号接力站和无线电监听站，以便监视北约军机。 《观察家报》和丹麦《政治家报》推测是美国中情局（CIA）轰炸了大使馆。
2）摧毁中国得到的F-117的残骸论：该年4月左右，美国F-117隐型战斗轰炸机被击落后，中国马上向南联盟提出要求，把F-117的部分设备和残骸供中国研究，在中国和南联盟达成协议后，南联盟把F-117的导航设备、带有隐型涂料的表皮残骸、发动机喷口耐高温部件在秘密状态下移交给了中国，放在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地下室供中国的军事专家研究。
3）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据情报消息就在中国大使馆，北约轰炸大使馆是一次暗杀/“斩首行动”。
2021年5月8日 美国演员John Cena声称「台湾是第一个看到《玩命关头9》的国家」。
2022年：前香港政务司司长李家超在选举委员会举行的2022年行政长官选举中，以99.44%得票率当选新任行政长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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