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一词尽管从词源上说，在中西社会中其语义不同，学者对于它的定义也有不同的角度。但在现代社会，它仍有一个大家公认的含义，即文明是与野蛮相对而言的，它是指人类社会的开化程度和进步状态的标志，是人类改造自然、改造社会和自我改造成果的结晶。
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开宗明义的第一章就提出人类进步的动力是社会分工，分工越细，效率的提高就越快。熊比特认为，斯密的这一思想是“全书最精练的部分”。熊比特还对此评论到：“在斯密看来，分工是导致经济进步的唯一原因。仅仅用分工便可以说明，为什么尽管文明社会存在着‘叫人难以忍受的不平等’，‘但文明社会中最卑贱、最被人瞧不起的成员，却要比最受人尊敬、最勤劳的野蛮人生活得好’”。“技术进步、‘各种机器的发明’甚或投资，都是由分工引起的，实际上只不过是分工的附属品。”李嘉图则进一步指出，社会化大分工之所以能够显著提高生产效率，是由于它能够充分地发挥人们的比较优势。在理论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相对擅长的技能。在存在一个自由交换的市场的条件下，各人可以根据自己的比较优势，专门从事自己最擅长的工作，然后通过交换来互通有无。这样，由于各经济主体的生产都是最有效率的，从而整个社会的生产也是最有效率的。
事实上，除此之外，人类的分工与合作还能够使个体的知识和经验在更广的范围得到传播和共享，它使前人在生产实践中所积累的成果不会因其消亡而失传，从而带来了力量和效率的成倍提高。马克思曾指出：“某一个地域创造出来的生产力，特别是发明，在往后的发展中是否会失传，完全取决于交往扩展的情况。当交往只限于毗邻地区的时候，每一种发明在每一个地域都必须单另进行；一些纯粹偶然的事件，例如蛮族的入侵，甚至是通常的战争，都足以使一个具有发达生产力和有高度需求的国家处于一切都必须从头开始的境地。”因此，“只有当交往成为世界交往并且以大工业为基础的时候，只有当一切民族都卷入竞争斗争的时候，保持已创造出来的生产力才有了保障。”
人类愈益细密和深入的分工与合作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而人类分工合作的前提，则是合作者之间起码的信任，是他们在长期的博弈过程中形成的信用关系。因此，从一定意义上说，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人们在愈来愈广的范围内的信任与合作史。信用促进了人类的合作从血缘家族到部落文明，再到民族国家，直至全球文明的扩展。正因如此，社会学家滕尼斯（Tonnies）、齐美尔（Simmel）、迪尔凯姆（Durkheim）和韦伯（Weber）等无不把信任视为社会组织之黏合剂、社会凝聚力的基础及社会系统的动力。亚当・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也说：“与其说效用、仁慈是社会存在的基础，还不如说信用、诚信、正义是这种基础。”“效用、仁慈犹如美化建筑物的装饰品，而不是支撑建筑物的地基，而信用、诚信、正义则犹如支撑人类社会这个大厦的主要支柱，如果这根支柱松动的话，那么人类社会这个大厦就会顷刻之间土崩瓦解。”可以说，正是凭着基于信任和信用关系的合作，人类文明才一步步走到今天。如果人与人之间普遍性地缺乏起码的信用与信任，不仅日常生活会寸步难行，而且人类文明也会倒退到弱肉强食的丛林状态。
1、信用与人类社会的出现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描述了人类脱离动物状态的过程。他在文中谈到，在较高等的脊椎动物的两种家庭形式（多妻制和成对配偶制）中都只有一个成年的雄者，成年雄者之间的嫉妒“使动物跟群对立起来”，使“其进一步的发展受到阻碍。”而人类原始群体中的成年雄者则能相互宽容，没有嫉妒，并认为这“是形成较大的持久的集团的首要条件，只有在这种集团中，才能实现由动物向人的转变”，因为“为了在发展过程中脱离动物状态，实现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还需要一种因素：以群的联合力量和集体行动来弥补个体自卫能力的不足。”这就是人类脱离动物状态的标志，虽然群婚的家庭形式是人类社会的最原始形态。可见正是群体内成员之间的相互信任与合作而使原始人群得以摆脱动物状态而成为人类社会，从而实现了“自然界中的最伟大的进步”。
2、信用与人类的文明时代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于1877年出版了《古代社会》一书，专门探讨了人类文明起源的问题。恩格斯根据摩尔根的著作，将摩尔根对于社会发展的分期概括如下：“蒙昧时代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人工产品主要是用作获取天然产物的辅助工具。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文明时代是学会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是真正工业和艺术的时期。”人类由蒙昧时代到野蛮时代直至文明时代的进步过程实质上也是更多社会成员的合作和合作深度愈益深入的过程。
恩格斯在谈到野蛮时代低级阶段的部落时说：“它无非是这种社会状态所特有的、自然长成的结构；它能够处理在这样组织起来的社会内部一切可能发生的冲突。对外的冲突，则由战争来解决；这种战争可能以部落的消灭而告终，但从没能以它的被奴役而告终。氏族制度的伟大，但同时也是它的局限，就在于这里没有统治和奴役存在的余地。”即在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人们之间的合作只能在部落内部实现，部落之间是几乎没有合作余地的。“在这个阶段上，除了部落内部发生的交换以外，决不可能有其他的交换，而且，即使是部落内部的交换，也仍然是一种例外的事件。”
后来，随着“游牧部落从其余的野蛮人群中分离出来―这是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各不同部落成员之间的交换就成为经常的事情了。即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之后，人们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已由部落内部成员之间的合作发展到了部落之间的合作。然而，“第一次社会大分工，在使劳动生产率提高，从而使财富增加并且使生产领域扩大的同时，在既定的总的历史条件下，必然地带来了奴隶制。从第一次社会大分工中，也就产生了第一次社会大分裂，分裂为两个阶级：主人和奴隶、剥削者和被剥削者。”而在此之前，“对于低级阶段的野蛮人来说，奴隶是没有价值的。所以，美洲印第安人处置战败敌人的办法，与较高阶段的人们的处置办法，完全不同。男子被杀死或者被当作兄弟编入胜利者的部落；妇女则作为妻子，或者把她们同她们的尚存的子女一起收养入族。在这个阶段上，人的劳动力还不能提供超出维持它的费用的显著的盈余。”
再后来，随着生产力的继续发展，社会出现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的分离。“生产的不断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劳动生产率的不断增长，提高了人的劳动力的价值；在前一阶段上刚刚产生并且是零散现象的奴隶制，现在成为社会制度的一个根本的组成部分；奴隶们不再是简单的助手了；他们被成批地赶到田野和工场去劳动。随着生产分为农业和手工业这两大主要部门，便出现了直接以交换为目的的生产，即商品生产；随之而来的是贸易，不仅有部落内部和部落边境的贸易，而且海外贸易也有了。”这说明此时人们之间的分工与合作已由部落内部和相邻的部落而扩展到了与之有贸易关系的海外。
这样，随着人类劳动能力的提高，原来的氏族制度逐渐解体，同时，“住得日益稠密的居民，对内和对外都不得不更紧密地团结起来。亲属部落的联盟，到处都成为必要的了；不久，各亲属部落的融合，从而分开的各个部落领土融合为一个民族的整个领土，也成为必要的了。” 氏族制度解体的过程也是民族国家建立的过程。恩格斯认为，氏族的解体和国家制度的建立是人类进入政治社会的标志，亦是文明的标志。
对于文明时代，恩格斯认为，“它是由分工方面的一个新的进步开始的。在野蛮时代低级阶段，人们只是直接为了自身的消费而生产；间或发生的交换行为也是个别的，只限于偶然的剩余物。在野蛮时代中级阶段，我们看到游牧民族已经有牲畜作为财产，这种财产，到了畜群具有相当规模的时候，就可以经常提供超出自身消费的若干余剩；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游牧民族和没有畜群的落后部落之间的分工，从而看到了两个并存的不同的生产阶段，也就是看到了进行经常交换的条件。在野蛮时代高级阶段，进一步又发生了农业和手工业之间的分工，于是劳动产品中日益增加的一部分是直接为了交换而生产的，这就把单个生产者之间的交换提升为社会的生活必需。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各次分工”。可见，从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到野蛮时代的中级和高级阶段直至文明时代，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步都是分工不断发展的产物；换句话说，也就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范围不断扩大、合作的程度愈加深化的过程。
然而，“由于文明时代的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因此，“人类的进步体现出了极强的二律背反性”。在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的同时，原始社会氏族公社那种自由、平等的状态却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形式的奴役制。文明时代的第一个奴役形式是奴隶制。然而，如前所述，奴隶制的出现使人类社会实现了对战俘生命的保存，这相比原来的杀死战俘的行为是一个巨大的进步。文明时代的第二种奴役形式是封建农奴制。封建社会废除了奴隶制，使所有人成为单个的个体，在地主的土地上耕作的农民摆脱了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了一定程度的自由。这在一定意义上也可以说是社会成员之间的合作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文明时代的第三种奴役形式是近代的雇佣劳动制。在雇佣劳动制下，工人们在人身自由上完全摆脱了对单个资本家的人身依附关系，他们在形式上可以自由择业，与雇主自由谈判，争取自己的权益，虽然在实质上他们与资本家还不能处于平等的地位，能够摆脱某个资本家的奴役，而不能摆脱资本家整体的奴役。雇佣劳动制是文明时代三大奴役形式中社会成员之间合作的最高级形式。
二.信用与现代文明
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以后，资产阶级由于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在新的交通和大机器不断被发明的条件下，开始奔走于全球各地。对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说道：“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大工业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是人类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世界范围内的普遍交往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进化的步伐。资本、技术、资源等各种要素资源在世界范围内的迅速流动与合理配置，极大地提高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效率；知识、价值观念及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使各地的人们越来越彻底地摆脱了地域文化的限制，并极大地促进了人类文明创造力的提高。从此，人类开始进入现代文明。
现代文明的出现，当然是以资本的扩张和工业技术的突破为动力的，尤其是信息技术、交通技术的革命性突破，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的空间和时间概念，它使全世界在一定意义上变成了一个“地球村”，为人类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的普遍交往创造了前所未有的技术条件。但要真正形成普遍的交往和合作，仅有技术条件是不够的，还需要有适宜的社会文化条件，其中一项重要的内容，就是跨地域、跨民族、跨文化之间的人与人的信任与信用。只有社会信用体系得到普遍发展，才能消除人类普遍交往与合作的心理障碍，不断扩大交往空间，提升交往层次，人类的信用合作范围才能得以由地域性和民族性的扩展为世界性的。以生产合作为例，波音747飞机共有45万个零部件，分别由6个国家的1100家大企业和15000家小企业联合生产出来。如果没有可靠的信用关系，没有世界范围通用的合作机制，我们很难想象16000多家企业怎么能够形成紧密的合作，而没有这种紧密的合作，它们生产出的45万个零部件又怎么能够组装出性能优良的尖端飞机。
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信用关系已经从经济领域广泛地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信用保证了社会生活的正常秩序。信任是对信用的回报，信任产生于信用。如果没有起码的信任，人与人之间就无法正常地交往，例如战争状态就是没有信任的非正常交往方式。亚当・斯密曾就商业领域的信用对整个社会的守信状况做过如下描述：“一旦商业在一个国家里兴盛起来，它便带来了重诺言守时间的习惯。在未开化的国家里，根本不存在这种道德。欧洲国家中，荷兰人最重视做生意，同时也是最重诺言的人。在这方面，英格兰人比苏格兰人较胜一筹，但不能和荷兰人同日而语，而生活在较偏僻地区的人，又比不上商业城市的人。这种差异并不是像一般人们想象的那样是出于国民性的原因。”虽然商业信用与一般社会生活中的信用并不完全等同，但前者对后者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
另外，信用关系所体现的平等的契约精神，也直接促进了社会生活关系“从身份到契约”的变革，进而在此基础上，孕育出了信用化的政治关系。产生了基于契约的现代民主政治，推动了人类政治关系由纵向的奴役，向横向的基于平等契约的委托代理的信用关系的转变。
由上可以看出，社会信用水平同人类的文明进步密切相关。信用水平的提高意味着合作范围的扩大，意味着合作的深入。在民族国家还是人类合作秩序最坚固的边界的条件下，一个国家的社会信用度越高，其内部凝聚力就越强，外部竞争力就越大。肯尼斯・阿罗甚至提出：“人们似乎有理由认为，经济落后很大一部分程度是由缺乏互相信任造成的。”福山在《信任：社会美德与创造经济繁荣》一书中曾通过对欧美、日本、中国、韩国和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及文明发展水平同其社会信任状况的关联度进行了比较研究，其结论是：“一个国家的福利以及它参与竞争的能力取决于一个普遍的文化特性，即社会本身的信任程度。” 他认为凡经济较为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其社会信任程度也较高，反之亦然。虽然他在该书中对中国社会的分析难免有其局限性，但他关于一个国家的信用水平与其竞争力正相关的观点无疑是深刻的。
三.信用与市场经济
商品交换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劳动产品的交换，其基本交换原则是等价交换，交换双方都必须以信用作为履约的条件，构成相互信任的经济关系。可以说，没有交换双方的信任与信用，任何一次交易都无法达成。马克思在分析早期资本主义信用时曾指出，商业信用是从劳动力的买卖开始的。因为资本家首先需要在劳动力市场上购买劳动力，劳动力的价格是在契约订立时确定的，而工人在拿到工资前就已经消耗了相当长时间的劳动力（如一周、一月等），资本家是在买到劳动力并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才付给工人工资的，因而劳动力的让度和工资的兑现之间就有个时间差，这就构成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一种信贷关系。因此，可以说，信用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基础。在现代社会，信用对于维护市场经济的运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信用是企业生产管理的基础
企业是生产的基本单位，企业生产效率的高低标志着一个社会生产水平的高低。企业的主体是雇主和员工。只有雇主与员工之间互相信任，企业才能正常地开展工作。穆勒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谈到诚信对于生产的作用时曾讲到，“劳动者的道德品质对其劳动的效率和价值来说与智力是同等重要的。”因为，在一个企业内，劳动产品成本的多少，在一定程度上依赖于他们的诚信，如果工人缺乏诚信，雇主就要加强对工人劳动的监督或对产品的检验，而“在这样一种辅助性职能上花费多少劳动，实际上就会减少多少生产性劳动”。“这种职能并不是事物本身所需要的，而只是用来对付工人的不诚实。”因此，如果员工的信用水平不高，没有责任感，或是偷懒、或是出废品，就必然会使企业的生产效率下降。同理，如果雇主信用水平低下，总是想方设法克扣工人工资，让工人工作更长时间，损害工人权益，不按合同履行其义务，最终也会引起工人的反抗。员工通常的反抗是怠工、破坏生产设备甚至罢工，这也会最终导致企业经营效率的下降。
因此，在一个企业内，如果雇主与员工之间能够建立良好的信用关系，员工之间能够密切合作，企业就会大大减少内部的管理成本，其生产成本也会大大降低，从而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提升其在市场上的竞争力。
2、信用使商品在市场流通中减少流通费用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中曾单独辟出一章专门论述“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他认为信用制度在资本主义生产中具有重要作用，其中之一就是流通费用的减少，这种减少表现于两个方面：一是货币量的减少。这源于：（1）信用交易不需要货币；（2）流通手段的流通加速；（3）金币为纸币所代替。二是由于信用，流通或商品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进而资本形态变化的各个阶段加快了，整个再生产过程因而加快了。
信用制度使流通费用减少的另一个表现是可以降低交易成本。交易成本包括市场主体寻找合适的产品和交易对象，了解产品的质量、价格，同交易对象的谈判以及监督契约的履行等方面所花费的费用。交易成本的支付在很大意义上可以看作是寻求与确保信用的费用。交易成本的高低往往是市场能否顺利运行，商品交换能否如期完成的关键。当社会的信用水平普遍较低时，人们就不得不在交易活动时将大量精力用于互相防范与戒备，加大保险系数，这就使交易的难度与费用大大增加，而成交率却大大降低。正如马克思所说：“这种劳动由于双方的恶意而增大，但并不创造价值。”同时，在交易的信用度很低的情况下，事后对违约的索赔、诉讼、仲裁等纠纷也大量增多，这也增大了交易的社会成本。相反，如果社会的信用水平高，大多数人能够做到恪守信用，人们就可以将那些用于防范他人的时间、精力和金钱用于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以及其他创造价值的活动，从而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马克思曾指出，资本要实现最大限度的增值，就必须更多地集中于生产领域，尽量减少在流通环节的时间，而“一切节省流通手段的方法都以信用为基础。”
3、信用制度能够合理配置社会资源，提高整体经济效率
在由农业社会到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人类社会逐步确立了规范信用关系的一系列制度规范，正是这些信用制度规则的运行，使得整个社会能够更为合理地动员和配置社会资源，提高了社会的整体经济效率。下面就信用制度对于不同市场主体的重要意义分别论述如下：
（1）对于企业来说，信用能够推动社会资本的集中，使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原来靠自我积累缓慢发展的小生产，在有绝佳投资机会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信用筹资获得发展企业所需要的资金从而迅速扩大其生产能力，而不会因为缺少资金而坐等机会丧失；同时，社会上有资金盈余的企业和个人，也不会因为没有良好的投资机会而认可资本损失，他们同样可以运用信用手段使资本发挥增值效力。在产品的生产阶段，如果只采用现金交易，许多企业往往会因缺少资金而无力购进生产资料，信用可以使企业采用赊销手段及时购进所需的生产资料；同样，在产品的销售阶段，信用可以使企业采用赊销的手段及时销售其产品。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专门谈到，信用制度推动了股份公司的成立，它使生产规模在较短的时间内迅速地扩大，推动了资本的社会化，加快了私人企业向公众公司的转变。信用制度还推动了企业的两权分离，使执行资本职能的资本家转化为经理，而资本所有者成为单纯的所有者。总之，信用制度为资本的自由流动提供了便利的条件，资本的自由流动则促进了生产部门、企业之间的竞争，竞争的结果带来了利润的平均化，使价值转化为生产价格，从而市场经济发展到一个平均利润规律和生产价格规律起作用的高级阶段。
（2）对个人来说，信用制度使其可以提前享受物质生活的便利。使用信用工具可以使消费者提前购买价格昂贵的住房、汽车或家用电器等耐用消费品，而不必等到积攒了足够的现金再购买。通过利用信用工具，消费者只要有稳定的工作或者其他固定的收入，就可以利用自身的信用可靠性来取得信贷消费，提前购买所需的物品，立即提高当前的生活水平。消费者可以使用未来的收入来支付当前需要的商品或劳务。另外，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常常会遇到急需要用钱的突发事件，如果要求立即用现金全额支付，对一般人来说可能是个沉重的负担。这时，人们可以凭借其信用，通过某种信用工具来应对这些因突发事件而产生的支付问题。当然，如果企业或消费者过度使用信用工具可能会带来破产等一系列后果，从而影响整个社会的经济运行。
（3）对金融机构来说，信用是其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在现代市场经济中，金融已渗透于整个社会经济领域，它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无时不在，无处不有，可以说，金融活动已成为一切经济活动的基础与核心。社会资源的分配与调节都是以金融活动为中心而最终实现的。从一定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部现代经济发展史就是金融经济发展史。然而，分析金融活动的实质，我们可以发现，信用则是其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在市场经济活动中，信用活动同时也都是货币的运动，信用的扩张或紧缩同时意味着货币供给的增加和减少；信用资金的调剂影响着货币的流通速度和货币供给的部门构成和地区构成。正是货币运动和信用活动日益紧密的联系和互相渗透形成了金融这一新的范畴。而货币本身也与信用密不可分。我们知道，货币是商品交易的媒介，但货币本身不过是印着一些符号的一张纸而已。它之所以能够代表相当的价值，换取相当的物品，其原因就在于人们对货币背后所代表的政府及一系列制度安排的信任。正如琼・罗宾逊所指出的那样：“货币实质上是个信用问题。”
信用也是金融活动不断发展的基础。 正是以信用为基础，在货币保管－兑换－经营的基础上，金融活动最古老的机构―银行产生了。银行的授信是以对受信人的信用进行评估的基础上而进行的。准确、及时地掌握受信人的信用状况对银行合理的选择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企业运用债权市场或股票市场等直接融资方式同样需要信用机构对其进行严格的信用评级。正是以信用为前提，各种新型的支付结算形式和金融工具被创造出来，它们与传统的货币一起发挥货币信用的作用，各类金融资产被广泛交易与不断重组，从而使商品生产与交换等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发展更加充分、广泛，社会资源的配置更加高效、合理。金融活动与经济增长的紧密结合使社会经济发展获得了更多的机会和增长点。
4、信用为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创造了条件
由于市场失灵，政府对经济的宏观调控成为现代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意。宏观调控首要的基本目标是调控社会的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政府调控经济的主要手段有两个：一为货币政策；一为财政政策。其中，货币政策日益成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货币政策即主要通过银行利率、存款准备金率等一系列政策的调整来影响经济的运行。在现代经济活动中，利率在很大程度上引导着货币、商品的流通，引导着资源的配置，以利率为操作与指引手段的金融调控和金融监管成为市场机制运行的中心。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现代意义上的金融宏观调控已成为宏观经济调控的核心。在这种调控机制中，中央银行是国家调节经济的中心，商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是中央银行调节经济的传导者，最终作用于国民经济各个部门和单位，整个金融体系组成了调节宏观经济的有机体。可见，如果没有由信用支撑起来的整个金融体系，宏观调控将没有可着力之点。另外，金融市场和各类信用工具的出现也为中央银行调节经济提供了场所和经济手段。
财政手段是宏观调控的另一个重要手段，而发行国债是政府实施财政手段的重要形式。众所周知，“国债是政府以债务人身份取得财政收入的一种手段。”“是一种借贷，属于信用关系。”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债已成为国家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的有力工具。国家通过公债把社会上闲置的资金转化为财政资金，有助于减少国民经济体系运行中的不确定因素，从而可以有效地克服它们的随机性和不稳定性，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同时，公债也是国家调节积累和消费关系的杠杆，可以控制社会购买力，从而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的平衡。此外，公债还是国家调节投资规模和投资结构的杠杆，既可控制商业银行盲目扩大投资贷款规模所引发的投资膨胀，又可收到合理调节投资结构的效果。
5、信用已成为市场主体的无形资产
前已述及，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为解决交换双方信用信息不对称的难题，现代信用制度应运而生。在此背景下，对市场主体而言信用业已成为具有经济价值的内容，已成为其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方面。一个市场主体一旦表现出了足够的信用，其潜在的交易伙伴就可以给予其足够的信任。对于消费者而言，他只要认准了某一品牌就不需要费劲地搜寻相关信息，甚至不必“货比三家”地精挑细选。他对品牌的信任，实际上正是对拥有这一品牌的厂商的信用的信任。在此条件下，信用已成为市场主体的无形资产。正如康芒斯所说，企业的信用是一种“无形的财产，现代资本主义的最大资产之一。”
信用制度可以加速社会生产力的物质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推动世界资本运动完成其历史使命。
四.信用活动与经济增长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前，信用活动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并不突出，信用总规模占国民经济总规模的比重也不高。在资本主义出现之前，各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相比现代社会来说都极为缓慢，因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之前的人类经济活动不是我们关于信用活动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予以考察的范围。前已述及，信用制度促成了资本所有者的联合，使分散的、孤立的资本形成社会资本，形成联合的股份资本。正是信用制度的出现加速了社会生产力的物质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这是信用制度的积极的一面。然而正如马克思早已深刻指出的那样，信用制度具有二重性，它同时又“把资本主义的动力―用剥削他人劳动的办法来发财致富―发展成为最纯粹最巨大的赌博欺诈制度”。即信用活动的过度与无序所导致的结果是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
对于信用活动与经济增长的具体数量关系，已有当代中国学者进行了较为系统的研究，本文在此将这些研究成果概述如下：
1、信用总规模增长快于经济增长
信用总规模指一个国家和地区能够计量的全部信用交易，包括债券、贷款、商业赊购款、货币、存款余额在内的信用活动的总计。信用总规模是国内各个部门―包括政府部门、金融部门、非金融企业部门和居民部门信用规模的总和，是我们能够量化的最广义的信用交易指标。
有学者分别对美国（1959－2000年）、德国（1991－1999年）、日本（1989－1999年）、法国（1995－1999年）、韩国（1975－2000年）五个国家信用总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的结论是：从长期看，信用总规模的增长率呈上升趋势；信用总规模的增长趋势呈指数增长；各国上升的速度和稳定程度有所不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和不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增长速度要快，经济衰退的国家其信用总规模增长也缓慢。这五个国家在所研究的时期内，其信用总规模都要高于GDP规模；而且，信用总规模的增长速度比GDP增长速度快。但各国信用总规模与GDP规模的差距是不同的，有两种情况：一种信用总规模很高，而GDP总规模较低，信用总规模与GDP的比例相对高，超过100，像日本和法国，它们的GDP规模相对信用总规模来说，几乎可以认为是零。另外一种，像美国、德国、韩国，它们的信用总规模与GDP的比例都只有一位数。
2、长期效应：信用对经济增长有拉动作用
（1）信用总规模与经济增长
有学者对相关国家的信用总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结果证明：信用活动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密切：经济进步与经济增长带动信用活动发展，与此同时，信用活动的扩大与发展又会促进经济进步与经济增长。有现实情况和数据表明，从长期看，大多数国家的信用活动与信用交易总规模均与GDP同方向变化，且相关性极强。在GDP水平低时，信用总规模和各类信用交易活动规模通常也都比较低，当GDP水平高时，后者也比较高。从美国1960－2000年的数据可以看出，经济增长与信用总规模的增长存在稳定的关系，信用增长对经济增长有正面的影响。从长期看，信用总规模多增长1亿美元，将带动GDP多增长2353万美元。
（2）各类信用形式与经济增长
虽然信用总规模与产出有较为密切且稳定的关系，但各类信用形式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不尽相同，对产出的作用也不一样。有学者就各类信用形式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得出如下结论：a、金融部门信用、非金融部门信用与经济增长。关于这一问题，对不同国家的研究其结论不同。对美国1945－2000年的数据分析表明，金融部门、非金融部门的信用与GDP都呈强正相关关系。相比之下，非金融部门信用与GDP的相关性强于金融部门信用与GDP的相关性。对中国1987－2000年的数据分析则表明，金融部门与GDP呈现较强的正相关，而与GDP增长额的相关性并不强；非金融部门与GDP呈强负相关，与GDP增长额负相关，但相关性也较弱。b、政府信用、非金融企业信用、消费者信用与经济增长。非金融部门信用按照信用负债主体不同，分为政府信用、非金融企业信用和消费者费用。有学者对美国的相关数据研究结果证明，非金融企业和个人信用规模的扩张与GDP都有较强的相关关系；而政府信用规模扩张与GDP增长的相关性很弱。对美国1960－2000年数据的进一步分析表明，消费者信用对GDP的拉动作用最强，其多增长1亿美元，平均拉动GDP多增长5619万美元；政府信用多增长1亿美元，会拉动GDP多增长1387万美元；非金融企业信用对GDP的拉动作用最弱，其每多增长1亿美元，将拉动GDP多增长970万美元。
（3）信用活动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因
信用活动拉动经济增长的原因不难理解。我们知道，投资、消费和出口是一国国民经济增长的三大支柱。企业和政府的债务增加，就会拉动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投资，居民消费信贷的增加就等于增加了这个国家或地区的消费。因此，政府、企业和个人的债务放大，就等于投资和消费总量的放大，那么投资和消费总量的放大在一定程度上就可以直接影响国民经济的增长。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出现了连续不断的经济持续的增长，被称之为新经济时期，美国产业的顺利转换从根本说就是依靠信用的支持，就是社会资金能够在高新技术产业得到有效的运用。
3、信用过量引起经济衰退
从西方征信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的实际情况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的信用活动与信用交易的总规模对经济增长有一定的拉动作用。从长期、均衡状态上看，在一定的范围内，信用规模的增长可以拉动一定比例的经济增长，但超出这个范围，信用增长过大或过小，都会影响到当期或未来的经济增长。也就是说，信用的效率可能是正的，也可能是负的。当信用总规模超常增长过大时，当年GDP增长会下降，历史上较大的经济衰退几乎都发生在信用总规模超常增长的年份。信用增长超常出正常增长的范围，会发生信用负效率，对经济增长产生负面影响。而且信用总规模超常增长，比增长不足带来的负效应更为严重。关于信用总量与GDP的合理比例，有学者通过研究2000年以后前述各国的信用总规模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认为：经济信用化率指标超过100，属于信用过度；低于1.5，则是信用不足；合理区间是3～7；7.5是信用危机的警戒值。美国2007-2008年期间发生的次贷危机就是经典的例证。
本文节选自石新中博士后论文第2章（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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