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17年，明朝北方边境上爆发了一场号称规模宏大的战役。近十万明朝官军与扣边的蒙古人激战数日，才最终脱离接触。当时的明朝皇帝朱厚照，甚至还亲自领兵参战，成为了最后一个亲上战场的大明君主。但他的这场大捷却只打死了16名敌军，让古今所有看客都觉得不可思议而疑云重重。
那么这一切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呢？应州大捷究竟应该是一场怎么样的战役呢？
可怜的朱厚照被黑得一塌糊涂
可能是出身的原因，也可能是明太祖朱元璋的遗传基因过于强大，明朝皇帝总的来说格局不大，性格也比较偏执，疑心病很重，容不得任何人染指手中的权力。这样一来，就跟总是幻想着“与圣天子共治天下”的文官们产生了尖锐的矛盾，甚至可以说明朝的历史，就是一部皇帝与文官的争权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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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帝多奇葩，但普遍不好惹，朱厚照是少有的例外
摊上比较强势、狠辣的皇帝，比如朱元璋、朱棣之类的，杀得文官人头滚滚、哭爹叫妈不在话下；遇到杀人手段不够狠但权谋手段足够硬的皇帝，比如朱厚熜、朱翊钧之流，也能把文官们玩得叫苦不迭、无计可施；即便是皇帝能力平庸又性格软弱也不要紧，这时候就轮到皇家走狗——太监亲自出马收拾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文官了。像王振、汪直、刘瑾、魏忠贤这明朝太监界的“四大天王”，哪个手上不是沾满了文官的鲜血？
所以前边说明朝历史是皇帝与文官的争权史，实在是高抬了这帮吃嘛不剩、干嘛不成的士大夫了，这帮货色其实就是被皇帝及其走狗按在地上反复摩擦的命。不过他们也不是一味挨揍，但大都只能是发挥特长靠嘴巴子、笔杆子反击一下，比如在史书上诋毁、抹黑一下那些他们眼中的“昏君”。
其中明武宗朱厚照应该是被他们黑得最惨的一位。
为啥这么倒霉？谁让他爹是明孝宗朱佑樘！
话说明朝十六帝中，真正符合士大夫心目中“圣天子”形象的只有一个半——明孝宗朱佑樘和明仁宗朱高炽。之所以朱高炽只能算半个，一是他在位时间太短，二是因为死前还想弄死犯颜直谏的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要是多活几年弄不好也得原形毕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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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朱佑樘是异类，因为他是明朝皇帝中少有的跟文官关系融洽的
唯有朱佑樘为人宽厚仁慈、勤于政事，又信用儒臣、大开言路，简直是朱家皇帝中的异类、怪胎。于是饱受摧残的文官们如久旱逢甘霖，对其感恩戴德、恨不得捧上天，甚至称其为“三代以下，称贤主者，汉文帝、宋仁宗与我明之孝宗皇帝”。
而朱厚照呢？这位朱佑樘唯一活下来的儿子，登基之后就轰走了谢迁、刘健、马文升、刘大夏等弘治朝名臣，任用李东阳、焦芳等佞臣、庸臣，放任刘瑾等宦官倒行逆施。这还不算，这位小皇帝荒嬉无度、肆意妄为，动不动就停开经筵、不上朝不说（后来朱厚熜、朱翊钧常年“闭关”其实都是跟他学的），还长居紫禁城之外的“豹房”和位于宣府（今河北张家口）的镇国府（朱厚照曾自封为“镇国公”）。如果说这还能忍，那么这位不靠谱的皇帝陛下经常不告而别、扔下江山社稷和满朝干瞪眼的大臣跑得踪影不见，这谁受得了？
而且这货可以信任那些卑贱的太监、可以信任那些粗鄙的武夫，偏偏对高贵的士大夫死活看不顺眼。更重要的一点是朱厚照虽然瞧不上文官，却不像其他明朝皇帝那样要么打杀、要么折腾，顶多是撵得远远的眼不见心不烦，所以惯会察风观色的文官压根不怕朱厚照。再者可怜的小照照无后绝嗣，继位的明世宗朱厚熜也不待见这位堂兄，所以文官们诋毁起这位明武宗来毫无后顾之忧，自然会加足马力拼命的欺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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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皇帝中，真正绝嗣到连兄死弟及都没戏的只有朱厚照一人，所以文官不欺负他欺负谁？
有朱佑樘这位让文官们无限缅怀的“圣天子”的珠玉在前，朱厚照连“犬子”都算不上，分明就是一只一无是处的大耗子！这让士大夫们何等失望、何等气急败坏？自然往死里埋汰他。
客观的说，朱厚照除了任性了些、叛逆了些、调皮了些以外，其实没干啥坏事。在明朝十六帝中，小照照的表现算不得好也算不得坏，明朝国势衰败既不是始自他手，也没在他手中变得更坏，称其为庸主可以，昏君就过分了。至于经常有人拿正德年间的民变和藩王造反说事，那就纯属扯淡——话说从朱元璋到朱由检的276年间，大明朝的民变什么时候消停过？连牛皮吹上天的“弘治中兴”那些个年头，该造反的一样反得热火朝天，压根不给那些胡说八道的士大夫们半点面子。
一场意外的遭遇战
相对于“下马治天下”，朱厚照更偏爱“马上打天下”。不过作为一名悲催的守成之主，小照照想在战场上一显身手可不是件容易事。哪怕他自封为“总督军务威武大将军总兵官”并改名朱寿，还郑重其事的令兵部存档、户部发饷，结果换来的还是“耽乐嬉游，昵近群小，至自署官号，冠履之分荡然矣”（《明史·卷十六·本纪第十六》）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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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厚照像个永远处于青春期、就是不肯长大的叛逆少年，坏倒不坏，就是招人生气
皇帝郑重其事，文官们当做儿戏；文官们视若生死之大事，皇帝全然不当回事。这样的君臣关系有个好才怪，不互相下绊子、拖后腿就见鬼了。
所以当朱厚照听说他叔叔宁王朱宸濠造反的消息时，简直是喜出望外，下旨“再言之，极刑”封住了那些唧唧歪歪的文官的嘴，领着兵撒丫子就往江西跑。结果还没跑到地方，就冒出个不解风情王阳明三下五除二平掉了宁王之乱，气得朱厚照七窍生烟，恨不能下旨放掉宁王，让他再反一次。
所以庙号为武宗的朱厚照，终其一生也就只有一次上阵杀敌的机会，那就是应州之战。而这次战役，则源自于朱厚照的一次“落跑”事件。
根据《明武宗实录》记载，正德十二年（公元1517年）八月，“上复夜出德胜门，趋居庸”（《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四·正德十二年》）——堂堂皇帝陛下居然是趁夜溜走，一个“趋”字将其慌慌张张、鬼鬼祟祟的神态描绘得淋漓尽致。不仅如此，朱厚照还未卜先知的让心腹太监谷大用留守居庸关，堵死了文官大臣们“追杀”他的必经之路。
这就导致了满朝文武直到7天后才得知皇帝溜走的消息，追到居庸关又有谷大用一“夫”当关过不去，只能徒唤奈何。不过朱厚照身边无一文官随行，这也使得他们在事后以未曾亲见为由，理直气壮的对应州大捷的战果不予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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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庸关是京师锁喉，谷大用把门一堵，小胳膊细腿的文官还真过不去
朱厚照先是到了宣府，又不甘寂寞的跑到阳和卫（今山西阳高）打算找几个蒙古人打一仗耍耍。结果几个蒙古人他没找到，倒是碰上了好几万。
话说曾在土木之变俘虏过明英宗朱祁镇的瓦剌大汗也先挂掉以后，蒙古人已经好几十年没冒出啥英雄了。直到又一个被懒惰的明朝史官称为“小王子”的家伙出道以后，才终结了这段尴尬的历史。
孛儿只斤·巴图孟克是成吉思汗的十五世孙、也先的外曾孙。在他成为鞑靼可汗之后，先后征服了亦思马因、火筛、亦卜剌等部，统一了漠南蒙古，被称其为蒙古的“中兴之主”，奉尊号为达延汗。
早在弘治年间，达延汗就屡屡犯境明朝的固原、宁夏、大同、宣府、榆林等边关重镇，目的是迫使后者开放边贸以获取急需的铁锅、茶叶、布匹等物资。朱佑樘擅长以德服人，打架就非其所长了，被揍狠了就勉强卖点货，等鞑靼人撤走了立刻就翻脸不认账。
朱佑樘这种智商欠费的做法其实就是在告诉达延汗：快来揍我，揍我才有好东西卖……
于是达延汗就经常来串门，大明朝的边镇再也不得消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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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朱元璋撵回草原以后，黄金家族的子孙更是一代不如一代，巴图孟克已经算是他们中的佼佼者了
这回达延汗眼看着天气凉了、战马的秋膘贴得也差不多了，就合计着该去南边划拉几口铁锅、扯几匹新布、抢几个花姑娘，这样才能让鞑靼人也过个肥年。
所以达延汗带着几万人（号称5万，实际可能在3万左右）跑到大同附近抢劫——为啥抢几口铁锅要带这么多人？因为自打土木之变后，明军实力下降，轻易不敢跟蒙古人野战。不过要是犯境的蒙古人来少了，他们也有胆子出城撵一撵、捞几颗人头报功，严重影响鞑靼人打劫的心情和效率。所以鞑靼人的常规打劫套路就是用大队人马将几座军镇、要隘堵住，剩下的游骑再将周边不设防的村镇洗劫一空，然后就可以收获满满的回家过年了。
可是这回达延汗发现他的套路不灵了，明军居然鼓足了勇气钻出乌龟壳、摆出一副决一死战的架势，这是咋回事？
当然是因为不靠谱的朱厚照偷溜到大同，玩起了猎人头的游戏。这么多年来被文官们欺压得欲仙欲死的大明朝将军们可算有了一回在皇帝面前露脸的机会，哪还能不下血本、卖死力气表现一把？别说鞑靼人才来了三、五万人，就算是三十、五十万，他们也得拼了。毕竟皇帝要是有个三长两短，他们全家老少就只有集体抹脖子一条路可走了。
于是朱厚照和达延汗大眼瞪小眼了半天，就开始大打出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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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10万人连续混战5日，这种规模的战役在终明一朝都不多见，文官们竟然试图抹杀，真是不知所谓
关于这场战役，《明史》中的记载简直简练到了仅用40字：“甲辰，小王子（即达延汗）犯阳和，掠应州。丁未，亲督诸军御之，战五日。辛亥，寇引去，驻跸大同。”（《明史·卷十六·本纪第十六》）不过在给鞑靼人作传时，描述得稍微详细了些：
| “十二年冬，小王子以五万骑自榆林入寇，围总兵王勋等于应州。帝幸阳和，亲部署，督诸将往援，殊死战，敌稍却。明日复来攻，自辰至酉，战百余合，敌引而西，追至平虏、朔州，值大风黑雾，昼晦，帝乃还，命宣捷于朝。”（《明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二百十五》） |
而这一仗的战绩如何就没人关心了，我们只好去《实录》中翻找：
| “是役也，斩虏首十六级，而我军（死）者五十二人，重伤者五百六十三人，乘舆几陷。”（《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四·正德十二年》） |
这也太扯了吧？双方近10万大军“战五日”、“殊死战”，而且其中一天从早打到晚、“战百余合”，战况激烈到“乘舆几陷”——也就是说连受到层层保护的皇帝陛下都差点被鞑靼人活捉、当成肥羊拉回家过年。
然而，文官们却理直气壮的将这场战役的性质，定义为一场规模大了点的村民械斗或是流氓斗殴——毕竟近10万人打了5天群架才死掉了不到70人，谁好意思将其称为战役？那才是不要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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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官的心目中，应州之战就该是图中这种模样
所以当朱厚照凯旋回京以后，曾兴致勃勃的向大学士杨廷和显摆他亲手宰掉了一名鞑靼人。后者当场表示祝贺，回头就大肆宣扬皇帝陛下吹牛皮。杨廷和作为百官之长给这场战役做了定义，有志一同的文官们自然没人肯把屁股坐在皇帝那边，于是众口一词的宣布所谓的应州大捷纯属子虚乌有。
直脾气的朱厚照拿这些官场老油条也没有办法，只好赌气似的连续10天不上朝以示抗议。
应州大捷到底打得怎样？
那么朱厚照御驾亲征打的这场应州之战，到底是村民械斗、流氓斗殴，还是明军与鞑靼人之间一场普通的武装冲突，或者真如朱厚照所言是场大捷？
种种迹象表明，答案显然是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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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州之战显然是一场大捷，而且是明朝中叶对外战争中最为重要的一场胜利
即便是对这一仗的性质和战果全盘否认的文官们，也不得不羞羞答答的在史书的角落里，做出了一个不起眼的评价：
| “是后岁（鞑靼）犯边，然不敢大入。”（《明史·卷三百二十七·列传第二百十五》） |
自从土木之变后，不管是鞑靼人还是瓦剌人都曾把大明朝重兵把守的边关军镇当成自家的菜园子，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如果没把他们打疼了、打怕了，向来视明军为无物的鞑靼人会“不敢大入”？
另外一个重要的证据就是这场战役中鞑靼人的主帅、统治整个漠南蒙古的达延汗，好巧不巧的就是死在了正德十二年。
应州之战爆发时已是当年的10月，达延汗还生龙活虎的领着几万人南下抢铁锅，怎么战后才两个月的工夫就挂了？要说他的死因跟应州之战没有关系，实在让人无法信服。
话说蒙古人的做派实在让人无语。从成吉思汗崛起于斡难河源起，此后的160多年里他们不但在中原建国，还差点一口气打穿了亚欧大陆，在近30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予取予求。可是一朝被打回原形，他们居然跟百十年前的祖辈一样，除了放羊牧马以外还是啥都不会、啥都没有。曾经锦衣玉食的他们回到了草原，卫生和医疗条件依旧糟糕得一塌糊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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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战争中，死在伤兵营的比死在战场上的多是常事，医疗、卫生条件更差的鞑靼人情况应该更糟糕
所以一辈子洗不上几回澡的蒙古人，一旦在战场上负伤、哪怕只是划了一道小口子，战后却死于伤口感染的事情实在太常见了。
所以达延汗的死因，最大的可能就是在应州之战中负伤，战后死于伤口感染。
一场参战兵力近10万、酣战长达5日，一边的皇帝险些被抓了俘虏，另一边的大汗因伤而亡——这要还是一场村民械斗或是流氓斗殴的话，那么明军和鞑靼人要是真打一仗，还不得打得地球爆炸？
那么这一战在史书上记载的战果，就一定是胡扯的了？还真不一定。
因为没有文官在场，所以明军的伤亡数字（死52人、重伤563人）应该是参战将领自行上报的，文官想要篡改、瞒报的难度很大。
那么就是明军战力超群、打了这么一场恶战也死不了几个人？当然这也不可能。
答案很可能是参战将领上报的伤亡数字严重缩水，目的就是为了吃空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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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空饷、喝兵血是历朝历代军队的传统，极少能有例外
早在永乐末年，曾经打得蒙古人落花流水的明军就已经开始腐朽。再加上明朝长期的财政危机导致军费拨付不足，边镇上的将领为了保持军队的基本战斗力，便极度依赖被称之为家丁或亲兵的极少数精锐部队。不过要养精兵就得花大价钱，这个钱自然不会从将领自己的腰包里出，他们想出的办法就是吃空饷。
到了正德年间，一支明军部队的实际员额能达到编制名册上的七八成，带兵的将领绝对是良心大大的好，能达到五成左右的是常态。反正一支名义上有几千人的部队中有三五百名能战、敢战的嫡系亲信足以应付一般的战斗，大不了就缩进乌龟壳死守，反正不管是鞑靼人还是瓦剌人都不怎么会攻城。
剩下的绝大部分士兵是否存在，确实也没有多大意义。
所以在应州之战中，自己的部下死得越多就越方便吃空饷，反正只要不上报他们就永远存在于领军饷的名册中。这种事情不但边镇将领、朝中文官都心知肚明，只不过大家一个求官一个求财，在这一点上井水不犯河水，也没必要揭发。
既然自己都没死几个人，参战将领的脸再大也不好意思说自己斩首几百、几千级吧？反正他们的表现已经被皇帝亲眼所见，也不在乎几个首级功劳了不是？
而且古代战争中，杀敌数和斩首数绝对不是一回事。尤其是以步兵为主的明军在战场机动性和控制能力上远不如纵骑如飞的鞑靼人，哪怕砍死好几十、上百个敌人也抢不到几个首级是很正常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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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步兵对战骑兵本就被动，除非全歼否则想搞出个像样的斩首数字是非常难的
不过鞑靼人损失惨重是肯定的，毕竟连达延汗都可能死于战伤感染，其他伤员死个七七八八就太寻常了。史书上说此后鞑靼人“不敢大入”，应该不光是在应州被打怕了，还有实力受损严重、无力深入的因素。
文官为何要抹黑应州大捷？
自古以来，只要一种政治形态存在一定时间以后，就会形成依附其上的固定的利益集团。而为了维护他们共同的利益，这个集团的每一份子都会不遗余力，对竞争者下手毫不留情。
自从科举制兴起以后，作为士大夫阶层代表的文官就在政治上占据了优势。明朝的文官虽然不幸摊上了朱家皇帝，没办法像宋朝同行那样“与圣天子共治天下”，但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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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是士大夫的天堂，明朝就惨了点，所以重现昔日辉煌的决心也非常的大
在暂时没有“圣天子”在朝的情况下，明朝的文官最在意的就是保持在政治地位上的领先优势，对竞争对手严防死守。
能跟文官竞争的利益集团无非外戚、宦官和武将而已。明朝的外戚力量实在过于孱弱，可以无视掉；宦官倒是经常被皇帝当打手，把文官折腾得死去活来，不过这帮家伙名声太差，能得逞于一时而无法横行于一世。所以在文官集团看来，最该提防其实还是武将。
在文官看来，仗不是不能打，但必须在文官的全盘控制、指挥下打才行。比如土木之变后于谦领导的北京保卫战，张经、胡宗宪等人领导抗倭之战，宋应昌、杨镐等人领导的万历朝鲜之役等，这样的仗才算正儿八经的国战，才值得大书特书、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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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继光等名将扬名那是后来的事，在明朝时抗倭胜利跟武夫没什么关系，都是张经、胡宗宪等文官运筹帷幄之功
可是应州之战呢？
| “上亲督诸军御虏于应州……先是，虏五万余骑营玉（榆）林，将入寇，上在阳和闻之，命诸将分布要地，大同总兵官王勋、副总兵官张輗、游击（陈珏）、孙镇、左参将萧泽军聚落堡，宣府游击时春军天城，副总兵陶羔、参将杨玉、延绥参将杭雄军阳和，副总兵朱銮军平虏，游击周政军威远。”（《明武宗毅皇帝实录·卷一百五十四·正德十二年》） |
除了荒唐的皇帝和一大帮粗鄙的武夫，谁能在应州之战中找到一个文官？在没有文官的情况下还能打出这么一场大捷来，你让文官的面子往哪儿搁？以后还怎么理直气壮的欺负武将？
万一皇帝跟武将玩上了瘾，以后不带文官玩了怎么办？
而且人家文官又不是怕死不敢上阵，而是那个荒唐至极的皇帝陛下不但嫌弃文官，还把他们撵得远远的：
| “大学士梁储等言：自圣驾寻边至今已三十余日，臣等三人义当轮疏一人常诣行在，左右朝夕奉问起居，因得以伸咎沃为，因居庸关守者奉旨不容官员往来，是以臣等不能如愿。至于边警重务，亦一切不得与闻。”（引用同上） |
这让文官们情何以堪，岂能不恼羞成怒？
话说历朝历代的皇帝其实都没啥隐私空间。他们日常干了点啥，在后宫有宦官负责记录，在前朝则有史官寸步不离的盯梢，并以其记录的“起居注”为准——史官在各朝官名不一，但都是有文官担任。朱厚照既然是偷溜出京，身边肯定没有史官跟随，自然也有相关的起居注记载，于是文官们也就有充足的理由宣布这场所谓的大捷是不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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