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量谈史]同为民国才女的张爱玲和杨绛如何评价彼此？[2P]
白纸黑字里看杨绛张爱玲互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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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玲，一代才女佳人，创作了大量文艺小说，散文，被无数文青所喜爱。而她的经历和爱恨情仇更是令人嘘虚。杨绛，风华绝代，是丈夫眼里的最才的女，最贤的妻。不仅和钱钟书的爱情常为后人称道，她的成就也十分巨大，被人们尊称为“先生”
同样是一个时代杰出的才女，同样的才华横溢，高贵美丽。他们学识丰富，博学多才，又聪慧机敏，在中国文坛的成就巨大，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发展。甚至于两个人都十分清高孤傲，不愿沾染世俗的风气。不同的是，两个人成长经历，环境，以及所受的教育和性情品格完全不同。
杨绛生于一九一一年，二零一六年去世，享年一百零五岁。张爱玲生于一九二零年，一九九五年去世，享年七十五岁。对比起来，杨绛比张爱玲长九岁，却多活了近三十年的光景。
同时代的两位杰出女子，有着不同的成长环境、教育背景、人生经历、性格特征，又皆学贯中西，博闻强记，涉猎面广，聪明绝顶，在文学史上的成就和地位不容忽视。更为有趣的是，两人都享有“不近人情”的坊间“美誉”，时刻与尘世保持距离，洁身自好。
把她俩放一起，不管是杨绛还是张爱玲，估计谁都不愿意。
这里却不得不把二人相提并论，只因台湾《联合文学》前总编辑丘彦明的《人情之美》中有这么一句话：（给张爱玲）寄去《干校六记》一书，她看了在信中写下：“新近的杨绛‘六记’真好，那么冲淡幽默，而有昏蒙怪异的别有天地非人间之感。
这是我第一次看到张爱玲对杨绛作品的评价，震动颇大。
杨绛的《干校六记》一九八一年五月先在香港出版，同年七月在北京出版，记叙的是一九七〇年七月至一九七二年三月她被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改造的一段生活。丘彦明与张爱玲因编者与作者的关系，于一九七九年至一九八七年之间通信达四十五次之多。推算起来，有可能《干校六记》在香港甫一出版，丘彦明便寄给张爱玲，张以作者的身份，本着对编辑有信必回的原则，于是有了上边一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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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所以震动，是二〇一六年杨绛去世后，作为其挚友的老出版家钟叔河先生应《湖南日报》之约，拿出杨绛生前写予的两封信，由王平先生代写文章交代缘由（题为《用生命之火取暖——杨绛致钟叔河信两封》），于报纸上刊登，以表怀念之情。在其中一封里，杨绛谈及张爱玲，这里摘录部分：
前天刘绪源赠我一本《翻书偶记》，序文是你的大笔，忙翻开细读，我觉得你们都过高看待张爱玲了，我对她有偏见，我的外甥女和张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我的外甥女说张爱玲死要出风头，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但她相貌很难看。一脸“花生米”（青春豆也），同学都看不起她。我说句平心话，她的文笔不错。但意境卑下。她笔下的女人，都是性饥渴者，你生活的时期和我不同，你未经日寇侵华的日子，在我，汉奸是敌人，对汉奸概不宽容。“大东亚共荣圈”中人，我们都看不入眼。夏至（志）清很看中张爱玲，但是他后来对钱锺书说，在美初见张爱玲，吓了一跳，她举止不自然，貌又可怕。现在捧她的人，把她美化得和她心目中的自己一样美了（从照片可证）。我没有见过她。她的朋友苏青却来找过我。苏青很老实，她要我把她的《结婚十年》编成剧本。
信写于二〇一〇年一月二十日。关于此信刊登所掀起的波澜，则是后话。
此时距张爱玲写那封信给丘彦明已过去约三十年。
坊间一直对杨绛张爱玲的互评有一些描绘，但往往旋即被否认，无从查证。有记载的只是一些相关人士讲述的零星印迹。一九七九年钱锺书访美，回答台湾作家水晶的提问时，曾夸过张爱玲。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安迪（作家陆灏的笔名）到钱北京的寓所重问此事，钱说那不过是应酬而已，因为那人（指水晶）是捧张爱玲的。据说当时杨绛曾在一旁补充，“劝他不要乱说自豪感，以免被别人作为引证”，钱锺书说无所谓。水晶后来出版的作品《夜访张爱玲》提到：“我又说《围城》当然写得很好，可惜太过‘俊俏’了，用英文说，就是‘too cute’，看第二遍时，便不喜欢了。她（张爱玲）听到这里，又笑了起来。”水晶据此推断“看来她同意我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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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一年五月二十二日宋淇致函钱锺书时，直接提到张爱玲：“读《红楼梦》者必须是解人，余英时其一，张爱玲其一，杨绛其一，俞平伯有时不免困于俗见，可算半个，其余都是杂学，外学。”钱锺书回信对此事未置一词。宋淇曾有信给张爱玲，提及钱锺书“表面上词锋犀利，内心颇工算计，颇知自保之道”。因钱锺书和张爱玲皆由宋淇推荐给夏志清，宋自有其伯乐之功，他信里的观感可供参照。
宋淇儿子宋以朗著的《宋家客厅：从钱锺书到张爱玲》里也有这么一段：“究竟钱锺书和杨绛是否真如网络传闻中那么瞧不起张爱玲呢？你不可能在父亲和他们的通信中找到真凭实据，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蛛丝马迹而已。但我家中有一本书，大概很少有人知道，那本书叫《浪漫都市物语：上海、香港’40s》，1991 年出版，是一部日文的现代中国文学选集，而合著者正是张爱玲和杨绛两人。杨绛当年一定是同意这安排的。”宋以朗的分析和论断未必准确，不经作者本人授权随意选编合集的做法还少吗？当事人杨绛或张爱玲都未必知道此事或见过此书。
张爱玲一直给人高冷的感觉，不愿见人，谢绝活动，正如她写给丘彦明的信里说：“我此间的地址只用作通信处，从来不找人来，亲友一概没有例外——也不能出来赴约，实在缺少时间，因为健康不好，好的时候就特别忙迫……”言辞入情入理，让人唯有同情之理解。
杨绛更是一味深居简出，尤其晚年失女丧夫之后以一耄耋老妪之笔写下《我们仨》，令人唏嘘动容。她坚辞各种桂冠头衔，谢绝各种邀约集会，警惕各种以拜访为由实欲得私利、赚私名的举止行为，甚至为捍卫亲人的隐私名誉不惜年过期颐仍挺身而出。
那么，张爱玲对《干校六记》的评价，杨绛知道吗？不得而知。
从为人处世上看，杨绛和张爱玲确有相似之处，只是，双方眼里的对方却大不相同。
我不免以“小人之心”，在这里揣测一番，做了几种假想——
第一，通信对象。张爱玲面对的是杂志编辑，尽管她和丘彦明有着八年的稿约合作，终究关系也只是作者与编辑的“君子之交”。甚至丘彦明的同事苏伟贞，自一九八五年进入《联合晚报》始，至一九九五年张爱玲去世终，长达十年的时间里给张爱玲写了无数信件，却只收到回信十二封，并未约到一篇稿子。所以，张爱玲客气地以“真好”作答，这份评价是完全发自内心，或是囿于情面、出于自保，不好说。
杨绛面对的是钟叔河，一位与钱锺书、杨绛一家交往长达三十年的老友人，她彻底敞开心扉，不设防地思无不言，言无不尽。信中的意见完全是杨绛心底想说的。只不过，杨绛写信的时候，没想到日后信件会被公布出去。对于信件的公开，钟叔河先生有自己的一番见解，他认为信件是钱杨二人文品及人品的一部分，具有珍贵的文献价值和史料价值，应为读者及研究者所明悉。
第二，阅读审美。在国内文坛已享盛名的张爱玲于一九五二年向香港大学申请复学获得批准，持港大证明出境，以翻译和创作为生，后移居美国，深居简出，但她对世界文学，包括大陆文坛动向了然于胸。台湾作家王祯和曾陪她于一九六一年十月游览台湾花莲，途中聊天，张爱玲“从丁玲说起，说到大陆小说，她说在大陆都是按一种模式来写作，不会有好东西的”（见丘彦明《人情之美》）。那是张爱玲人生中唯一的一次去到台湾。当然，二十年后她再看杨绛的《干校六记》，有可能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以她特立独行的性格、惜字如金的表达，故意应景或是敷衍，似乎有违她的处世原则。
张爱玲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凭小说《沉香屑·第一炉香》一炮打响，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沉香屑·第二炉香》《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等小说、散文相继惊艳亮相。同样活跃于文坛的杨绛对此不会没有自己的想法，在那个水深火热的年代，她于是有“你生活的时期和我不同，你未经日寇侵华的日子，在我，汉奸是敌人，对汉奸概不宽容”之感慨。
第三，年龄差距。尽管她俩相差九岁，同属一个时代，但杨绛说她外甥女和张爱玲同是圣玛利女校学生。在杨绛眼里她明显不愿与张爱玲平起平坐，甚至有意把她和自己看成两代人。因此提及张爱玲，杨绛毫不掩饰对晚辈严苛的看法：“我对她有偏见，……故意奇装异服，想吸引人……”
第四，礼尚往来。钱锺书访美是一九七九年，他对张爱玲的“超级粉丝”水晶说：“She is very good，她非常非常好。”这话之后有可能传到了同在美国的张爱玲耳朵里。故张爱玲在看到丘彦明寄去的《干校六记》后，便还给钱锺书一个人情，在回信中夸道“真好”。张爱玲后来一直隐居，不与外界联络，直至一九九五年去世，病逝一周之后才被房东发现。钱锺书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八日在北京寓所与上门拜访的安迪闲聊，谈及张爱玲时并无好感，杨绛在场。不过他们的谈话有个“约法三章”——不可报道。纪念钱锺书诞辰一百周年时，安迪还是写了文章《我与钱锺书先生的短暂交往》，尽管自嘲“如钱先生所说的日月下的爝火”，但还是透露了以上信息，留下可贵资料。
丘彦明写文章时已卸下《联合文学》总编辑的职务，准备前往欧洲进修，那一年是一九八九年。她断不知杨绛写予钟叔河的信（二〇一〇年），也无从知晓钱杨与张之间的真实关系，或许，这些也不在她所关心的范畴之内。
借由第三人的口，说出的话未必当真可信，就像钱锺书在一份校样旁批注：“都似可删。借人之口，所言亦非诚心，徒扯篇幅。”
从现存的公开的信息上看（且不管背景如何）：张爱玲对杨绛《干校六记》的评价表明了她在这一部作品上对杨绛的欣赏和认同（对其他作品的评价未能见到）；杨绛给钟叔河的信则表明了她对张爱玲从人（一脸“花生米”）到文（意境卑下）的偏见。
这种互相的评价是白纸黑字在信里公开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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