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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是一条藏满密码的河流，所有偶然都是乔装打扮的必然。
比如，台湾女作家三毛13岁时曾预言：自己长大后会嫁给一个西班牙人做妻子。后来感情上历经跌宕。命运百转千回，果然把她送进了一个西班牙男人的怀抱。
再比如，胡适先生小时候因为身子弱，总是斯斯文文的不能同小伙伴们野蛮的玩耍。因此，被长辈们戏称为“先生”。结果歪打正着一语中的，后来胡适果然成了民国史上一位当之无愧的大先生。
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青年杂志》1916年，《青年杂志》改名为《新青年》。
这份刊物成了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风向标。1917年1月《新青年》刊登了一篇标题为《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章作者署名：胡适。
文章旗帜鲜明的提倡白话文，如一股清新脱俗的泥石流势不可挡冲击着当时“言之无物”的中国文化界。一石激起千层浪保守者看到此文暴跳如雷，大骂胡适数典忘革新者读罢此文拍案叫绝，忙不迭为胡适点赞尽管反应大相庭径。但，大家都有一个不约而同的疑问这个胡适到底是谁？
很快，北大校长蔡元培就为大家揭晓了答案。1917年夏，经陈独秀推荐北大聘刚从美国留学归来年仅26岁的胡适为教授。阮籍当年“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的感慨。1600多年后，再一次被搬上历史舞台。胡适太年轻，以前从没人听说过，因为一篇文章就可以做北大教授？
有人公开表示：我不服。不服胡适的人太多了，国学大家章太炎的徒孙傅斯年就是其中之一。
他不由分说拉着精通旧学的顾颉刚闯进了胡适的课堂，几节课听下来目瞪口呆。这位年轻的胡教授根本就不按常规出牌，讲哲学和修辞学直接从周宣王开始。老一辈必讲的三皇五帝唐虞夏商他压根儿就没提，同学们都来问颇有威望的傅斯年：这个胡适到底讲的怎么样？傅斯年说：学问虽然一般，但路子是对的。你们不能闹就这样，与学生同龄的胡适在北大站住了脚。
1919年，胡适出版《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册，整个中国上层文化圈和思想界受到了革命性震动。一夜之间，胡适暴得大名。
这一点在整个中国文化史上，只有梁启超可与比肩，但梁的成名也是因为和老师康有为搞戊戌变法运动，与胡适的全无凭借、以一己之能成名大为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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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胡适在上层文化圈的影响逐渐扩大到全国。颜值高、学问好、眼界宽、心胸广。年少丧父、寂寂无名的胡适圈粉无数，俨然成了民国时期春风得意圈粉无数的大V。
1937年，日本人进了中原。七七事变以后，蒋介石请胡适担任驻美大使，消息传到日本后，日本内阁顿感压力山大。日本国内社会舆论一致认为：应该派三个人同时出任日本驻美大使才能抗衡胡适。这三个人分别是：文学专家鹤见祐辅；经济专家石井菊次郎；雄辩家松冈洋右。
志在学术的胡适临危受命，次年正式上任。多次拜访他哥伦比亚大学的同学美国总统罗斯福。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呼吁美国改变靖绥主义立场为中国的抗战事业主持正义。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当晚，罗斯福打电话给胡适说：“胡适，我要第一个告诉你，日本人轰炸珍珠港了。”就此，美国正式参与二战。
后来，有美国学者感叹说：“美日之间的战争不是不可以避免的，很大一个原因，就是罗斯福受到这位颇为干练的中国大使胡适的鼓动。”
他在美国担任中华民国驻美大使期间，行路万里，演讲百次、四处奔走、殚精竭虑为了表示敬意和对中国抗战的支持，美国各大学纷纷授予他名誉博士的头衔35个名誉博士，在全世界空前绝后。他的学问不是最好的但这35个名誉博士头衔，一个一个都是他在国际社会上地位和影响力的体现。
从26岁暴得大名开始，外界对他的质疑从来都没有停止过。甚至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因为某些人为的原因，他被彻底抹杀。
有人不屑地说：他只不过恰好填补了历史的空白而已。但为什么，恰好是他而不是其他人？难道这真的只是一种巧合吗？
论学问，就连学生的旧学底子也比他好；论影响，章太炎、陈寅恪哪一个不比他影响大；论政治，梁启超、陈独秀哪一个不比他有想法。但事实上，就是这个在中西学领域均不能称为大师的胡适，完成了一个时代的启蒙。他近乎完美的满足了中国人的理想人格形象。
范仲淹说：云水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这句话，一定是为他量身而作的。
宽容见性，大善于身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胡适始终保有一份温和、理性与包容的态度。当同时代的学者们都忙着全盘西化时，他提出“整理国故”的理念，批评他们眼光狭隘，只从“有用无用”的功利角度出发。当同时代的旗手们都忙着在报刊上互相攻击时，他却担心这种不容忍的冷酷态度会影响下一代的人生观。
最早的时候，他和鲁迅、陈独秀共同提倡白话文。鲁迅在早期的文章中多次赞誉他，后来因为政见不同，大家渐行渐远以致分道扬镳，鲁迅的投枪就朝这位昔日的战友身上扎来，一而再再而三地讥抵他，但他总不说话。
1936年，一生以反鲁迅为志的女作家苏雪林大骂鲁迅“人格卑污”“心理完全变态”。这时，胡适站出来告诫她“不要攻击其私人行为”，并对鲁迅一生的功绩做了坚决肯定。
1917年，归国任教北大后不久，在母亲的安排下，胡适回到老家安徽绩溪迎娶了江冬秀。虽然包办婚姻他也反抗过，但终因“不忍伤几个人的心”而选择了接受。江冬秀是出了名的母老虎，而且眼翳、小脚、爱打麻将、没什么文化。但胡适一生对她包容，每次她发脾气大喊大叫时，他就借漱口之名躲进卫生间里去。
见过江冬秀的李敖曾感叹说：“见过江冬秀，才知道胡适的伟大。”人家笑他惧内，他就搜集从古至今的惧内故事。还发起怕太太协会。江冬秀爱打麻将，他就专门找人陪她打。江冬秀写出错字百出的家书，他就高兴的作诗来夸奖她。天才作家张爱玲曾羡慕的说：“胡适和江冬秀的婚姻是罕见的幸福的包办婚姻。”
无怪乎著名史学家唐德刚说：江冬秀“成了传统中国最后一位福人。”
胡适一生，曾与学界泰斗梁启超有过两次交集。第一次是1921年，梁启超请胡适为自己的《墨经校译》作序。胡适很真诚的写了一篇序，对梁启超研究墨子的成绩予以充分的肯定，同时也很直率的提出了不同的见解。梁启超嘴上称赞胡适“极纯笃的学者风度于学风大有所裨”。出版时却把胡适的序排在了最后，而把自己反驳的文章放在了最前面。
第二次是1922年3月，梁启超赴北大三院演讲时评论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先褒后贬，言辞极为犀利刻薄。评论完，留下一段时间让他答辩。胡适大度而谦虚的说：“我希望多得不同观点，再希望将来的学者加上考虑的功夫，使中国哲学史不被一二人的偏见遮蔽了。”
后来在日记中提到这两次交锋，他写道：“这都表示他的天真烂漫，全无掩饰，不是他的短处，正是可爱之处。”
大学者陈之藩曾说：“没有人不爱春风的，没有人不在春风中陶醉的。春风是爱物的，长者是爱人的。胡适先生是长者。”
这句话应视为对胡适一生为人的最好注解，《水浒传》里，及时雨宋江是江湖通行令。而在民国，“我的朋友胡适之”才是，无论相识与否，大家都喜欢说这句话。他曾先后资助林语堂、吴晗、罗尔纲、周汝昌、李敖、沈从文、季羡林、千家驹等一大批才子，后来这些人都成为栋梁之才。
对青年才俊如是，对走卒贩夫也一视同仁，卖烧饼的鼻子里长了瘤子没钱治来找他。他立即写信给医院院长：“这是我的朋友，一切费用由我来承担。”他还是民国史上一位热心的红娘，先后为150多对新人证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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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书法
胡适的宽容，不仅是对人对事对学问，对社会也是一样。他一生热爱自由，无党无派，故而最能中立的来看待社会形态。
他敢在国民党政府里为清朝废帝讲公道话；他也敢在国民党政府里从政；对受资助者，他从来都是施恩不图报。他说要“长留利息在人间”。他受新思想影响至深，却接受了包办婚姻。
季羡林在回忆他的文章里写道：“他待人亲切和蔼，见什么人都是满面笑容，对教授是这样，对职员是这样，对学生是这样，对工友也是这样，从来没见过他摆当时颇为流行的名人架子、教授架子。”
《道德经》里讲：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居善地，心善渊，与善仁，言善信，政善治，事善能，动善时。夫唯不争，故无尤。
大善隐身，厚德载物。世间如果有君子，名字一定叫胡适。
君子从容，一生自由
1955年，胡适从美国写信给李济透露了自己想回台湾的想法，李济帮他在南港傅斯年图书馆附近找一块地，他想盖几间小房子安心写作。蒋介石知道此事后，立即表示愿意在中央研究院附近拨一块地给他建房。胡适受到消息后坚决反对，蒋介石对胡适的“礼遇”可谓是数不胜数，早在大陆的时候，他就经常以私人名义邀请胡适吃饭，还三番两次请胡适到国民党政府中从政。
甚至有一次提出请胡适做总统，自己退居行政院长。但胡适深知文人与政客根本不可能成为朋友，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不为所动。
1959年，蒋介石为连任总统。准备修改对其连任构成威胁的《中华民国宪法》，取消不得连任超过两届的规定，胡适多次沟通无效后。在1960年2月20日，发表声明公开反对蒋介石违背宪法。并拒绝担任即将召开的“国大”主席团主席之职。蒋介石为此恼怒异常，其子蒋经国甚至有“收拾”胡适的打算。但慑于胡适在国际上的威望，没敢动手。
1962年2月24日，中央研究院在蔡元培纪念馆召开会议。一个月前刚出院的胡适也要来参加会议，医院方面打算派医护人员来现场照顾他。他还打趣说：今天的会是喜，你们一来，像要办丧事似的。
下午六点半的酒会上，一些院士要告别，胡适一手端着酒杯，一手要跟告别的人握手。他转过身来，似乎要和别人说什么，突然身子一晃，向后倒下，脸上的笑容似乎还没有完全消失。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声震海内外的胡适先生，再也没有醒来。
胡适去世当晚，于右任、蒋经国等103人即组成治丧委员会。3月1日，蒋介石亲往祭吊颁赠“智德兼隆”匾额，并亲自手书挽联：“新文化中旧道德的楷模，旧伦理中新思想的代表”。
3月2日出殡路上，从台北到南港，家家燃香、户户路祭、沿路送殡的人加起来有十余万之众。这些人中，有达官显贵、有文人雅士、也有布衣白丁。江冬秀在悲痛中对儿子动情地说：“祖望啊，做人做到你爸爸这样，不容易哟。”
从新文化运动到离世，在几十年的论战里，胡适始终秉持自由宽容的理念。他热爱古代圣贤，但不浮夸遥远的光荣；他看好近代中国进步，但又深知我们民族的弱点。他用世界的水准，不断衡量我们民族的内心和生活。无论什么年龄阶段他都逆着风向，挺身高呼、独立自由，力图再造文明、复兴民族。
形骸终要化灰，陵谷也会变易。但他一生自由宽容的思想带给我们的光明，将会一直照耀着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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