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去何从
1948年年底，胡适行将告别他服务了三十一个年头的北京大学。
那年的秋天，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军在东北发动了辽沈战役，到是年11月2日，东北全境宣告解放。辽沈战役后，东北野战军稍作休整，就立即挥师入关，与华北野战军会合，于12月上旬发动平津战役，到21日，人民解放军完成了对北平、天津、张家口、新保安、塘沽等城市的分割包围，切断了国民党军南撤西窜的退路。北平已经成为一座孤城，被人民解放军团团围住。在南京的蒋介石也开始准备他的“双抢”：一边考虑他的“抢救”黄金，准备将国库中的黄金白银美钞运往台湾，一边开始“抢救”人才。“抢救”人才计划，由蒋介石本人直接策划指导，陈雪屏、蒋经国、傅斯年三人小组具体负责实施。“抢救”对象共分四类：一是各院校馆所有关行政负责人，二是因政治关系必须离开者，三是中央研究院院士，四是在学术上有贡献者。他要把能动员走的有影响的高级知识分子送往台湾。物质不能留给共产党，人才更不能留给共产党。这就是那时蒋介石的心事。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知识分子的旗帜，自然是蒋介石要抢救的首批人才。就在这当口，文人从政的翁文灏终于在11月24日辞去行政院院长一职。美国政府不满蒋介石的专制，又无计可施，见翁文灏辞职，就想到了一旦让胡适主持行政院，贯彻美国的那套民主政治，也许可以遏制蒋介石的为所欲为，因此通过使馆暗示蒋介石让胡适出掌行政院。此时的国军在战场上节节败退，蒋介石内外交困，焦头烂额，也想到了胡适在国际上尤其在美国的影响，觉得此时让胡适出任行政院院长，或许有利于改变美国对国民政府、对国民党的成见，于是就派陶希圣飞往北平请胡适南下就任行政院院长。
陶希圣到了胡适住处东厂胡同，两人见面后，陶希圣即向胡适说明了来意。胡适告诉他说：“你来的任务我已经知道了。这是美国大使馆及两三个教授的主张，那是万万做不得的！”又指着地下一堆堆的书说道：“你看，现在满地书籍，都没有收拾，我根本不能动，我一动，学校里人心就散了！”陶希圣看着一地的书，一时不知说什么好，空气有些凝重，胡适便开起了玩笑：“我可以做总统，但不能做行政院长。”陶希圣也打趣地说：“你若是做总统，我谋个小差事。”“你打算干个什么差事？”胡适笑着问。“我想做总统府副秘书长。”陶希圣回答说。“那你就做正秘书长嘛！何必屈就副职？”“那不行，正的太忙。”陶希圣一边回答，一边说，“今天就到这里,希望先生今晚再认真考虑，明天我到府上，再商量。”在说笑中，陶希圣告辞了胡适。
第二天上午刚过8点，胡适就来到北京饭店看望陶希圣。陶希圣一见胡适来看望，连忙说：“这里不好谈话，新闻界朋友一知道我来了，就会来这里。昨夜约定今早仍然在您公馆见，哪知道您亲到这里。” 胡适郑重其事地说：“你这次来，是背着黄包袱，我非来拜望不可。我们就走，到我家去。”于是两个人又一同来到东厂胡同胡适家中继续谈论任职一事。商谈中，陶希圣再三劝说，希望胡适以国事为重，能够临危受命，挑起行政院院长的重任。陶希圣告诉胡适：“蒋总统说，胡先生就任行政院院长，所有政务委员与各部会首长的名单由你开，他不加干涉。”可胡适一味地以心脏病为由推辞，坚决不同意担任行政院院长。陶希圣只得作罢，回京复命。
临别时，胡适托陶希圣将其父亲遗稿和自己的《水经注》考证文稿带交傅斯年暂存。并一再要陶希圣带话给蒋介石：“在国家危难的时候，我一定与总统蒋先生站在一起。” 胡适已感到了北平岌岌可危，可做了过河卒子，只有拼命向前没有退路了。此时胡适虽然把父亲遗稿和自己的《水经注》考证文稿带交在南京的傅斯年暂存，但个人还没有决心离开北平，因为22日，胡适在蔡孑民纪念堂主持北大校务会议，会上经过两个小时的激烈辨论，最后作出了不迁校的决定。24日，举行教授会议，正式通过校务会议不迁校的决议。在这种情势下，胡适是不会离开北大的。
12月13日，胡适为北大五十周年校庆特刊撰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回顾了北大发展的历史，文中最后说道：“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五十岁的生日，我用沉重的心情叙述他多灾多难的历史，祝福他长寿康强，祝他能安全度过眼前的危难，正如他度过五十年中许多次危难一样。”
告别北大
祝愿只是主观上的一厢情愿，可形势已经急转直下了。胡适在北平纪念北大五十周年，南京“抢救”小组的陈雪屏已衔蒋介石之命飞抵北平，力劝胡适南下，说：“北平的城防一天一天的接近，不如早点离开！” 但胡适仍不肯南下，说：“我不能丢下北大不管。”任凭陈雪屏如何劝说，胡适就是不松口。无奈之下，陈雪屏只得于第二天（14日）飞回南京复命。见状，蒋介石又亲自两次打电报催促胡适南飞，说时间紧迫不容再拖延，并告诉，已派出专机飞北平接他与清华校长梅贻琦，还有名教授陈寅恪、陈垣、毛子水、钱思亮等人。在此情况下，胡适不便再固执己见，遂决定南下。中国共产党也在此时做工作想争取胡适，先是胡适在中国公学的学生吴晗两次劝其留下，但话不投机。不过吴晗仍不愿放弃努力，对北平地下党成员说：“你们如果工作做好了，还可以把胡适留下。”可是这些努力都没有用，事后吴晗非常惋惜没有能把胡适留下来。邓广铭也劝胡适不要走，他告诉胡适：“听说共军围而不打，西山那边的共军广播说，只要你不走，北大不动，共军不会加害于你！”胡适只是摇头。此时北平西山的中共电台广播了毛泽东的话：“只要胡适不走，可以让他担任北京图书馆馆长！”有人问他，胡适微笑着反问：“他们会用我吗？”北大同人和胡适的下属中有不少人听了中共广播的，于是不断有人劝胡适留下不要走啦，但胡适只是笑着摇摇头，还是决定走。胡适在走前给北大教授汤用彤、郑天挺留下一纸短笺，说：“今早及今午连接政府几个电报要我即南去。我就毫无准备地走了。一切的事，只好拜托你们几位同事维持。我虽在远，决不忘掉北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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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时任北大校长的胡适在第一次院士会议上讲话。
胡适要走了，可当他约好陈寅恪夫妇分乘北大两辆汽车出城去飞机场时，在宣武门被傅作义的守军拦住，不肯放行；与傅作义联系，一时又联系不上，只好返回东厂胡同胡宅。当晚，胡适表示明天如走不成，就决定不走了。不料到了下半夜1点半钟，傅作义亲自打来电话说：“总统已有电话，要你南飞，飞机早上8点可到。”15日下午3点，胡适夫妇与陈寅恪夫妇及其两个孩子一起来到傅作义的总部——中南海勤政殿，可市内的道路已经不通了，在傅作义部队的护送下，才来到南苑机场，乘上蒋介石派来的专机。同时与胡适飞往南京的共有二十五位名教授。可胡适的小儿子胡思杜说什么也不肯走，任凭江冬秀苦苦劝说，他执意要留在北平。胡适异常吃惊，他弄不懂儿子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胡思杜说：“我是普通平民，没有任何官职。再说我从来没有得罪过共产党，共产党来了不会对我怎么样的。”胡适父子俩北平这一别就是永诀，再也没能见到面。只是1957年胡思杜给母亲写了一封信，此后就是“泥牛入海无消息”了。到胡适、江冬秀夫妇在台湾相继去世时，都不知道儿子胡思杜早在1957年就已经“自绝于人民”了。1973年，胡适的大儿子胡祖望为此事专门托陶孟和的女儿陶维大利用到大陆观光的机会多方打听，方才知道弟弟已经去世多年，只能独自垂泪。
到达南京
15日傍晚6点半，胡适乘坐的飞机抵达南京明故宫机场。王世杰、朱家骅、蒋经国、傅斯年、杭立武等已在机场迎候。当晚就住在教育部准备好的位于赤峰路的一座招待所。南京的冬季特别阴冷，所以胡适到时，房间里早已烧好了暖气，胡适深感过意不去，对蒋经国等人说：“我现在住在这里，这座房子，这些煤，都要国家花钱的。像我这样的人，也要国家花钱招待吗？” 胡适情绪低沉，众人只是劝说着。坐定后，胡适先是交待拍发电报致北平的郑天挺：“安抵京，即与家骅、孟真（傅斯年）、雪屏筹画空运同人事。”要郑天挺取得傅作义的协助并与清华校长梅贻琦商酌办理。遂又与朱家骅、傅斯年等一起商量“抢救”空运北平同人的名单。他那些朋友、同事还在北平，他不能扔下他们不管。胡适提出的名单几乎是清一色的有成就的知识分子：教授、中研院院士。直到把名单商定了，朱家骅、傅斯年才告辞。胡适到南京的第一天晚上就这样过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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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3月，第一次院士会议期间，胡适与部分院士合影。
次日晨，即16号，翁文灏、陈立夫、陈雪屏、朱家骅、杭立武等先后来访。11时，胡适把这拨人送走后就赶往中央研究院（今鸡鸣寺南、北京东路中科院南京分院古生物研究所所在地）拜访新任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简单交换了一些情况后，两人于中午12点同往蒋介石官邸，与蒋介石共进午餐。他们就这么一边吃饭一边叙谈着北平文教界的动态。
晚上，朱家骅在家中为胡适设宴洗尘，作陪的有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傅斯年、杭立武以及司徒雷登的秘书傅泾波。
胡适到达南京后，仍牵挂着北大。12月17日，即胡适到南京的第二天，是北大五十周年校庆日。这天下午3点，胡适应邀前往中央研究院参加在南京的北大同学会举办的“北大五十校庆大会”。胡适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我绝没有梦想到今天会在这里和诸位见面，我是一个弃职的逃兵，实在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他痛感自己“不能与多灾多难之学校同度艰危”，惟有“希望北大能够安全渡过这一难关”。说着说着情绪越来越悲怆，感慨涌起，泣不成声。与会者或眼圈发红，或抽噎，或强抑悲痛，会场一片悲惨凄凉。如此气氛的校庆在中国大学校史上从未曾有过。
12月17日那天，也是胡适的五十七周岁生日。当晚蒋介石夫妇在黄埔路官邸（今南京军区司令部所在地）设寿筵宴请胡适夫妇，陶希圣、陈雪屏等作陪。蒋介石自30年代推行新生活运动以后，不仅自己不喝茶不喝酒不抽烟，平日请客也从不上酒。不过那天为胡适祝寿，蒋介石自己不饮酒，却特为胡适备下了酒，可谓破格示敬。然而醉不成欢，胡适总觉凄凉。
······
蒋介石对胡适的尊重，胡适自然感激涕零，这也是人之常情，何况中国传统文化本就讲知遇之恩。正是出于对蒋介石人格的敬仰和蒋介石本身对胡适的诚挚无伪的礼敬，胡适不得不从心底里——或者说从文化心理的深处——感到有从道义上全力支持蒋介石的义务。这不是那种简单的“愚忠”可以解释的，更不是那种一句“坚持反动立场”的定评可以概括的。胡适终其一生都致力于倡导英美式政治，反对专制政权，不满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直到他晚年既没在政治上与蒋介石分手，也没少批评国民党的“党在国上”“以党治国”和蒋介石父子的专制。哪怕国民党在台湾乘胡适心脏病突发入院治疗之际，掀起“围剿”胡适思想的运动，胡适也未曾与蒋介石在政治上分手。作为一个个体的人，胡适可以被打倒，但胡适的思想能被打倒吗？民主、自由、人权，这些人类共同的价值观与精神财富，它所具有的普适性，能被打倒，能被铲除吗？20世纪的历史已经作出了回答！
痛心国民党的腐败
胡适南飞的消息外界终于知道了，在南京赤峰路招待所的胡适始终在设法回避记者。可有一天一个叫王洪钧的记者终于获得了机会，在赤峰路招待所采访了胡适。采访中，胡适对王洪钧说：“我正在思索三十年来所走的非政治的文化思想的救国路线，是走对了，还是走错了。我们没有政治野心。思想文化的途径有其巨大的力量，有其深远的影响。”胡适接着又说：“我不反对青年人作政治活动，青年人应该积极参加政治。”王洪钧将胡适的话在报上登了出来。
又有一天，在赤峰路招待所，胡颂平劝胡适到国外去替政府做些外援的工作，胡适回答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胡适这一句话把对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的不满全都倾吐了出来。《红楼梦》中说荣、宁二府“忽喇喇似大厦将倾”，可荣国府、宁国府门前的石狮子还是干净的，看看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后期，只怕是连两个干净的石狮子也难以找到，在人民眼中早已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污”了，话虽然绝对了一些，可各行各业绝大多数官员或与腐败为伍，如不同流合污，就成为异类；或对腐败见怪不怪，到只能有极少数官员尚可洁身自好、勉强自保时，国民党也就“朽木不可雕”了。当腐败成为一种制度“趋势”，体制在制造腐败，不做制度性改革，也就无可救药，只能是元气慢慢消耗殆尽，最终寿终正寝。笔者曾在一篇文章中说道，国民党还都南京后，贪污之风日炽，犹如汽车猛然从陡坡驶向坡下，点刹刹不住，猛刹则翻车，轻轻刹吧，又不见任何效果。上行下效，国民政府的腐败已成了艾滋病。正如《唐纵日记》1945年12月1日所记：“现在又是临了北伐完成时，立于革命高潮或革命低潮的分歧点。北伐到了南京，政府内官僚政客滚滚而至，革命青年（被）压迫到非学习官僚不足以生存。以至于今日，政治风气社会风气，沓沓然无可挽回。现在许多汉奸又在摇身一变而为政府官吏，抗日的青年穷小子在街上流浪没有人理会。如果让这种趋势发展成功，革命的潮流将不属于我们了！”当时对经济接收直接负有主要责任的邵毓麟深感问题的严重，不得已直接向蒋介石当面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了国土，但我们将失去人心！”可说了也未见蒋介石有何硬性措施。抗战胜利以后，国民党是整个地彻底腐败下去了。到了1947、1948年，政府机关之风气更是江河日下，益发不可收拾。国民党中央党部的一些官员说：“大多数老百姓都生活不下去了，天灾人祸，物价高涨，大家都在死亡线上挣扎。此时强者铤而走险，弱者转死沟壑。”南京中央政府的另一位高官则说得更具体，他说：“在职的公务员，个个忙乱，精力分散。小公务员是忙于柴米油盐，有权的公务员是忙于妻财子禄，精力另有所托，另有所耗，于是大家对公事敷衍塞责，任何问题不能解决。”国民党整个地彻底腐败，突出表现为两点：一是高高在上的蒋介石的专制独裁，一切唯上，下级在上级面前无一不是唯唯诺诺；二是下边的官员腐化堕落，对上不讲真话，对下能压则压，不能压则糊弄。地地道道是“一级骗一级，一直骗到行政院；一层压一层，一直压到老百姓”。老百姓痛恨至极，又苦于无力反抗，便编了歌谣揭露和讽刺国民党的腐败。
其一：
半分责任不负，一句真话不讲，二面作人不羞，三民主义不顾，四处开会不绝，五院兼职不少，六法全书不问，七情感应不灵，八圈麻将不够，九流三教不拒，十目所视不怕，百货生意不断，千秋事业不想，万民唾骂不冤。 歌谣对国民党党政官员不负责任、不讲真话、两面作人、不顾主义、会多、兼职多、无法无天、利用职权经商牟利、享乐腐化、与邪恶势力同流合污、不顾国家集体、不怕万民唾骂的恶劣形象作了淋漓尽致的刻画。
其二：
迟迟上班签个到，摆摆龙门说说笑；理理抽屉磨磨墨，写写私函看看报；会会客人谈谈心，解解大便屙屙尿；打打电话喝喝茶，马马虎虎办办稿；等因奉此未完结，匆匆忙忙下班了；下午姗姗再来时，照例依然那一套；如此这般啥子官，待遇却比我的好；我欲把酒问青天，天下公平事何少？” 尽情揭露和讽刺了国民党党政机关官僚主义严重、毫无效率可言的一派颓废和互相攀比既要少干事又要高待遇的现象。
其三是讥讽蒋介石的：
领袖下了台，支票张张开。言论出版都自由，苛捐杂税均不抽。长期抵抗终胜利，不收东北誓不休。军阀污吏全打倒，人民个个有政权。工商繁荣刹那间，国阜民康在眼前。
领袖上了台，环境就困难。言论自由扣报纸，出版自由封杂志。苛捐杂税怎可蠲，新捐杂税又试举。长期抵抗要忍耐，忍到领袖下了台。军阀污吏打不倒，人民参政谈不到。政策政纲且从缓，先为伙计谋饭碗。 歌谣用对比的白描手法深刻抨击了独裁专制的政治制度和统治给国家、普通民众带来的无穷无尽的灾难。
这就是“势”！已非简单的反腐败能够解决。可见国民党不亡，天理难容！
胡适对国民政府的腐败十分不满，可又无能为力，才气愤地对胡颂平说：“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政府，我怎样抬得起头来向外人说话！”
1948年12月30日是胡适与江冬秀结婚三十一周年纪念日，没有玫瑰，没有祝贺。而上一年12月30日，朋友们都纷纷到东厂胡同胡适府上祝贺。
江山依旧，唯余“空悲切”
第二天，是1948年的阳历除夕，傅斯年来看他，两个人在南京共同度过了在大陆的最后一个除夕。那晚，两位中国现代历史上的思想家凄然相对作新亭之泣。他们一边喝酒，一边背诵陶渊明《拟古》九首之九：
种桑长江边，三年望当采。
枝条始欲茂，忽值山河改。
柯叶自摧折，根株浮沧海。
春蚕既无食，寒衣欲谁待。
本不植高原，今日复何悔！
饮吟之间，倍觉凄凉，两人不禁潸然泪下。抗战开始，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联合组成西南联大，辗转千里，苦撑办学。1945年，抗战胜利后，三所大学各自复校。从1946年傅斯年、胡适接手北大至1948年，刚好“三年”的时间。故尔“望当采”，正期望北大能有所收获，有所成就时，却“忽值山河改”了，“三年”的努力，“三年”的心血和事业都将付之“东流水”。“枝条”、“柯叶”经此大“摧折”，种桑者恐怕只能乘桴“浮沧海”了。“本不植高原”，是“种桑”选错了地方，还是“柯叶自摧折”？“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怕是要“朱颜改”了。然而，事已至此，只能徒增“空悲切”。
1949年元旦，胡适悲怆地在日记中写道：“南京作‘逃兵’，作难民，已十七日了！”次日胡适在日记中抄录了陶渊明的这篇《拟古》诗。可见他一时之间还未能从悲凉心境中解脱出来。
奔波京沪
元旦过后，蒋介石发表新年文告，表示愿意同中国共产党进行“和谈”。但蒋介石的求和声明，立即遭到中国共产党的强烈反对。毛泽东起草的《评战犯求和》的评论指出：“蒋介石的求和声明，是在确保四大家族和买办地主阶级国家‘独立完整’；是有助于已被击败但尚未消灭的中国反动派的休养生息，以便在休养好了之后，卷土重来，扑灭革命。”中共的评论，促使蒋介石加快了安排“后事”。
元月8日，蒋介石邀请胡适到黄埔路总统官邸吃饭，力劝胡适去美国。长期以来，我们的历史教科书，无不把胡适的赴美说成是受蒋介石之托到美国为国民党争取美援，从而证明胡适反动透顶，坚持反革命立场，与人民为敌。胡适去美，的确是蒋介石的建议，甚至是在蒋介石的“力劝”之下去的。但蒋介石并没有对胡适提出这样的要求，当时胡适也不曾给蒋介石承诺。实际情况如何呢？8日那天晚上7时半，胡适准时与蒋介石同进晚餐。胡适在日记中记道：“蒋公今夜仍劝我去美国。他说：‘我不要你做大使，也不要你负什么使命。例如争取美援，不要你去做。我只要你出去看看。’”此则日记至少说明，一是之前蒋就劝过胡适出国到美国去看看；二是没有要求胡适为国民党蒋介石争取美援；三是胡适没有表态，去还是不去。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胡适那时是没有打算去美国的。因为之后几天，即元月11日，蔡元培生日，胡适应邀作了《四百年〈水经注〉整理小史》的演讲。12日，又去拜访了印度大使。13日，他将父亲胡铁花的遗稿清抄一捆、父亲遗稿清抄整理本一捆、自己的日记两捆、大量公私信件包括担任驻美大使期间的文件一捆，共五包，托傅斯年带到台湾寄存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更多的文件信件还是来不及整理捆包，就留在大陆了。当后来胡适作出去美国决定时，于3月29日又将父亲铁花公遗稿两捆取回带往美国。如若蒋介石劝其去美胡适当场答应了，就无需多此一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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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4月8日，胡适从美国回台湾参加会议时，欣逢于右任。
那么蒋介石为何要劝胡适去美国呢？事实情况是，此时蒋介石心中已明白，大陆是守不住的，划江而治是一厢情愿，所以蒋留了后路，派陈诚前往台湾经营，伺机决定“引退”，在“引退”前，也为胡适作了考虑，尽量给他铺一条安全的退路。那时还有一个传闻，也促使蒋介石要为胡适作些安排。蒋发出“求和”声明，遭到中国共产党的驳斥，在中共提出的惩办战犯名单中，传闻漏了胡适。后来陕北的广播也证实“传闻”并非空穴来风。在蒋介石的心目中，胡适是知识分子的代表，关心胡适，也有助于争取国内外知识分子的同情。正是蒋介石没有任何作伪的关心，胡适从心里感动，以致3月29日，蒋介石从溪口挂电话给陶希圣，带信请胡适方便时到溪口去一趟时，胡适虽没有去，却非常感慨地对陶希圣说：“我应该去溪口，拜望蒋先生。我想了一下，还是不去的好。我就是这样一直往美国去，能不能替国家出一点的力？总是尽心去看看做。请你把这个意思转达蒋先生。我就这样去了。”胡适的承诺已是三个多月之后的事了。······知恩图报，在胡适的心底，这是做人的道德。胡适这样讲了，也是这样做的。有件事很能说明这一点。
1954年，他在美国与吴国桢发生过一场“冲突”，起因是吴国桢在美国LOOK杂志用英文发表了一篇写给美国人的文章《在台湾你们的钱被用来建立一个“警察国家”》。吴国桢在文章中告诉美国公民：台湾已经变成了一个充满秘密警察的“警察国家” ；蒋氏父子实行独裁统治，压制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台湾的报纸只是为国民党的政党路线服务，而非民众可以自由发表言论的报纸。文章还说，“台湾和美国的纳税人都在为青年团、秘密警察、国民党和其他威权机构买单” ，国民党政府欺骗了美国人民。当胡适读到这篇文章时，反应激烈。他一面写信给吴国桢，对其痛加谴责，同时也在美国发表文章，以肃清吴文在美国公众中造成的对台湾当局的“不良”影响。投桃报李，这就是胡适说的“替国家出一点力” ，“总是尽心去做” 。私下里，胡适是赞成吴国桢批评台湾没有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与胡适本人一贯争民主自由人权的思想也是一致的。1952年11月19日，寓居美国的胡适第一次回到台湾，直到次年元月17日离台返美。16日晚，蒋介石为其送行，在宴席上胡适就对蒋介石说了“逆耳的话” 。胡适说：台湾今实无言论自由。第一，无人敢批评彭孟缉（台湾保安副司令，蒋经国的亲信）。第二，无一语批评蒋经国。第三，无一语批评蒋介石。胡适是当面锣对锣、鼓对鼓说的，蒋介石耐心听了。晚上，胡适在日记中记道：“他居然容受。”既然如此，胡适缘何容不得吴国桢在美国撰文揭露蒋介石的专制独裁呢？原因有两个：一是胡适听到说吴国桢与蒋闹翻后来美时套汇五十万美元存入美国银行，对此胡适是不会认同的，且极为反感；二是胡适认为吴国桢与蒋介石闹翻后来到美国，不应该揭发自己的“国家”，如要批评蒋介石，可以在“国内” 进行，“家丑不可外扬”，没有必要跑到美国来揭丑。这里胡适未免书生气太重了——在台湾既然没有言论自由，怎能著文批评蒋介石父子呢？胡适批评吴国桢不懂政治，其实，自己才是不懂政治。
告别大陆
1949年元月15日，胡适来到上海。这一天，总统府秘书长吴忠信在没有征得胡适同意的情况下擅自作主发表胡适为“总统府资政”。21日，胡适在上海送妻子江冬秀与傅斯年妻子俞大䌽坐船同去台湾。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发布文告，正式宣布下野。当天夜里，胡适坐车返宁。胡适在日记中记载说：“夜车秩序还好，慢了现点多钟。”23日，代总统李宗仁便来拜访他与清华校长梅贻琦，作了长谈。24日，胡适写信给吴忠信请辞“总统府资政”。25日，胡适与澳大利亚驻华大使在五台山12号共进晚餐。当夜即往下关火车站，因火车晚点，等了四个多小时，直到次日下午3点才到上海。27日的日记中，剪贴了一份报纸：“陕北二十六日广播：对于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某权威人士所提出的战争罪犯的初步名单，有人感觉名单遗漏了许多重要战犯”，“许多学生和教授们认为名单中应包含重要的战争鼓吹者胡适……”胡适终生反对以暴易暴，鼓吹宽容，何曾鼓吹过战争？这帽子未免太离谱。
元月31日，胡适拿到了赴美签证。4月1日，胡适与长子胡祖望应邀到老乡胡洪开家（上海“胡开文笔墨庄”老板）吃饭。饭后，父子就此分手。胡祖望先去了台湾，随即去了泰国的曼谷。胡适则准备起程前往美国。此后三天，胡适在上海将必须处理的事情作了处理，会见了一些朋友，包括昔日的情人曹佩声。
1949年4月6日早上，胡适在王世杰、雷震处吃了早餐，9点半赶到上海公和祥码头，登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前往美国，11时，“克里夫兰总统号”缓缓驶离码头。望着渐渐远去的矗立在外滩的高楼大厦，胡适不由悲从中来，伫立在甲板上。“无可奈何花落去”，他知道，这一去，只怕是这辈子都回不来了。从此刻开始，胡适已成为一片飘零海外的落叶。
胡适告别了他为之呕心沥血三十一年的北京大学，告别了生他养他的大陆。当晚胡适在日记中淡淡记了句“此是第六次出国”，而心底波澜已“尽在不言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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