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串长长的烈士名单：
王文阁 男，1960年7月16日出生，黑龙江省呼兰县人，汉族，高中文化，中共党员，1980年1月参加工作，生前系黑龙江省边防总队饶河县公安边防大队前哨工作站指导员。1990年6月30日，王文阁同志在佳木斯边防支队前哨工作站“6.30”事件中不幸牺牲。
高泽胜 男，1965年3月19日出生，黑龙江省铁力市人，汉族，高中文化，共青团员，1986年1月参加工作，生前系黑龙江省边防总队佳木斯市边防支队前哨工作站排长。1990年6月30日，高泽胜同志在佳木斯边防支队前哨工作站“6.30”事件中不幸牺牲。
魏秀祥 男，1961年9月20日出生，黑龙江省呼兰县人，汉族，高中文化，中共党员，1979年12月入伍，生前系黑龙江省边防总队佳木斯市边防支队前哨工作站司务长。1990年6月30日，魏秀祥同志在佳木斯边防支队前哨工作站“6.30”事件中不幸牺牲。
肖玉刚 男，1966年5月17日出生，黑龙江省嫩江县人，汉族，高中文化，中共党员，1986年1月入伍，生前系黑龙江省边防总队佳木斯市边防支队前哨工作站警犬员。1990年6月30日，肖玉刚同志在佳木斯边防支队前哨工作站“6.30”事件中不幸牺牲。
柴子双 男，1967年4月11日出生，辽宁省锦州市人，汉族，高中文化，1989年3月入伍，生前系黑龙江省边防总队佳木斯边防支队前哨边防工作站战士。 1990年6月30日，才子双同志在佳木斯边防支队前哨工作站“6.30”事件中不幸牺牲。
李富辉 男，1968年6月3日出生，吉林省榆树县人，汉族，高中文化，共青团员，1988年1月入伍，生前系黑龙江省边防总队佳木斯市边防支队前哨工作站战士。1990年6月30日，李富辉同志在佳木斯边防支队前哨工作站“6.30”事件中不幸牺牲。
陈 军 男，1969年10月11日出生，黑龙江省双城市人，汉族，高中文化，共青团员，1990年3月入伍，生前系黑龙江省边防总队佳木斯市边防支队前哨工作站战士。 1990年6月30日，陈军同志在佳木斯边防支队前哨工作站“6.30”事件中不幸牺牲。
陈 亮 男，1970年8月2日出生，黑龙江省双城市人，汉族，高中文化，共青团员，1990年3月入伍，生前系黑龙江省边防总队佳木斯市边防支队前哨工作站战士。1990年6月30日，陈亮同志在佳木斯边防支队前哨工作站“6.30”事件中不幸牺牲。
金 龙 男，1969年10月21日出生，吉林省白城市人，汉族，高中文化，共青团员，1989年3月入伍，生前系黑龙江省边防总队佳木斯市边防支队前哨工作站战士。1990年6月30日，金龙同志在佳木斯边防支队前哨工作站“6.30”事件中不幸牺牲。
姜新成 男，1968年7月6日出生，黑龙江省鸡西市人，汉族，高中文化，共青团员，1989年3月入伍，生前系黑龙江省边防总队佳木斯市边防支队前哨工作站战士。1990年6月30日，姜新成同志在佳木斯边防支队前哨工作站“6.30”事件中不幸牺牲。
赵文彬 男，1954年1月1日出生，黑龙江省饶河县人，汉族，高中文化，中共党员，1972年1月参加工作，生前系黑龙江省边防总队佳木斯市边防支队前哨边防派出所所长。1990年6月30日，赵文彬同志在佳木斯边防支队前哨工作站“6.30”事件中不幸牺牲。
看到这里，就会发现，他们出生于何时何地，都在1990年6月30日不幸牺牲。那二十八年前的6月30日，到底发生了什么呢？
惨案的发生
这件事的起因，要从五个人说起：邵玉武、刘洪友、柴忠林、薛春阳和潘国锋，均是农村户籍，他们入伍后，心态逐渐起了变化。当时中国经济并不发达，农村更是凋敝。而这五人都是普通人，退伍之后都要回到农村务农，可他们不甘心，认为回农村是绝对没有出路的！自己要在更好的地方生活！
人有进取心是好的，但要注意手段。邵玉武、刘洪友、柴忠林、薛春阳和潘国锋想到的方法是：杀害全工作站的人员，然后去香港或者台湾生活！
这个脑洞开得就有点大了，想去香港和台湾生活，完全可以去努力呀，那个时代虽然非常困难，但不是绝对没有可能。虽然没有详细的犯罪心理描述，但联系当时的国际局势，可以发现大陆的空军叛逃到台湾，是会受到极大的物质奖励的！这五个人或许也是想如此照搬，所以就想先杀人，再叛逃。
五人当中，柴忠林和薛春阳是组织者，薛春阳是二班班长，柴忠林虽然是普通战士，却很会游说他人，连代理班长潘国锋都被他说服了！在二人的鼓动下，五人决定在6月30日晚动手！
6月30日晚21点20分，邵玉武、刘洪友、柴忠林、薛春阳和潘国锋5人突然发难！而此时在营区附近的不止有边防支队的战士，还有战士的家属和附近的群众，甚至还有儿童，但五人毫不手软，展开了一场疯狂的屠杀！
五人各持一支“五六式”冲锋枪，有的在前哨边境工作站的营区内，有的则冲出营区，分别开枪将指导员王文阁、排长高泽胜等17名干部、战士、家属及当地群众杀死，将战士田玉成及群众李宝祥、魏丽微等8人杀伤，其中重伤3人。
在杀人过程中，邵玉武开枪杀死战士柴子双、司务长魏秀祥及9岁的儿童赵磊，并与薛春阳用石头、尖刀将战士宋明伟杀伤；刘洪友因子弹没有推上枪膛，未能开枪杀人，便用枪托拦截、殴打战士、群众，将战士田玉成头部打成轻伤，将群众李宝祥头部打成重伤，指导员王文阁被刘洪友殴打、拦截后，分别被邵玉武、柴忠林开枪杀死。其他人员都在冲锋枪的扫射下，或死或伤！
杀人后，五人立刻开始逃跑，他们抢劫一辆北京212吉普车，但开车行至镇江至永幸村公路途中的望江台时，五人发现劫持的吉普车的水箱此前已被打漏了，无法继续行驶，五人只好弃车逃窜，潜入山里。
警方围追堵截
21点40分，饶河县公安局接边防哨所附近群众报案。核准情况后，当即部署全县堵截，同时通知驻饶河县的省军区边防三团、相邻的虎林和宝清两县封锁道路，阻止犯罪分子逃窜！
23点40分，佳木斯市委、市政府召开紧急会议部署宝清县全力堵截，并派市领导和公安局领导带领的侦察员和特警队赶赴饶河，同时向军分区和省农场总局通报情况，请求部队和驻饶河三团支援。
7月1日1时，黑龙江省公安厅接到报告。正副厅长、武警总队长、边防局长等领导十分钟后都赶到了公安厅指挥中心。根据饶河提供的情况，判断犯罪分子南窜可能性最大，遂部署饶河、宝清继续加强堵截，并重点部署了东方红火车站、迎春林业局和虎林、密山县严密堵截，下达了绝不允许犯罪分子逃出堵截防线的命令。与此同时，向省委、省政府、公安部报告情况，向省军区、驻军第23集团军通报案件情况，要求饶河县尽快找到发案时在场的战士调查访问，查找犯罪分子遗弃的物品，以判明作案原因和逃跑方向。
7月1日4时，警方和军方以案发地饶河为中心，分南北两线，形成扇形堵截网，两线各分三个层次。并且下达命令，军警车辆不单独行动，全县客货车辆停运。
饶河县内山高林密，警方在案发后的23点已经封锁了各条公路，判断五人应该还没有跑出饶河县，而且五人未带走补给，必然会去寻找补给，当时电视、广播都播出了几人的姓名、照片，希望能够有群众发现他们的踪迹。
果然，7月2日就有一名镇江村的村民步行30公里，到县城汇报，称见到了潘国峰和邵玉武二人，他们于7月1日21时30分在镇江村购买了五斤饼干。
7月2日7时，边防3团7连发现这伙犯罪分子向江口村方向移动，11时群众发现案犯在柞木岗附近活动。当确切掌握犯罪分子没有逃出饶河县境内后，在方圆20平方公里的山区，军警调整和加强力量，增设堵卡点和伏击组，把犯罪分子死死困在包围圈内。
7月2日18时15分，边防3团8连潜伏小组发现5名犯罪分子在虎饶公路825公里处，即向阳至五林洞之间的公路两旁运动，双方交火，将罪犯柴忠林击伤。
7月3日18时45分，一小分队搜索至五林洞北3公里处，将罪犯邵玉武捕获，缴获冲锋枪3支、子弹17发。经对邵犯审讯，得知薛、潘两犯已被邵犯打死。根据邵犯提供的方位，经特警部队和警犬搜索，7月4日早发现薛、潘二犯的尸体。
7月4日23时10分，罪犯柴忠林潜逃至白水桥以西地区，被潜伏组击成重伤后抓获，缴获冲锋枪1支、子弹11发，柴犯经饶河县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7月5日8时30分许，另一小分队搜索向阳一处养蜂场，发现门被撬，在强火力掩护下，冲进室内，将罪犯刘洪友活捉，缴获冲锋枪1支，子弹11发。
这场缉捕持枪暴徒的战斗，从发案到擒获最后一名案犯，历时4昼夜零10小时，战斗中警方无一人伤亡，打了一场速决战，赢得了全胜。
这个案子在当时影响非常大，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批示要求全力缉凶，公安部部长陶驷驹、副部长俞雷要求尽快解决战斗。
通过对活着的邵玉武和刘洪友进行审讯，掌握了案发的经过和五人犯罪的动机。并且了解到在逃跑过程中，五人因逃跑路线和当初鼓动叛逃时说过的话发生争执，导致火并，薛、潘二人被杀死，其他三人分头逃窜！
事件影响巨大
“630”事件发生以后，军方非常紧张。因为解放军虽然是现代军队，但其实军队内部并不是没有过“火并”和“炸营”的现象。
军队是对纪律要求很高的组织，但也因此需要很大的压力来执行纪律，所以“火并”和“炸营”不绝于史！就在近几年，蒙古军队和南苏丹军队还发生过内部“火并”现象，南苏丹的火并还出动了中国的维和部队！而最著名的炸营现象，则出现在解放战争的淮海战役中！
提到这次“炸营”，就得先提到一个人，那就是著名影星秦汉。不过，秦汉只是艺名，本名其实叫孙祥钟。孙祥钟的父亲孙元良，黄埔一期，国民革命军陆军中将，在抗日战争有过骄人战绩，也有过耻辱之战，黄埔一期中最后一位去世的，享年104岁。
淮海战役（孙元良的国民党那一边叫徐蚌会战）胜败将定之际，孙元良率领16兵团从陈官庄突围，跑到外边一看，还剩四百多人。后来根据亲历人的还原才知道，孙部突围时基本无损，撤退到萧县宿营，遭解放军小股部队夜袭。经一夜狂奔的孙部，认为已远离战场，数万人几乎同时倒下酣睡，连岗哨都没放出。孙兵团官兵被围多日强烈紧张后骤然放松，又骤然被袭，神经顿时崩溃，全军惊叫而起，甚至自相残杀，几万人的大军就此溃散——经过考证可以认为，这是世界军事史上万人大规模“炸营”的最后一次。而小规模的炸营现象，仍然时有发生。
“630”事件虽然不是“火并”和“炸营”，而更接近刑事案件和叛逃事件的混合体，但军方仍然害怕此事件会导致连锁反应，导致更多小规模的“火并”和“炸营”发生（不是危言耸听，我知道的就有几十起之多），因此严密封锁消息，现在网上几乎难觅其踪。
邵玉武、刘洪友、柴忠林、薛春阳和潘国锋等五人策划屠杀前后长达两个多月，并不是没有丝毫蛛丝马迹，但一些反常行为如邵玉武和刘洪友经常将其他三人叫到僻静处进行小团体活动多次发生，但这并没有引起哨所主管领导尤其是指导员王文革所长赵文彬的注意，导致叛逃时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从此，军方不得不制定更加严格的管理制度，并且密切关注边防战士尤其是农村籍战士的心理状态，因为边防哨所有利于叛逃国外，部分农村籍战士也由于想要留在城里也容易做出不理智的事情。
但没有想到的是，需要关注的不仅仅是边防哨所的战士，首都卫戍部队的心理问题也要重视。五年以后，田建明的疯狂让中国军方再次振动，并且在国际上造成了很大的影响！（田建明目前没有找到权威资料，如果找到以后会好好谈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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