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一句俗话，叫“背黑锅”，意为代别人受过。
在《三十六计》中，第十一计“李代桃僵”，原出《乐府诗集·鸡鸣篇》：
“ 桃生露井上，李树生桃旁，虫来啮桃根，李树代桃僵，树木身相代，兄弟还相忘？”
后来就演变为成语，本意是指兄弟要象桃李共患难一样相互帮助，相互友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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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六计》
《三十六计》将该成语的含义推广到军事上：在战事僵持不下的时候，可以舍弃一些较不重要的代价换取需要的结果。
这种思想经常使用在中文语境当中，比如经常听到人说：“不惜一切代价，也要XXXXX”，这里面的“代价”不是不重要，而是对于说话的人来说，“代价”的安危比不上他要的结果重要。
正所谓：推别人出去承受代价，自己躲在后面，让别人“背黑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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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背黑锅和送死都是孙悟空的事
其实，让别人“背黑锅”往往是十分主观的，总是自己觉得已经找来了一个背黑锅的，可是别人从客观上却看得清清楚楚，很明确地知道责任到底是谁的。
也就是说，主观上把责任推卸给别人，实际上并不能达成让别人真相信的效果，仅仅是给自己的心理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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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级推卸责任
马未都先生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作“推卸文化”，他说：
“ 我经常可以看到教育，就是一个孩子，一个蹒跚学步的孩子摔倒了，然后家长冲过去，爷爷奶奶跑过去，如果没有可赖的对方，就拍到地身上，说都赖它，所以中国人一定要找到一个推卸方。”
这种“推卸文化”的形成，有深远的心理和文化原因，在历史长河中和当今社会上都有非常多的表现形式，也严重阻碍着这个民族融入现代人类文明。
一、心理层面
在《史记》中，司马迁记载了一则家喻户晓的故事。
春秋时期，晋国大臣屠岸贾鼓动晋景公灭掉执掌晋国大权的赵氏家族。屠岸贾将赵氏灭门，却唯独漏掉了赵朔之妻，也就是晋国公主庄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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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赵氏孤儿》剧照
她生下了赵朔的遗腹子赵武，屠岸贾想赶尽杀绝，将赵武也杀死，赵氏的门客公孙杵臼和程婴保护婴儿赵武，并用程婴的孩子代替赵武送给屠岸贾。
不过，比《史记》成书更早的《左传》却根本没有记载“屠岸贾”、“程婴”、“公孙杵臼”这些人，而是说庄姬与赵朔的叔叔赵婴齐私通，赵氏家族的赵同、赵括将赵婴齐赶到了齐国。
庄姬为情夫报仇，向国君诬告赵同、赵括谋反，国君将赵同和赵括杀害。
《史记》的史料来源是后世的赵国史书，而《左传》则是作为旁观者对当时事件的记录，孰真孰假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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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赵氏孤儿》屠岸贾剧照
清代的史学家赵翼在《陔余丛考》中指出：“屠岸贾之事，出于无稽，而迂之于采遮，荒诞不足凭也。”赵国史书虚构了屠岸贾灭赵氏、赵武复仇的故事，无非是要遮掩赵氏祖上的丑事，将责任推卸给一个虚构的“坏蛋”屠岸贾。
赵国国君的祖先原本是晋国大夫，发迹之后掌握了晋国实权，最后与另外两个权臣家族韩氏、魏氏三家瓜分了晋国。
赵国并非西周时期分封的诸侯，是个后起之秀，在合法性上要逊于燕、齐、秦、楚等国，有一种天然的自卑。自卑者极力想要证明自己有资格列土封疆，更要掩盖祖先丑事，塑造家族光辉伟大的形象。
而自卑是一种错误认知，它来自人类的认知局限。
被尊为圣人的孔子，到七十岁才能总结自己的一生，他说：
“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所以，准确的自我认知是非常困难的。
人要认知自我，只能来源于自身的经历。从外部获取信息，在内心世界作出反应，形成内部信息来塑造观念和人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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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岁之前的婴儿没有分辨能力，只能通过感知自己内心世界的反应，评判事物真伪。让婴儿感到恐惧的事物本身不一定是真正可怕的，但是婴儿却依靠内心存在的恐惧感，推测事物的危险性。
在婴儿成长过程中，意识的叠加形成自我意识和自我认知。当一个人有了足够的自我意识之后，就会更加清晰的感受到不同的事物和经历给自己内心带来的影响。这些内心感受，通过自我认知系统的分析和研究，逐渐形成每个人最初级的道德和价值判断的标准。
如果婴儿所得到的反馈过于苛刻，无法反映事实，就会阻碍自我意识的形成，导致他们难以真实的、地面对和认知自我，却高估周围环境对自己的影响，低估自己对外的价值，造成人的自卑感。
自卑者缺乏价值判断能力，严重依赖外界对自己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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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本我是卑劣和丑陋的，为了阻止别人看透，他们只有尽量塑造对外的形象，也就是好面子和虚荣，甚至放弃面对自己的一切失败，必须将任何挫败归罪于人，否则会导致自我崩塌与粉碎。
这是中国人要面子的关键，之所以要极力维护面子，就是因为里子是破的。
这种妄想认知会随着时间的推移，使人选择性的忘记真实。任其发展下去，最终结果就是人们越来越相信，所有的失败都是来自于那些被他推卸的人，最终形成受迫害妄想症。
战国时期政治军事竞争十分激烈，各国都视外国为敌国，在这种严苛的环境和扭曲的价值观下会给各国统治者造成不同的自卑心理，表现在秦国身上就是将生民视作强兵的工具，表现在赵国身上就是把祖先丑闻推卸给屠岸贾。
赵国推卸丑闻的行为比秦国驯化人民作为强国工具的行为，成本要低得多。不唯赵国统治者，这种扭曲环境造就的每一个人又都何尝不是选择成本最低的推卸行为呢？
二、文化层面
社会环境让人陷入自卑心态不能解脱，自然就形成了国人的这种推卸文化，而这又与长期以来的历史文化有关。
传统中国是农耕经济基础上形成的乡土社会，定居型农业社会的出现，让中国人很早就有了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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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孝通（ 1910.11.2-2005.4.24）
费孝通先生将这种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称为乡土关系，而构成乡土关系的元素是小农心态。虽然社会生活环境稳定，但由于种地的产出十分有限，农民无法进行必要的积累，承担风险的能力很弱。
美国汉学家费正清指出，中国传统农村社会主要是按照家族制组织起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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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序结构
为此，费孝通先生构建了一种“差序结构”的理论，即每一个中国农民都是像石头投入水中一样，形成的水波可以用来表示人际交往的关系。以自己为中心，波纹离中心越远，交往就越淡薄。
在这种差序结构中，普遍的道德标准并不起作用，人们总是根据对象和自己的关系来决定不同的标准。在差序结构的作用下，农民形成了相对封闭的生活环境和相对割裂的人际交流。
这种环境的封闭性、交流的割裂性，阻碍了每一个传统中国人完整全面获取外界信息，他们一生中能够获取的外界经验都十分稀少，更多依靠自身固有的感受来评判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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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婴成为一种社会现象
所以尽管我们有三千多年的悠久文明，但文化的实际发展却十分有限，就像一个体积越来越大，却没有办法成年的婴儿，被一些社会心理学家称之为“巨婴”。
一旦遇到外来冲击，“巨婴”们马上就会形成超强的自卑感，放大外界威胁，将外界的一举一动，一个词语、一个表情、一个动作都可能会被视作对自己的侮辱。
自卑之后是推卸，在面临外部冲击时，一切内部的问题都会被归罪于外来冲击。内部出现混乱、遭遇天灾都可能推卸到外人身上。
这种推卸到未必是少数人故意而为，更多时候是一种本能，越自卑，内部的事越大，越喜欢向外推卸责任。经过推卸之后，自我的内心获得了暂时的平静，它塑造的安全感会加强人们保持原有状态的意愿，排斥任何改变，婴儿也就永远都长不大了。
这里要注意的是，“巨婴”一词并非对个人，不是骂人的话，而是一种社会心理学表述，用来描述一个群体的整体状况。
在网络上我们经常发现，每当有人感叹自己遭遇不公、心有不平、对一些社会事务不满，就会被一批别有用心的人攻击为“巨婴”，这些别有用心的人其实是借“巨婴”一词掐断人们对社会问题的批评和讨论的权利，用心十分险恶。
其实，一种文化发展成巨婴状态并非个案。
在很多发展程度较低的地区，甚至还有大量处于部落状态的族群，他们在世界上的存在历史并不比任何一个古文明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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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马逊雨林中的原始部落向飞机射箭
之所以能够保持部落状态，就是因为他们至今保留了几千年前的原始部落文化，他们能够繁衍至今不是因为文化历史悠久，更不是因为有什么超越其他文明的高明医术，纯粹是因为封闭。
这些封闭状态下的部落民族，自我认知是不会全面的。就像巨婴一样，一旦事情不符合想象，他们就会有崩溃感，这种崩溃感会引起不完整自我的瓦解。为了避免自我的瓦解，他们会把引发自己崩溃的责任推卸到外部世界上。
三、历史上著名的推卸
在历史上，善于推卸责任的可不只是赵国王族。距离赵国不远的秦国也有推卸责任的好手。
秦末大起义，六国纷纷举兵造反，当年名将辈出的秦国经过一系列的内部斗争，竟然已经拿不出一个像样的统兵将领前往镇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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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胜吴广起义
当陈胜军的大将周章率兵逼近咸阳时，秦二世不得已派出少府章邯率领刚被释放的骊山囚徒临时编成军队前往迎敌。
谁知道这个原本管钱的章邯竟然很有军事天赋，一战成名击败了周章。乘胜进军的章邯攻灭陈胜，又大破六国旧贵族的军队，导致六国旧贵族的精神领袖项梁战死。可惜好景不长，很快战神项羽横空出世，在巨鹿之战击败秦军。
推卸责任的大戏在秦国朝廷内外上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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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楚汉传奇》中的赵高
朝廷内，赵高诬陷李斯的儿子和陈胜有交情，李斯就是陈胜在朝廷的内应，把李斯诛灭三族。
李斯被害，虽然是赵高抢班夺权的一部分，但也将天下大乱的责任推卸到李斯的身上，这一点正合二世皇帝的心意。光有一个李斯还不够，眼看章邯战事不利，赵高便想再推出章邯来负责。章邯派人回朝廷问个究竟，赵高竟然不见。
现在局面就很清楚了：如果章邯最后战胜了反秦军，功劳就是二世皇帝和赵高的；如果章邯败于反秦军之手，就是陈胜、项羽他们的同谋。
无论如何都落不着好的章邯，无奈投降了项羽。
1500多年后，推卸高手朱元璋崛起。
1385年，御史余敏、丁廷举控告户部侍郎郭桓勾结北平布政使李彧、按察使赵全德等人私吞赋税、横征暴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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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像
朱元璋命令审刑司吴庸彻查此案。经过一番严刑拷打，查明此案牵连全国的十二个布政司，涉礼部尚书赵瑁、刑部尚书王惠迪、兵部侍郎王志、工部侍郎麦至德。
从朝廷到地方，受牵连被处死的竟然达到数万人。同时，为了追赃，竟然深入民间强夺，富户大多因此而破产。
郭恒案，实际上是朱元璋假借肃贪之名清洗官吏队伍，同时夺取民间财富的举动。但是牵连面太广，造成了全国的骚动，严重动摇了大明王朝的统治根基。
作为皇帝的朱元璋显然是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分别从经济面和政治面对此事进行善后。
经济面，朱元璋在《大诰》中称，此案涉案金额达到两千万之巨，为了减少影响他特地核减为七百万。
政治面，则是把造成大量官员蒙冤的责任推给了负责调查此案的审刑司吴庸。
最后，为了平息民怨，朱元璋把主审官吴庸给祭旗了，他给出的理由是：
“朕诏有司除奸，顾复生奸扰吾民，今后有如此者，遇赦不宥。”
这句话表明，朱元璋是完全把严刑拷打、株连数万的事情推卸给了吴庸，似乎自己就一点责任也没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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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检（1611年2月6日—1644年4月25日）
有祖先朱元璋做榜样，后代朱由检的所作所为也就毫不奇怪了。
崇祯八年农民军攻克凤阳，挖掘了埋葬朱元璋父母的明皇陵，皇帝朱由检第一次下罪己诏。
虽然作为皇帝，下罪己诏已经是很不简单，但他把一系列失败的原因归咎为大臣，在诏书里说“不期倚用非人”。
两年后，中原大旱，民不聊生，皇帝朱由检下了第二份罪己诏，不过这一份罪己诏意思就比较明确，叫做“责臣罪己”。他说：“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明确把矛头指向了大臣腐败。
熟悉明史的读者都知道，崇祯朝的社会危机并不是到崇祯八年、崇祯十年才显露出来，明帝国的危机，早在朱由检登基继位时就已经显现出来。
崇祯二年，后金皇太极率兵绕过袁崇焕打造的宁锦防线，从长城喜峰口进入大明内地，直扑北京。
袁崇焕只得派兵回防，跟在后金军后面追，直到北京广渠门外遭遇。皇太极见北京人对于突然降临的兵灾多有不满，而袁崇焕从前又跟皇帝夸下海口说五年收复辽东，就使了反间计，散布袁崇焕养寇自重的谣言。
其它明军将领原与袁崇焕不和，顺水推舟诬陷袁崇焕攻击友军，皇帝大怒，将袁崇焕抓起来下狱。经过半年多的审判，袁崇焕被定下了“通虏谋叛”等多条罪状，凌迟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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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崇焕（1584年—1630年）
崇祯决心杀袁崇焕，原因很多，但从袁崇焕最终被定下的罪名来看，第一条就是“通敌”。崇祯之所以如此判案，很明显是要将造成后金军包围北京的责任推卸给袁崇焕。
袁崇焕死后，崇祯又上演了一出又一出任命官员、任务失败、推卸责任的好戏，直到十多年后李自成大军压境，大明竟然已经无人可用了。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九日，这是大明帝国的最后一天，崇祯皇帝写下了最后一份“罪己诏”：
“朕自登极十七年，逆贼直逼京师。虽朕薄德匪躬，上干天咎，然皆诸臣之误朕也。朕死，无面目见祖宗于地下，去朕冠冕，以发覆面，任贼分裂朕尸，勿伤百姓一人。”
这位皇帝直到最后死去，也没忘记把责任推卸给大臣。
四、现代社会的推卸
在生活中，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现象，人们遇到事情，都要先推给别人。学步的孩子突然一摔倒，父母或爷爷奶奶冲过去一定要赖个事，没有赖的地方，也要赖在这地上面。
很多人小时候就从不道歉，与人有矛盾，对调解者往往会说：我是不对，但是他也有问题。在家里如果一顿饭没做好，做饭的人常常怪罪其他家庭成员，怪他们碍手碍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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漫画：谁的错
我们听到一些人被车撞的新闻，那些受害的人只要语言功能没受损，经常会质问驾驶车辆的人，为什么要撞他。
发出这样的质问，并不是要有意讹诈，而是本能反应。
用前文所述的巨婴理论来解释，这种反应就是准婴儿反应。当外界出现失控状态时，婴儿第一时间会去责怪父母等养育者，为自己世界的失控找一个看得见的可控原因，然后攻击对方，以为他们改变了，自己就好了。
小到个人，大到社会管理者，这样的本能反应都十分常见。
一个单位的主要领导做决策之前，总是会召集常务会议或者全体会议，摆出一副要跟大家商量的姿态，把自己即将做出的决定在会上宣布一下，请大家举手通过。与会者大多根本没有参与任何决策的过程，却摄于主要领导的权威，不敢不同意，举手通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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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主要领导也往往因为走了这样一个程序，似乎这是“集体决策”，自己就放心了，甚至会大胆去做一些违法违规的事情。因为他自认为，我已经推卸给集体了，反正出了事责任是大家的。
然而责任真的是大家的吗？并不是的。
行政机关有首长负责制，企业有总经理负责制，除了事情责任显然是决策者的，这个责任是推卸不掉的。每当上级要对下级作出某种负面的处理时，总是反复强调该下级违反了什么什么规定，有什么什么错误行为，造成了什么什么损失，却绝口不提自己是基于什么原因任用了这位下级，而下级做的任何事自己也毫不知情。
然而，不管是企业还是社会，一个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中，下级全由上级任用，下级的错误上级真的完全没有责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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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出了事责任全部都是下级的，甚至下级因为执行上级的指令而付出了代价，比如因公致病乃至殉职，或者蒙受某种损失，却要被宣传为上级推进工作力度大、功勋卓著的标志，而绝不允许人们追究上级决策失误才导致下级付出代价的责任。
推卸了责任，反把下级付出的苦劳变成自己的功劳，久而久之失败也就不存在了，变成了永远正确，这样的上级当的可真是轻松加愉快。
现代社会的行政法制一定程度上限缩了推卸责任的空间。作出行政处罚时，虽然会以行政相对人违反了某某法律作出处罚为理由，但也会告知其权利救济的途径和程序，行政者是要负责的。
但依然有模糊责任的地方，比如城管驱赶街边的摊贩，总是指责摊贩违规经营，却从不反思城市建设和管理中为什么没有留出给摊贩做生意的地方。既然人有做生意的权利，不应当是空洞的，没有任何可以做生意的地方，就等于没有做生意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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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相下跪保饭碗”的魔幻场景常见于报端
行政法是法无授权不可为，民商法是法不禁止即可为，所以在社会商业活动中，推卸责任的现象更为普遍。
比如一些服务提供企业，对用户作出影响用户权利的处理，总是指责用户有问题，不告知任何发现、审核、决定的过程，作出处理的是企业自己，可是却毫无企业行为责任的表述。用户吃了哑巴亏，只能任其宰割，求告无门，唯一的反制只能是拒绝使用该企业提供的服务。
结 语
1794年的一天，法国大革命中的铁腕人物罗伯斯庇尔在国民公会发表演说，他提到国民公会里还有没被清算的复辟分子和阴谋家。
听到这番话，议员们不肯承担这个恶名，要求罗伯斯庇尔明确点出来，到底谁是阴谋分子，但罗伯斯庇尔就是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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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西米连·佛朗索瓦·马里·伊西多·德·罗伯斯庇尔（1758年5月6日－1794年7月28日）
其实罗伯斯庇尔之所以威胁议员，是因为他的铁腕统治招来大量的反对者，现在急需把人们反对铁腕统治的责任推卸给国会议员们，反对他就是要搞复辟，是国会包庇了复辟派。
如此一来，可以借此威胁议员，让他们基于恐惧乖乖配合罗伯斯庇尔。
第二天，罗伯斯庇尔的战友圣鞠斯特继续了前一天罗伯斯庇尔的言论，议员们忍无可忍，当场就打断了圣鞠斯特的发言，纷纷喊“打倒暴君”。
在一片嘈杂中，一个议员喊出了“逮捕他们”。此时如果议员们不敢承担责任，都觉得反正不是我喊的，那就等于是给罗伯斯庇尔迫害议员的借口，任何人都可能被他安上阴谋复辟的罪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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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决罗伯斯庇尔
于是所有议员齐声高喊“逮捕”，国民公会迅速通过了决议逮捕罗伯斯庇尔等人的决议。法国的雅各宾党专权在历时一年之后，短短几天就土崩瓦解。
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承担责任的人一定是以勇气为基础的。
而习惯推卸责任的人往往是怯懦的、扭曲的，他们小心地躲在“免责安全区”，精心维护着自己妄想中虚假的一片大好，沉浸在自己永远正确的幻境中。
当“推卸”成为一种潜移默化的习惯，甚至成为一种文化，等待我们必然是人人互害的结局。
这样的“推卸文化”，实在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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