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德怀谈抗美援朝：老百姓不光看你打的旗子，还要问他自己的“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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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谈抗美援朝：决不是我们要打这一场战争。我们才站起来，几万吨钢，气还没喘过来哩。是迫不得已，我们才打了这场我们本来打不起，也不是很有把握的战争的！我们是用人头去抵挡人家的武器优势的。可是这个种下了无数中国人头的战场给我们留下的，是一屁股的债。
（本文原题《庐山会议前陪彭德怀访东欧》，原载于《百年潮》 2005年 第11期/江淳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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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3月我从印度奉调回国，任国防部外事处长。从那时起到庐山会议，我和彭德怀将军有许多次接触。那时外事处属国防部办公厅管，但外事工作上一些重大事情彭总都亲自过问。周总理也交代过我：“你的任务就是给彭总在外事方面当参谋，凡事请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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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第二届国防部长彭德怀
彭总对外国人不卑不亢
我记得，第一次走上国防部五楼去见彭总，在门外喊了几声报告无应声。我刚转身要走，门开了门内站着彭总。我立即向他敬礼，念了一串报告词。他“嗯”一声，回到他办公桌前坐定，问道：“朱开印，你在国民党军队干过呀？”
我说：“没有呀！”以为他要审查一下我的历史。
他说：“没当过国民党来这套干什么！坐下嘛！”
我和他隔桌坐下了。心想，不是刚规定了一套的吗？
他推过一份文件，正是我事先送来的一个书面报告，内容是苏联军事顾问要求参观某个工程的。他说：“我们今后要常在一起商量问题，就免了这套过场戏吧。”接着他开始谈正题：不能让人家随便接触我们的军事机密。以后对他们的这类要求不表态就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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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彭总继续地透露了他和苏联人打交道的几个原则——
不能凡事一边倒！倒久了，你自己两条腿干什么，还站得起来吗？
不是“一边倒”这句话不对，帝国主义搞封锁，和我们过不去，我们只能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一边。但不是有些人理解的那个意思，什么都依靠人家，惟命是从！
干什么都得心里有个数，得多长个脑子，老公老婆还有个翻脸的时候哩！
热情，但不要天真；谦虚，但不是跟着人家的屁股转！
那时，我们外事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和苏联军事顾问打交道。彭总很强调向他们学习，曾经给一个部队题过词：“把苏联军队建设的先进经验学到手”，他自己也是这么做的。我曾见过他专门请了苏联专家给他讲苏联卫国战争史，讲战例，讲军事科学方面的新成果；在听取一些顾问到部队视察的汇报时，彭总是一再征询他们的意见，他边听边记，虚心得像个小学生。当苏联卖给我们一些在当时算比较先进的军事装备时，他常去现场察看，请专家讲解装备性能或当场请他们操作表演。难得高兴的彭总对武器的兴趣可不同一般，就像一个老人见到可爱的婴儿，满脸堆笑，围着它百看不厌，还亲切地和在场的苏联人握手，用他仅仅学会的俄语说：“谢谢，非常地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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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
但彭总可容不得任何大国沙文主义的表现！
当然，所有苏联人在他面前都是毕恭毕敬的，彭总不可能对他们中谁当场发火，给他们难堪。但我却有机会看到他在捍卫自己的民族尊严时，对某些外国人可是不客气的。
那时，各部队时常反映一些苏联专家盛气凌人，动辄训斥我们的干部，有些甚至是比他们军衔高的干部。彭总听了很生气，当部队干部讲了这样一些事例后，他说：“这不怪人家，怪我们自己，我们有些人缺了点骨气，缺了点主人家思想！以后再遇到这类事，你们就要告诉顾问同志们，这儿我当家，有意见等我问到你的时候你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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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个干部在汇报中谈到一个苏联顾问在演习场处罚一个战斗动作不合要求的营长，叫他躺在雪地上不准动，结果这营长被严重冻伤。彭总听了，跳起来质问那个汇报的干部：当时你在哪里？你们军的领导在哪里？怎么就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也处罚一下他，让他挨一下冻！我在，我就叫他脱了裤子挨！
过后有人提出，毛主席曾说过，我们的干部和苏联专家发生了顶撞，只能对我们自己人“有理三扁担，无理扁担三”，使我们在苏联人面前有气也不敢发作，怕犯错误。彭总说：“毛主席是怕我们不学习人家先进的经验和军事技术，摆出你过五关斩六将的老皇历，老和人家顶牛，哪是叫你们看着他胡来也不吭气呀！”
有一次，有关部门安排彭总参加会见一位外国客人，还规定他穿元帅服。彭总一听发了火：又不是小媳妇见公婆，还得梳妆打扮一番？……
决不能因他有这样的性格就以为他对外国人傲慢无理。其实，他对外宾很讲礼，每次都远迎远送，交谈前准备很充分，从不要别人起草稿子。他脑子好使，谈话条理清晰，逻辑性强，必要的数字介绍很准确。在倾听别人谈话时很专注耐心，从不打断人家。他表情严肃，不轻易笑，也不没话找话，但每个见过他的人都会有这样的印象：你能从他那里得到的都能得到，你不能得到的也一目了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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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来访，和彭总谈得很投机。最后客人问，您是哪个学院毕业？听彭总回答他只读过两年书，蒙哥马利说：“我明白了，明白了，通过你我明白了一个国家，一个古老的民族是怎样获得新生的。”彭总说：“我一直很惋惜，我读的书太少了，没有能力为我们民族干更多些事。”
我们的彭总和外国人打交道的原则就像鲁迅先生主张的“拿来主义”，有利的我都学，都听，都拿过来。关于我怎么用，我可要自己当家做主了。
我不听人指手画脚，你也别想在我面前摆什么架子!联想到现在有的人主张“全盘西化”，有些人又觉得“开放”这也不对，那也不对，我就更感到彭总精神的可贵。
他在许多方面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榜样和骄傲，在对待外国人的态度上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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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总访问东欧
庐山会议前夕，彭总率军事代表团访问苏联、东欧八国，我是团员，其实是给彭总当个联络员，跑了两个多月，和他接触就更多了，对彭总在国外、在外国人面前的表现至今印象很深。
中国军事代表团是1959年4月初出发，6月返回北京的。彭总是团长，团员有王树声、杨得志等20余人。
这次访问，名义上是加强我们和这些国家军队间的友谊，其实是应苏联要求，到东欧国家去显示一下中苏两国依然是“坚如磐石”般团结的，也给这些国家做一些“团结”的工作。
那时，匈牙利、波兰事件过去不久，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依然有些紧张，这些国家内部也有些动荡不稳，它们的领导人也欢迎我们去，在政治上支持一下，起一种稳定民心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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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由于我们付出巨大代价换来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在东欧国家有很高的声望，说话很灵。这次又派了前志愿军司令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同志去，无疑是担负上述使命最合适不过的人选了。
不出意料，彭总每到一地，人民都倾城迎接，欢声入云，到处都是凯旋门、鲜花、彩旗和歌声，万千人流着泪齐声呼喊：“彭德怀，彭德怀！英雄、英雄……”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我到现在脑子里还记得，可嘴上怎么也形容不出来。
彭总确实按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意图，按照预定目的做了工作，到处讲社会主义阵营大团结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生命，是世界和平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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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当一些国家领导人谈到苏联对他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采取的所谓“合作、互助”都是有一些极不公平的条件时，彭总满脸秋风黑云，头一两回曾使对方产生过误解，无心再讲下去了。后来，代表团一位同志提醒他：“老总，你虚心点呀！别一听到对老大哥的意见就变脸呀！”彭总自己才恍然大悟人家只把话说一半的原由。
后来，彭总向对方毫无保留地表示：不平等就不可能有什么合作，把手先伸到人家兜里的人，谈何互助！当翻译把这话传过去时，对方的误解消除了，但大吃了一惊！
彭总依然完成着他此行的既定使命，呼吁大家团结，以大局为重，全力对付帝国主义的颠覆与侵略。但对苏联当时的大国沙文主义的霸道行径毫不隐讳他的愤慨之情，并用他惯用的率直表达出来：我原来不知道这些事，到你们这里来使我受到了教育。我将建议我们的党转达给苏联同志一个意见——口号和旗帜是不可能换得人心的！只能以心换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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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总向东欧一些国家领导人介绍抗美援朝的情况时说：决不是我们要打这一场战争。我们才站起来，几万吨钢，气还没喘过来哩。是迫不得已，我们才打了这场我们本来打不起，也不是很有把握的战争的！我们是用人头去抵挡人家的武器优势的。可是这个种下了无数中国人头的战场给我们留下的，是一屁股的债。苏联人给了我们一些武器，大都是他们第二次世界战争用过的、剩下的，可是算的价钱并不低，乘机捞了我们一把，在我们这个立足未稳的兄弟身上揩油，我们忍痛了，没有说话，为的是国际主义大家庭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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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总希望东欧诸国为了团结也能有所容忍、有所牺牲，同时他又忍控不住对只要别人容忍与牺牲的苏联的怒火。他是在一种矛盾心情下说出这番话的。
这次访问，我觉得达到了预期目的，有些方面比预期的更圆满理想些。彭总的真挚坦率，使东欧一些国家对我们更信任、更理解了，从而增进了相互间的团结与友情。一位领导人说：“有中国，我们就有说话的地方，有为我们说话的人，我们的大家庭会实现真正的合作互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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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个别地方也出现过对我们极不友好的行为。我们代表团一位“行家”发现我们住所里安了窃听器。彭总知道后拍桌大骂：让你窃听吧！我没什么怕你们听到的，共产党怎能搞这套，当面叫兄弟，背后踢脚……我们好容易才劝说住彭总不要向这个国家的领导人提抗议。
这个国家一些领导人当时跟苏联很紧。东欧流行一句话，叫“苏联下雨，××××打伞”，说的就是这个国家领导人只看苏联眼色行事。唯独在这里，彭总一直毫无笑容，会谈时很少说话，对方一直想使气氛“热烈”些，但彭总不买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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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到达阿尔巴尼亚后，赫鲁晓夫也来了。两个代表团同时在阿访问。阿要开欢迎赫的大会，请我们参加。彭总说：我们是军事代表团，不便参加。阿反复请，巴卢库来了几次，霍查本人也来过，彭总还是一个“不去”。后来，我们自己几位同志说：“老总，不能叫主人为难呀！”彭总很听那几位老将的话，去了，坐在主席台上，但还是不等散会便退了席。散步的时候，彭总向几位老将透露了他内心的秘密：“我看不惯赫鲁晓夫，张牙舞爪的……”
在阿举行的欢迎赫鲁晓夫的宴会上，主人把彭总安排在主宾席上。赫很热情，主动向彭总敬酒，表示欢迎他和中国军事代表团即将对苏联的访问，彭总只是举了举杯，说“要去要去”。过后，彭总就和巴卢库、谢胡坐到一起，谈个没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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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总在庐山出了事，消息传到我耳朵里时，我当时的直觉是以为苏联人告了他的状，说他不久前出访有对苏不满不利言论。如果真这样，还算上与事实挨边，“事出有因”吧。但我完全估计错了，恰好相反，牵连到他这次出访的罪名竟是一个“里通外国”，通的就是苏联，而根据则是他在阿尔巴尼亚和赫鲁晓夫有过“单独会见，秘密勾结”！
彭总与苏联人的单独谈话是有的，但不是在阿尔巴尼亚与赫鲁晓夫，而是在蒙古人民共和国与莫洛托夫。
当时苏联驻蒙古大使莫洛托夫在我们最后一站访问蒙古时也到机场来迎接。彭总走到他面前才认出他，久久握着他的手：“见到你，很高兴！身体还好吧？”莫洛托夫只说了“好好”!随后的欢迎宴会上，彭总又特地走到他面前，向他敬酒：“莫洛托夫同志，祝你健康长寿，希望有一天在中国欢迎你！”莫洛托夫眼里闪着亮晶晶的泪光，说：“彭德怀同志，你对世界被压迫民族做出了贡献，你的战绩鼓舞了世界人民，你是世界人民的英雄！”彭总连说：“不敢当，不敢当！”莫洛托夫高举酒杯，又说了一句话：“世界革命寄希望于中国！”
庐山会议给彭总安上的种种罪名今天都不值一驳了，但它兴起的无端加害，无中生有的风气给我们党和国家造成的无穷灾害，这教训是值得我们永远记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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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总上“万言书”是否和他的出访有联系？
我们出访前，脑子里都有个框框，东欧一些国家物资供应很紧张，这是引起人民不满、社会动荡的主要原因。到那里一看，才知道人民生活很不错，至少在我们眼里是够优裕的了，比我们中国老百姓强多了。
但那里有些地方又确实存在这样或那样的不满情绪，学生工人上街闹事常有发生。除了其它原因外，人民对生活不满意也确实是个重要由头。这方面又真不如我们中国。虽然“大跃进”闹得很凶，给工农业生产带来了严重破坏，一些地方已经露出了大灾大难的先兆，但人民依然“安居乐业”，万众一心，意气风发，战天斗地。
我们参观过东欧各国的许多农村。好些农民的房子像阔人的别墅，里外都干净、舒适，有洗澡间。大部分农家有汽车或摩托，平时开着车下地，节假日带上一家去风景区游览。整个村庄看上去像个大花园，绿荫掩映，草地葱绿，到处百花盛开。
怕人家作假，彭总常叫汽车拐道去参观人家不曾事先约定的地方和住家。他对农民生活格外感兴趣，了解得很仔细：人口、耕地、种籽、肥料、收入……问了还要看：床上、柜子、厨房、仓库……像个查债的。他和农民有一种天然感情，每到一家像走亲戚，和每个人都有说有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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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客人来自中国，主人已经高兴得合不拢嘴，当知道来者是中国的彭德怀元帅时，整个村庄都立刻沸腾，顷刻间摆出盛大的酒宴，人民穿上节日盛装欢歌狂舞。对这类不是事先准备排练过的欢迎场面，彭总很激动，每次都发表很热情的讲话。在别的场合人家送给他再珍贵的礼物他很少过问，接过来就完了。但农民送给他的东西他都郑重地交给我：“你好好保管，给我带回去！”都是些茶壶、纽扣、小帽什么的，但数量很大，能拉一大卡车，我哪带得那么多？
回来的飞机上，他问我：“叫你带的东西呢？”我说，光茶壶就几大筐，怎么带呀？他很不高兴。不是庐山会议他出了事，他很可能还得叫我把那些东西弄回来。
彭总对东欧人民的生活常常发出感叹：“可以了，很可以了！”他对这些国家领导人也说：我们来，看到你们取得的成就、革命和建设给你们的人民带来的幸福，比我们原来想象的大，大得多，你们有很多经验值得我们学习！这是真情实话，也是我们代表团同志的共同感受。
为什么这些国家人民并不感到满足呢？原因很多，但其中一条无疑是很重要的，那就是西欧在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发展更快，人民生活提高的幅度更大些，对比之下，东欧国家就显得落后了。好几个东西欧国家是毗邻，一步就迈过去了，除了政治原因，仅仅是为了获得较高的劳动报酬与舒适生活逃亡的东欧人为数不少。
每个国家无论领导和群众对我们代表团的欢迎都是热情的，发自内心的。这不仅是由于我们带去了中国人民和军队真诚的情谊，也由于这些领导人和人民对我们抱着很高的期望——其实是很大的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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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正当“大跃进”狂热的高潮，这样那样“卫星”上天的报导正吹得天花乱坠的。东欧人相信了，以为我们的粮食肉类等真的堆不下了，他们正需要我们在这方面给予更多的支援，以解决他们面临的食物供应紧张的困难。
在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乌布利希同志陪同我们察看东西柏林界线时谈到，对面的西德在拼命搞福利社会，想以此炫耀他们制度优越。最近他们把每人肉食年消耗量提高到了80公斤。乌布利希感到这对他们东德确有压力，希望彭总替他转达并争取一下，中国向他们大幅度增加肉食出口，供东德人平肉食量能在年内接近70公斤。
彭总听后沉默许久，说：转达是可以办到的，但能否争取到满足你们的需要，我看是很困难的，你也不要抱过大的希望。据我前不久在一些地方调查，报上的宣传有许多假话，有的地方老百姓不要说吃肉，吃粮也是半饱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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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又成了彭总后来的一个罪名：在国外攻击诬蔑国内大好形势。
过后彭总问过我：“朱开印，你一年吃多少肉？”我说，没算过。他又问：“有80公斤吗？”我想了想，80公斤就是160市斤，平均每天快半斤了。我说，哪吃得到那么多？彭总说：我们的老百姓呢？吃多少？他们要听说人家希望我们帮助每人每年吃到七八十公斤肉，不知作何感想啊！
我们一位同志感慨道：“我们中国老百姓好啊！从来没听说哪里因生活问题闹过事！”彭总问：“你想想这是什么原因呢？”那位同志随口答道：“我们党的政治思想工作好，人民在旧社会苦惯了，心里有个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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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总当着许多同志，突然提高了声音：不要自我安慰了！应当想想我们哪些地方没做好，对不起中国的老百姓！又说，是的，我们的人民好，苦惯了，但这不能作为一个理由——中国人吃十斤八斤肉就够了，人家吃70、80公斤是应当的！还说：竞争不是东西德，不是东西欧，而是东西方！你落后十年八年可以，久了，人家就要比垮你，老百姓也不会答应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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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访问，我明显觉察，彭总的心情越往后越沉重。
后来看到他的“万言书”，我有个想法，这些意见和他在国外获得的印象和观感有一定联系。这决不是说，我也同意那些“他的问题有国外背景”“有国外人背后怂恿支持”的无稽之谈。
“万言书”上的事实是当时全国人民目有所睹，心有所感的，也源于他亲身在大江南北广泛深入的调查，只是由于他在国外更深刻地认识到它的严重性和反映解决它的迫切性，所以才抱定了“宁可毁灭自己”也要秉笔直言，就像他自己后来说的：老百姓不光看你打的旗子，还要问他自己的“肚子”！肚子不饱，他终究要打扁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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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总是打不倒的，他将永垂青史
庐山会议我没参加，以后在中南海揭发批判他我参加了。有人动员我：“朱开印，你是了解情况的，你要揭发！”
我揭发什么？跟着人家说他“里通外国”？“和赫鲁晓夫有秘密勾结”？说实在话，我当时要真有点什么根据或怀疑，我也会站出来的，但我在出访这两个月里是时刻不离他左右的一个人，什么活动都是我联系安排的，却一点都不知道有这种事，连一点蛛丝马迹也没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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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总对加给他的其它罪名还能冷眼置之，唯独对“里通外国”的毒箭愤怒之极。他多次暴跳起来，拍案大叫：你们谁有这样的把柄拿出来，我不会俄国话，什么外国话也不会，要通，总得有个翻译，有个中间传话的人，你们给我找来对证！
无疑，有人是希望我“火线立功”，充当这样一个“证”人的。
我不是为了去立功，而是出于对党负责，我去找过代表团的两个翻译，一个章金树，一个孙定中。彭总每次和外国人交谈，他们都在场，而且都作了纪录。他们俩都是我们外事局的，平时对我很尊重，这回一听我提出这种奇怪问题，都有点气愤：“你怎么问这个？如果有这种事，我们会给他翻译，会等到你今天来问么？”我也问过工作人员、记者，大家都摇头，谁也没见过彭总单独和外国人相处过，哪怕几秒钟。相反，几个不明白我找他们到底了解什么的人，反给彭总提了这样几条意见：“他不分场合表露对苏联的反感情绪，对赫鲁晓夫太不礼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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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我再三表明我没什么可说的，但那次揭发批判会还是安排了我发言。我总得说点什么才能对付了那一关呀！于是，我说了，彭德怀同志爱给服务人员送礼，到后来我的礼品送完了，只好当面答应他，过后拍屁股就走，我们没带那么多东西，怎么送？……
“阳奉阴违”！没想到已经到了受揭发批判位置上的彭总居然还向我拍桌子发火。“朱开印，你不执行我的指示是不对的。没带那么多礼品，为什么不请示报告？可以叫大使馆想办法嘛！……”他的威风不倒！我心里真想对他说：“我的老总啊，你就忍耐点吧！难道你听不出来，我这不是没话找话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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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下，有人追问过我，问得很细，两个月出访哪天到哪，见什么人，什么人在场，谈什么，连每次宴会的座次都叫我一一回忆……我不认为问我的人都是为了加害彭总，也许更多的人是为了搞清事实。我自己不也去问过别人么？
他们也问过：“彭德怀和张闻天在飞机上谈了什么？”
张闻天同志曾和我们同机由莫斯科去华沙，他是作为中国派出的观察员去参加华沙条约一次会议的。
我说：“他和彭德怀坐在一等舱，谈什么我不知道。就是我和他们坐在一起，我也不会去注意两位领导人的谈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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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问过：“彭怎么去参加华沙条约招待会的？”
我说：“当时我们正在华沙，人家邀请，又请示了国内同意他才去的。”
“会上有人喊彭德怀乌拉？”
“没有。只喊过毛泽东乌拉！中国乌拉！但彭德怀在那里很受欢迎，大家都向他敬酒，表示敬意，还有请他签名的，照相机都对着他，他成了招待会中心，比某些参加招待会的国家元首还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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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他抱着外国女孩子亲嘴……”
“有这事。是外国的小女孩子，也有小男孩，几岁，喊他彭爷爷，要他抱，他亲过他们。大点的姑娘也有围上来要拥抱亲吻他的，他连连摆手，说‘中国人没有这个规矩’……”
到了“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想打倒我，重要的罪状就是“包庇彭德怀，是他里通外国的牵线人，还知情不报……”八个人的专案组断断续续反反复复审我。那手段方式可就不同于前回了。
“朱开印，彭德怀里通外国的罪行已经是铁证如山了，现在不是叫你揭发什么，而是你自己选择什么道路的问题，想死还是要活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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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不会有什么铁证！连我都不知道，你们从哪找？除非伪造！”
硬的他们来过了，多日无效，又来软的，启发性的：“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向伟大领袖、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发起突然袭击，你不认为和他在此前不久访问苏联、东欧有关？你不感到外国人对他狂热的吹捧颂扬其实就是对他作某种暗示与鼓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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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彭德怀在四川三线建设工地
我只回答了“我没感到”。
“朱开印，你做外交工作多年了，难道看不出那次访问有点特别，在时机选择上，对象上，他所作出的姿态上……？”
“这个，我看出了，那次出访增加了我们和东欧各国的了解与友谊，彭德怀去的时机，访问对象与目的不是他自己选择的，但作用是特别的。特别在志愿军打出国威，使东欧人民特别信服中国，彭德怀也就特别受欢迎，受爱戴，并不是他个人有什么特别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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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骂咧咧地：“你牛头不对马嘴！”又问：“在阿尔巴尼亚，彭德怀和赫鲁晓夫笑过没有？”
我说：“招待会上，大家都和和气气，笑哈哈的，他总不能哭吧？”
“你他妈和我们玩外交辞令！”
我说：“你们不配！你们什么都不懂，我没必要和你们玩外交辞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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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说起这段，不是我要翻什么人的老帐，不是我想表功。而是我觉得彭总虽然平反了，这“里通外国”的罪名也不攻自破。但这个谣言造的时间太久，传播得也很广——不是在彭总平反后，还有人写文章说是彭德怀干扰了党中央纠正“大跃进”的错误，彭德怀的问题背景很复杂吗？其实也就是重复这个谣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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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们的一般同志毕竟很少接触外事工作，是不是有人会这么想：彭老总的意见是正确的，但也许是苏联人在背后撑腰他才敢站出来的吧？我作为当时国防部外事方面的一个负责人，作为彭总在庐山会议前夕出访苏联东欧的一个负责联络和日程安排的工作人员，觉得如果不说出我所了解的事实，我是对不起彭总的，到见马克思那天我也会感到遗憾，我将死不瞑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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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的彭总就是“打而不倒”的，今天他依然活在我们亿万人民心里！
福利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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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wú)極(jí)炁(q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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