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一个爸》（Kolya）是一部令我惊喜的影片。封面是一个老男人并不动人的面孔，加上简介中提到的东欧政局之类的令我头疼的政治问题，以为是一部沉闷的片子。谁知道竟看得我开怀大笑，心中充满了温暖的感觉，真是意外的收获。

这部来自捷克的电影《给我一个爸》（Kolya)拿下了1997年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1996年威尼斯电影节荣誉奖等十几项大奖。

给我一个爸

KOLYA

 

故事讲述1988年的布拉格。卢卡，55岁的捷克未婚老男人是捷克国家爱乐乐团的大提琴手，由于弟弟从东方阵营叛逃到西方，从而失去了在爱乐乐团的演奏资格。

为了赡养年迈的母亲，卢卡只能和同伴们在葬礼上为人们演奏哀乐和为墓园管理处描墓碑。卢卡身上有着独身男子的游戏习性，保持着对异性的强烈需求。

 

迫于窘困的经济状况，卢卡答应了与一名苏联女子假结婚。没成想，婚后两天，卢卡的“太太”通过获得的捷克国籍逃到德国与情人相会，并且留了她的儿子——苏联小男孩柯利亚。

卢卡只会一点俄语，柯利亚完全听不懂捷克话，这一大一小就开始了一段深沉的父子之情。

 

卢卡抗拒婚姻，对假结婚也是因为欠债被迫同意的。因此更对多出的这个孩子毫无心理准备，在见到孩子后便想方设法急于摆脱，在孩子的奶奶病逝后，又给儿童福利院写信。

但随着日子过去，对孩子由同情变为喜爱，以至后来为了不让福利院把孩子带走，反而还跟孩子跑到别处躲了起来。

与孩子语言不通的卢卡，给自己会俄语的某个情人打电话，只为让她在电话里给孩子讲故事；带孩子四处去玩；为了孩子能看上已放完的电影，买了足够重新放映的电影票。

 

孩子生病时悉心照顾，令喜欢他的女同事都感动于他对孩子的关心，而终于与他走到一起。在付出自己爱心的同时，他也在与孩子的共处中得到了爱与快乐，尤其是在后来孩子主动地抱着他亲吻、并叫他爸爸的时候。

最终，苏联解体，苏军撤离捷克，孩子的母亲终于回来领走了孩子；卢卡也恢复了交响乐团的演出，而与他一起的女友，也孕育着他自己的孩子。

 

透过卢卡与柯利亚的故事，呈现那个时代的捷克人与苏联人所面对的政治压力与环境困境。在国家层面，这是一次入侵与占领，但在个人层面，涉及的却是一群本性良善的人，他们没有因为政治和国家原因而失去本身的善良。

显然，这段深情不仅仅讲述了人与人之间的真善美，它寄托了导演对两个民族的美好祝福，这样的氛围下，一个民族的创伤被一份无私的爱稀释，影片显的气度非凡。

影片的镜头运用和镜头语言也非常值得称道，对比蒙太奇和抒情蒙太奇的技法虽然老套但也不失艺术活力。用一个民族的情绪去冲击奥斯卡，导演和卢卡的扮演者导演的爸爸，是十分精明的。

 

对人物设置隐喻的表现

捷克斯洛伐克位于欧洲中部，处于西欧和苏联的夹缝之中，这种夹缝中的生存不仅仅体现在地理位置上，更体现在意识形态上。

捷克在苏联的高压控制之下，国内一片死气沉沉。而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本片人物设置的巧妙之处就显现出来。

一直受苏联控制，被当作“儿子”一样对待的捷克，在影片的语境中被隐喻为一个高大沧桑的成年人——卢卡；而一直以“爸爸”身份控制捷克的苏联则被隐喻成需要保护、弱小的孩子——柯利亚。

由于柯利亚是卢卡的假太太留下的拖油瓶，两人的心理又被赋予了极强的隐喻色彩。卢卡被迫以继父的身份从社会福利局接养了柯利亚，极不情愿却也无可奈何，而柯利亚则感到被抛弃，无助和失望。

被侵略的捷克在影片中成了父亲，强大的苏联成了小男孩，并且叫老男人爸爸，这样复仇式的人物设计迎合了捷克的民众，使他们在心理上获得欢愉，积压了许久的民族情绪得以释放和宣泄。

 

影片中对女性的表现

影片中的女性形象有卢卡年迈的母亲，她极度憎恨苏联人；年轻的葬礼演唱的女歌手，她在演唱时由于卢卡的挑逗而唱破了音。

同时，她也与卢卡保持着固定的性关系；卢卡的朋友教俄语的女教师，她为孤单的柯利亚用俄语讲故事；年轻的女大提琴手，想要拜卢卡为师，两人在教学期间完成了“艺术家”式的灵魂交流。

从女性主义的角度来看，影片中对女性的设置和表现依然是男性的俯视视角。导演用镜头语言建构了男女的性别身份。

女性是被看的，不理智的，被挑逗的，被需要，被哄骗，被玩弄的对象。女性只有在照料孩子，表现母性，讲故事，解决生理需求时出现，被物化为一种工具，成为了导演的一颗棋子。

 

对白的设计

柯利亚从小在苏联长大，受到苏联文化的强烈影响。但孩子的世界观中没有绝对的对立，并且，他不明白也无法明白意识形态的敌对，会让大人们的世界非敌即友。

两次设置极好的对白。

卢卡和柯利亚躺在大床上，窗外苏联的坦克呼啸而过。
柯利亚：是我们的人吗？
卢卡：不，是你们的人。
柯利亚：他们是去莫斯科么？
卢卡：不，他们要留在这儿，很不幸。
柯利亚：就像我一样。

柯利亚的世界只有“我”和“非我”的概念。而卢卡作为成年人，则已经不再用如此简单的范围去划定和判断这个世界。

卢卡被公寓的管理员催促在窗户上贴上苏联和捷克的国旗。

柯利亚：我们的，漂亮的。（俄语中，这词既有漂亮的含义，又有红色的含义。）
卢卡：跟我红色的内裤差不多。

卢卡的故意曲解柯利亚的话，带有极强的民族情绪，并且通过亵渎苏联的国旗来达到疏解自己情绪的目的。

 

影片的最后，那场音乐会，意义非凡。

捷克有两个国宝级作曲家，德沃夏克和斯美塔那。

德沃夏克在19世纪末享誉世界，在美国旅居时，吸收黑人灵歌的元素，写出了带着思乡心绪的第九交响曲《自新大陆》，青史留名。

贝德里希·斯美塔那（Bedrich Smetana，1824-1884）有“捷克民族音乐之父”之称，在捷克享有极其崇高的地位，他的交响诗《Ma Vlast 我的祖国》是民族乐派的经典之作。

斯美塔那生活的时代，捷克正在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随着革命的失败，斯美塔那迫于生计不得不离开祖国赴瑞典。1860年，哈布斯堡王朝给予了波希米亚省一定程度的文化自主权和政治自治权，斯美塔那才重返祖国。

 

在“天鹅绒革命”后卢卡重返布拉格交响乐团，这场戏独具匠心用了斯美塔那的交响诗《我的祖国》中的第五乐章《塔布尔》，而不是这部伟大作品的其他著名乐章比如《伏尔塔瓦河》。

塔布尔是布拉格南方大约100公里的一座城镇。布拉格大学教授、捷克宗教改革先驱扬·胡斯因批评天主教会受到宗教审判被处火刑。

胡斯死后他的追随者团结一致反抗领主、教会和德国入侵，1419至1434年进行了15年的武装斗争，史称胡斯战争。

这一乐章描述了胡斯教徒们战斗在塔布尔战场的悲壮情景。在乐曲中采用了胡斯运动时的歌曲《上帝的战士，你们都是谁》。

影片中出现这场音乐会的指挥是捷克国宝级的指挥大师拉斐尔·库贝利克。他在1948年被迫出走，像他的前辈德沃夏克一样远渡重洋来到美国。库贝利克流亡四十年，直到“天鹅绒革命”后他才得以重返故土。

 

1990年的“布拉格之春”音乐节开幕式上他再度执棒指挥了《我的祖国》。当最后一个音符落下，台下掌声雷动，而台上的老指挥家老泪纵横。

捷克的SUPRAPHON唱片公司将这个演绎录制并出版了唱片，一度成为全球唱片爱好者争相追捧的珍品。

库贝利克一生六次灌录过《我的祖国》，而这一版最弥足珍贵和富有传奇色彩。在那场音乐会之后，已七十六岁高龄的库贝利克慢慢淡出了指挥台，这也就成为了库贝利克的最后一次录音。

导演给了他一个不短的特写镜头向大师致敬。影片完成后不久，大师离世。这也成了大师最后留下的影像。(摘自《波希米亚的双子座星》)

 

无论是选曲还是音乐会，指挥家都带着那么浓重的影射意味。

电影最后，当男主角带着小男孩外出躲避时，在朋友家，他们一起听着收音机里的风起云涌。我的心情也随之激荡共鸣。

不同的国家，相似的社会背景，看一场电影，有着同样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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