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斯比特夫妇：用世界听得懂的方式输出中国文化
人类，对未来总抱有忐忑和憧憬的心态。
20世纪，阿尔文·托夫勒、约翰·奈斯比特以及卡特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涅夫·卡齐米日·布热津斯基，被并称为三大未来学家，百余位世界领导人是他们的信徒，几十亿人的人生未来被他们的思想所改变。而今，其中两位已经离世，只剩下奈斯比特一人，孤独而坚持地仰望星空，他就是20世纪最后一位未来学家。关于奈斯比特，如果你没有听过这个名字，也一定听过《大趋势》这本书。自1982年出版以来，这本书已在全球57个国家创下1400万册的销量纪录，几乎霸占《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榜首两年时间。书中对人类社会从工业化时代向信息化社会转变的精确预言，也给其作者——奈斯比特带来巨大声誉。这位生于美国大萧条时代的未来学家，曾就读于哈佛、康奈尔和犹他大学。
在柯达、IBM等公司获得丰富商业经验后，34岁时，奈斯比特转向政界，被任命为肯尼迪政府的助理教育专员。在那场令世人震惊的暗杀后，他又担任约翰逊总统的特别助理。“是那个动荡的时代将我一步步推向现在的研究领域。”奈斯比特向我如此解释他人生的转折点。他亲历过美国20世纪60年代的民权运动，见证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的激烈变革，他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对美国社会、经济、政治发展的分析和预测，最终在1982年出版了其心血之作——《大趋势》。而在当时，奈斯比特并未想过这本书对大洋彼岸的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2013年，我第一次安排奈斯比特夫妇来中国，在杭州为他们安排了一场小型宴会，几位司局级官员应邀参加。让奈斯比特非常惊讶的是，这批中国政界的精英们在20世纪80年代几乎都读过他的书，尤其是《大趋势》。
“那个时候我们非常渴望了解外面的世界，”席间，一位官员非常真诚地说，“而《大趋势》那本书，就像为我推开了一扇窗，感觉清风徐来。”他记得很清楚，当时还有一本和《大趋势》齐名的书，是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那时，上至国家领导人，下到普通百姓，都热烈谈论这两本书。好像中国的未来，就在这些书里。”其实，《大趋势》一书并没有给中国任何特别的关注。因为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美国最主要的挑战者还是日本。
但很快，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就引起了奈斯比特的注意。1979年，邓小平首次访美，奈斯比特也在场。当他有同事嘀咕“这人个子真矮”时，奈斯比特非常坚决地反驳说：“他是这个世界上个子最矮的伟人。”“当时中国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任何一个研究政治经济、研究宏观发展的学者都会关注在这个国家发生的事情。”在继续出版了《2000年大趋势》《亚洲大趋势》等一系列畅销书后，2010年，奈斯比特出版了分析中国发展模式的专著——《中国大趋势：新社会的八大支柱》（以下简称《中国大趋势》）。而这本书的另一位作者，就是他的夫人，多丽丝·奈斯比特。多丽丝比奈斯比特小近20岁。每一次和他们见面时，我都会惊讶于这对学术伉俪的默契。奈斯比特年事已高，出行已需要轮椅。他很认真地向我澄清，坐轮椅并不是因为身体疾病，只是年轻时跑了太多马拉松，膝盖受损严重。他不喜欢别人将他当作“老人”“病人”来对待。而多丽丝，总是耐心引导他的出入，鼓励他尽可能多站立、走动。每次回答记者、读者们的问题，奈斯比特总会先发言，而后自然而然地为妻子举起话筒，目光也总不离开她的面庞。奈斯比特夫妇相识于1995年。
那时，多丽丝是奈斯比特著作德文版的出版商。成长于奥地利的多丽丝，本是时尚与戏剧专业出身，曾从事电视纪录片创作，直到39岁才正式进入出版行业。但她很快便在出版业崭露头角，成为奥地利出版社和Signum出版社的负责人。两人在2000年结婚后，多丽丝深入介入约翰·奈斯比特的演讲、书稿的编辑和翻译工作，两人一同进行学术研究、写作。事实上，已近90岁高龄的奈斯比特还能如此高产，也正与多丽丝的支持和辅助密不可分。在《中国大趋势》一书中，奈斯比特夫妇对中国模式给予了极高评价，全面分析总结了中国成功的原因。而后在2015年的新著《大变革：南环经济带将如何重塑我们的世界》中，奈斯比特夫妇同样给予中国极大的关注。在这本书中，他们提出了一个新概念——“南环经济带”（Global Southern Belt），意指150多个新兴经济体，在世界地图上，绕地球的南方围成了一条圆环。他们认为，南环经济带的国家和城市将在未来几十年间重塑这个世界，而中国将在此“大变革”中扮演重要角色。
在2018年最新出版的《掌控大趋势：如何正确认识、掌控这个变化的世界》中，夫妇两人再次做出“至少在特朗普任职中期，中国都将是赢家”的论断。“中国是一个充满活力和有着一切可能性的国家。这里发生的事情令我们无比着迷。”奈斯比特从来不吝惜对中国的赞美。2006年，他们与天津大学合作，成立了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由多丽丝担任院长，专门研究中国社会、文化和经济转型。关于中国与世界的发展大趋势，我想很难找到比他们更适合的谈话对象了。
中国模式极具竞争优势
问：《大趋势》书中的第一句话，同时也是这本书的最后一句话说：“天呐，生在这个时代真是太棒了！”你觉得这句话放到30年后的今天依然适用吗？尤其是对今天的中国人，这句话还可以这么说吗？
约：写《大趋势》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们正处于两个世纪转换的过程中，不是每个人都对即将到来的转变持乐观态度，我关注的是在不确定性中出现的机遇。而如今的情形也是相似的，我们又一次处于世纪之交。30年前，我们是朝着全面数字化和工业化迈进；而如今的我们正目睹全球力量结构的转变。1982年的中国是一个贫穷的国家，没有什么全球影响力，还正在努力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或者，至少是第二大经济体。而生活在如今这个时代，对中国人来说，可以说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好。
多：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中国分析形势并在必要时改弦更张的能力。这是20世纪80年代最为戏剧性的事情，当时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从完全计划经济转向混合经济，即部分计划经济，部分市场经济。现在的情况当然与20世纪80年代有所不同。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面临的选择是破产或者巨变，这是邓小平所面临的选择。当时的中国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国家，改革开放为中国打开了尘封已久的大门，很多人得以抓住机会成为企业家，与外国人开展贸易。当时的中国在一个低起点上，尽管人们为进步付出很多，但也会获得更大的幸福感；但当起点提高以后，同样的付出，幸福感却会小很多。现在的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比西方更现代化，任何进步都是从更高的起点开始的，因此就不会对进步感到特别兴奋。而且现在中国还要面对“中产阶级陷阱”——从下层中产阶级向上层中产阶级转移，这也并非易事。举例来说，对于那些没有父母支持的人来说，买房或租房越来越不容易了；还有虽然人们的教育水平越来越高，但要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却越来越难。我想早在1980年，约翰的建议就是让不确定性成为你的朋友。不确定性产生了不安全感。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对未来存在很大的不安全感。现在的情况又不同了，中国人拥有了一些不愿失去的东西，也有了一些想要得到的东西。在个人和国家层面，中国人和中国都取得了巨大的进步。没有人想失去通过努力获得的成果，这就增加了对于未来不安全感的担忧。最后，归根结底还是一个个人问题，你是专注于风险还是机会。
问：你们如何定义中国模式？你们认为中国的竞争优势是什么？
约：正如我们在《中国大趋势》中写的，中国正在发展一种我们称为“垂直民主”的体系。在这样一种模式中，政府统治的合理性来自治理的成果，这是一种基于党内英才管理的制度。在西方，四到五年一次的横向民主选举周期主导着政治决策。要赢得选举，你必须让自己的政党看起来不错，而让另一个政党看起来很糟糕。这样的制度就意味着几乎不允许政党制定战略或进行长期规划，因为这些战略和规划可能要在较长时期内才会显示出优势或好处，或者更糟糕的是，其后续结果还有可能成为为反对派做的嫁衣。从世界的复杂性和互联性的角度来看，在制定必要的战略计划和长远展望时，这是一个巨大的障碍。
问：从《中国大趋势》这本书看，你们完全被“中国模式”所征服，是这样吗？
约：中国的成就是不可否认的事实，我们确实被其所征服。更确切地说，我们被中国人民征服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和中国现在的发展势头相匹敌。从没有一个拥有像中国一样庞大人口的国家能保持如此迅猛的发展速度。中国人可能给人粗鲁和爱出风头的印象，但这只是表面现象。在后续的接触中，了解了中国人以后，我们发现，中国人其实很热情，极富同情心，有强烈的学习意愿，并且乐于肯定他人或他国的成就，乐于向他人学习和提升自我。我们尤其喜爱中国的学生，因此我们拜访了很多中国的高中和大学。写《中国大趋势》的目的之一就是讲述中国的故事，让我们明白中国是怎样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西方人对中国持有很陈腐的看法，一旦他们来到中国，他们的印象就会迅速好转。很多来中国旅游的人被他们的所见所闻震撼到了。
问：中国政府正在推进一系列的改革。其中，经济改革被放在首要位置上。你们如何评价中国的经济改革？西方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国家资本主义”，你们同意这个观点吗？
多：经济改革不仅仅是贸易和生产。市场错综复杂，中国明智地拒绝了要求迅速开放资本市场、放开价格管制以及开放债务市场的“华盛顿共识”，而是采用了一种更有效的方法。中国不遵循美国的政策来完善自身改革和经济政策的坚定立场，确实在许多克服障碍的方面具有开创性。这就是中国不会经历我们可预测的美国会经历的危机的原因。
约：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国有企业产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巨大，且雇用了大量员工，同时中国的很大部分国内生产总值是由私营企业实现的，而这在一代人以前是不可想象的。但是国家和国有企业的共生关系也有一定的局限，需要深化改革。“国家资本主义”真的不是对中国现有经济模式的准确描述。我们觉得“中国模式”更加合适。
问：你认为中国目前及未来面临的主要挑战有哪些？
约：腐败、人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保障问题、环境污染等是中国面临的巨大挑战。当然，也有像美国总统任期这样的外部挑战，其结果和后果很难预测。在这种种挑战中，首要的挑战是改变中国下一代人的思维。与其他国家一样，中国的领导人也是从正在成长的下一代中聚集起来的。在中国迅速变化的过程中，年轻一代迫切渴望改革，而领导层落实改革政策的速度相对缓慢。在《中国大趋势》中，我们提到，一个持续发展的中国必须建立在平衡自下而上的需求和自上而下的方针的基础上。要掌控一个规模和人口都在这个维度的国家，需要领导能力，也需要理解人民的需求。
多中心的世界，中国是主角
问：你们认为南环经济带与金砖国家（BRICS）的区别在哪里？
约：金砖国家的选择标准是经济规模而非增长潜力。在所有金砖国家中，只有中国是名实相符的。金砖四国并不代表南环经济带（Global Southern Belt）。南环经济带包括是150个左右正在崛起的经济体，它们正在成为全球社会的参与者。我们所描述的这一定义与它们大多位于南方的地理位置有关。我们并不是对所有国家都一概而论，它们在经济和政治进程上有显著区别。但总体而言，它们都有很大的增长潜力，都有利用这些潜力的意愿和能力，尤其是由于中国的投资和新的贸易联盟给它们带来了机遇。如果没有中国，南环经济带成员国中的许多国家就不会达到现在的水平，这是一个事实。另一方面，中国在建立新联盟方面有自己的利益，这是全球游戏变化的一部分。在这个变化中，我们从一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转变为一个多中心的世界。
问：确实，中国对这些发展中国家的影响力正在日益增加。也有很多人会将中国的经济、政治势力在非洲等地区的扩张，同当年西方的“殖民主义”和霸权相类比。你们在书中提到，西方霸权正在逐渐瓦解和消失，但另一方面，中国真的也会形成自己的霸权吗？
约：西方霸权的结束是一个过程，而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这个过程要经历几十年，直到它在各个领域完全失去影响力。这一衰退过程从经济领域开始，之后是政治领域和军事力量。但是减轻西方文化逾一个世纪以来的强影响力，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与此同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中国和美国的影响力将不断变化、相互作用。
问：在你们看来，这种多中心下的全球化会是什么样的？
约：我们看到的是各经济体的全球化。在长远的未来，我们必定会向着世界成为一个经济体过渡。不要把它和一个政府混为一谈，但我们的联系已经变得如此紧密，几乎不可能不受千里之外发生的事情的影响。看看现在的跨国公司，如世界上营业收入最高的公司之一雀巢，在190多个国家拥有近450家工厂。那么雀巢公司在多大程度上是属于瑞士的？再如，联想是中国最大的智能手机厂商之一，在60多个国家运营，在160多个国家销售其产品。全球化已经渗透到企业界很久了，而城市是地理格局上的核心竞技场。
多：在很长一段时间，全球化就是美国化，这在文化和商业世界中都有发生。取代其影响的时间框架取决于其他国家发展真正的文化和企业行为模式的速度，这些模式要对其他文化有足够的吸引力。
“一带一路”将成为世界发展的发动机
问：这就不得不说到“一带一路”倡议了。请问你们如何评价“一带一路”倡议？
约：“一带一路”倡议的开放不仅仅是基础层面的开放，而是让这些相关地区的人民共同致富、相互连接的开放。“一带一路”倡议吸引力的根本所在就是其互联互通和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倡议蕴含的包容性、联动性、互惠性，激发了参与国家的积极性。中国从西方的发展中受益，并深知与有关国家和地区分享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提供基础设施、金融和环保管理服务的重要性。这不仅符合这些国家的利益，也符合中国的利益。我们真诚地希望更密切的文化交流能有助于各国增进了解，更好地应对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挑战。
多：当我们第一次听说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时，最让我们震惊的是，它采取了和大趋势截然相反的方式。通常情况下，一个大趋势是一系列趋势的集合，“一带一路”倡议正好相反。通过这一倡议，中国创造了一个平台，让所有国家都能参与进来，创造新的全球秩序。中国自己在很短的时间内取得经济进步的例子也在帮助这些国家实现这一目标。
问：“一带一路”倡议未来的潜力在哪里？
约：显然，“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21世纪的重点工程。创造新的经济基础设施、开辟新的贸易路线、建立新的全球关系平衡、促进跨国贸易和投资的目标是宏大的，它来得正是时候。尽管美国总统支持保护主义和民族主义，但中国已成为自由市场和贸易的捍卫者，10年前谁会想到这一点呢？当然，“一带一路”建设也会遇到难题。它是综合了经济、政治和地缘政治的考虑和战略，因此其影响必定是全方位的。有关国家在政治制度、历史文化、宗教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此外，他们在应对目前经济和社会领域的问题时有不同的观点和方法。不要忘记宗教原教旨主义和激进主义。中国需要大量的外交努力，以建立伙伴关系和互信，实现地区稳定与发展。
多：首先，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规模之宏大前所未有。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有44亿人口，接近世界总人口的63%，GDP占全球总额的40%。其次，当今的全球化相当于西方主导下的现代化。加入“一带一路”的国家不想成为“华盛顿共识”和“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部分，后者已被证明是失败的。中国的目标是实现世界的现代化，去中心化、去殖民主义、去帝国主义并追求和谐。而且，中国希望恢复其数百年来作为全球大国的地位。中华民族的崛起，也是推动中国这个古老的中心国家在世界上崛起的重要举措。这一愿望反映在共产党十八大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上。最后，在宏观层面上，中国的创新能力已经提升，它现在占据机器人和人工智能领域的领先地位。“一带一路”倡议将在向非洲、拉美和亚洲国家推广最新科技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它们中的许多国家将飞跃工业化，直接进入数字时代。中国的IT行业也在提供手机、电脑和其他工具等可消费的设备。这将导致教育水平的提高、技术企业家精神的实现，并为当地企业和跨国公司开发新市场。
问：为什么说“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经济意义重大？面对反全球化浪潮，“一带一路”倡议能否重塑全球化？
约：未来10年，“一带一路”倡议能够成为亚洲和世界发展的发动机，这从相关数据中就可以得到体现。据相关部门统计，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2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设了82个经贸合作区，总投资300多亿美元。中国投资“一带一路”已达511亿美元，这占同期中国对外投资总额的12%。近4000家新公司成立，创造了24.4万个就业岗位。毫无疑问，“一带一路”已经成为新兴经济体的经济驱动力，这对于保持全球经济的增长是非常必要的。基础设施项目使以前的边远地区得以进入市场。作为生产者和消费者，它的作用是双向的。尤为重要的是，它没有那种自上而下的慈善机构的施舍味道，而是将尊严还给了那些能够满足自我需求的人。此外，它还有助于避免资金流入领导者的口袋，这些人最终可能成为欧洲国家的高端房地产买家。虽然不能完全避免误用，但中国道路在受惠国之间创造了互惠互利的关系，并回报了中国自身，这对于一个可持续健康的经济环境是非常重要的。
多：当金砖四国的国家看中国时，他们看到的是中国在2018年9月实现的增长占到了全球总增长的30%。中国城市每年新增就业1300万人。中国有1.7亿人拥有大学学位，并且每年有800万大学生毕业，另有500万高等职业教育毕业生。平均每天都有1.8万家新公司成立。中国在全球创新指数中排名第17位，在全球竞争力指数中排名第18位。这些是没人能否认的事实。难怪中国已经成为包括德国在内的25个金砖国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从已经取得的成果看，“一带一路”倡议似乎并未夸下海口，现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国际和地区政府合作平台，成为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最大的合作平台。除了物流和建筑领域对人才的需求增加之外，中国对绿色能源的关注也创造了更多的发展和合作机会。所有这些努力都将对中国的地缘政治和金融实力产生影响，这种影响不会局限在“一带一路”沿线，还将影响国际社会。
中国企业如何“走出去”
问：在你们的新书中，提到中国人特有的“关系”正在走向全球，你们认为其他文化可以学习这一点吗？它的优势是什么？
约：“一带一路”的成功部分取决于创造了一种共同的精神。它就像把砌砖固定在一起的砂浆。“关系”在中国社会和商业世界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人能够平衡各种形式的关系和与外界的关系，并因此受到高度赞赏。有了“一带一路”，中国的“关系”正在画出越来越大的圈子。“关系”在许多国家都很重要，但在中亚和非洲的一些国家，“关系”只在部落内部起作用。只有把所有人的利益放在心上，“关系”才会绚丽多彩，保持双赢的策略是全球“关系”的纽带。除了这些情感上和系统上的障碍，还有一些技术上的困难，比如修建铁路时连接处不同的轨距。中国已经克服了自身发展的巨大障碍，积累了丰富的知识和经验。
问：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未来如何？最佳目标地区是哪里？什么样的中国企业能够在国际化中胜出，国有企业还是私营企业？制造业还是文化业？
约：正如我们之前所说，中国的经济形态有一部分是私营企业和国有企业的混合。在这种情况下获胜，只能解释为经济发展为中国找到了最佳的组合。中国正从出口驱动型经济转向消费驱动型经济。从2011年到2017年，中国家庭消费从相当于美国家庭消费的13%上升到34%。同样显而易见的是“共享经济”的动态，共享自行车、电动车和汽车的数量将进一步上升，这种扩张将减少对所有权的需求。消费将不得不同时兼顾线上和线下，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阿里巴巴的盒马生鲜，它是一家餐厅、超市、配送中心和网店的混合体。它不需要现金，只需要你的手机。我们不知道西方世界是否有这样一个实体。
多：在我们看未来商机时，我们必须记住我们正处于生产根本变革的过程中。工业4.0，即第四次工业革命，据估计其影响会与第一次工业革命一样大，第一次工业革命大大提高了人均GDP。中国的自动化速度比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都快。中国不是世界工厂，而是为自己的经济服务。想想看，14亿人的数据是如何被用来训练人工智能系统的。普华永道（PwC）的一份研究报告得出结论称，未来20年，人工智能、机器人、无人机和自动驾驶汽车将使中国的就业人数增加逾3000万。报告指出，到2037年，中国经济可能增加超过9300万个就业岗位。制造业不会消失，但大部分的就业机会将来自于人工智能产品的制造。失业最多的将是农业，在农业中，自动化将带来更高的效率和更高的生产率。
问：中国政府正采取措施，推动中国文化在国外的传播。你们觉得中国文化能够超越西方成为主流吗？
约：我们必须记住，当我们谈论经济影响时，我们谈论的是事实；当我们谈到文化，它是情感。经济规则可以自上而下制定，文化则可以自下而上发展，传播需要一定的时间。“美国生活方式”的影响可以追溯到美国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处于领先地位的时代。两次世界大战给欧洲造成了人员和物质损失。在中国开始改革进程后，它的目光也转向了美国。今天，美国正在丧失其文化模式的领先优势，它的影响力正在瓦解。多：中国文化中有很多元素已经让西方人着迷，比如中国功夫、禅宗佛教和中国菜。中国艺术现在在世界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比如一些最昂贵的绘画作品。但中国要成为主流文化还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这将意味着人们能够接受中国的思维方式、想法、目标，并将它们实践于日常生活中。我们可以出口商品，但是很难出口一种思维模式。目前，中西方思维模式仍然相去甚远。不过在未来的几十年里，我们很可能会看到有利的中西文化融合。
问：你们对中国的企业家有何建议？
约：今天的企业家们所处的世界与他们的前辈们大不相同。技术进步以指数速度增长，干扰技术的间隔时间缩短了。预期和灵活性是生存的关键，直觉可能比分析性思维更重要。中国企业家已经变得更加全球化，他们有很好的榜样。在中低管理层中，我们看到了更大的挑战，服从命令和线性思维限制了创造力和想法。还有，创业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天赋，但在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对教育的重视。
教育改革，才能支持中国的创新
问：你们认为中国现在有一批非常有创造力，同时也非常有远见的企业家，但对中国的教育体系却做批评，你们是怎么看待这个矛盾的？
约：我们必须区分在任何教育制度下都能脱颖而出的奇才和需要好的教育制度滋养和培育的普通人才。天才在这个世界上总能大行其道、大放异彩，但也有无数的人才因为无效的教育体制而默默无闻，这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人才并不总是能够自动成功的，人才需要滋养和引导。我们去过中国很多的高中，学生们是那么见多识广，我们可以与他们自由地讨论任何事情，这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我为《中国青年报》撰写专栏文章期间，我收到了数百封学生、家长和老师的来信。我看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因老师和家长的期望、进入一所好学校的激烈竞争和找到一份好工作而带来的过度的课程需求。
多：中国的教育体系确实能够支持一定的人才，上海在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发起的国际学生评估项目（PISA）中排名靠前，已经表明了这一点。但是，生命中重要的远不止正确的答案。中国现在需要受过良好教育的创新型人才，这个世界已经与他们的老师所成长的世界完全不同。
问：能讲讲你们受教育的故事吗？
约：我在高中第一年就退学了，去打印店做学徒。工作相当枯燥，就是给打印机续纸。然后我去做了挖埋电线杆土坑的工作，同样枯燥，但是薪水比之前好些。那时我意识到这不是我想要的世界，我想离开这个只有120人的村庄。因此在17岁的时候，我抓住机会，加入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在部队里我开始阅读，在服役的两年期间我沉迷于此。退伍后，我利用《退伍军人权利法案》进入犹他大学成为一名临时学生（因为我没有高中学历）。我表现得很出色，通过竞选当上了学生会主席，还成了优秀毕业生，并于之后开始了自己的事业。我不会向任何人推荐我的道路，在今天这可能是无法实现的。但是无论你在哪里，总有一种方法可以让你找到一份因为热爱而能真正完成的工作。要记住，每个人学习的方式都不一样，这是最重要的。永远不要放弃，学习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可以不断提高。
多：我在39岁的时候开始了我的事业（我结婚时放弃了所有的职业抱负）。我进入了出版业，这个行业对我来说是个全新的挑战。一开始我只是做广告销售的小职员。但我渴望学习，不到一年半的时间，我就被一家更大的公司挖走，成了广告经理。又过了两年，我成了这家公司的老板。这不是一条普通的职业道路，而是一个学习新东西永远不会太晚的例子。对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我们的建议是尽可能得到最好的教育，掌握最适合你的才能。孩子最初的几年比我们通常认为的要重要得多。试着独立地给予所有你能给予的支持和培养，让孩子们有时间挖掘他们的才能——才能往往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在你的一生中，都要保持开放和好奇的心态——这是应对快速变化的工作环境所需要的灵活性的最佳基础。
终极之问
问：我们如何生活在这样一个永远在改变的世界中？我们的世界会变得更好吗？
多：人生并非一帆风顺。当我们陷入困境的时候，就必须自我解救，这需要勇气。如果我没有离开我的“旧生活”，进入出版行业，那我将永远没有机会遇到约翰，他在那个时候已经是一个闻名世界的人了。当时，我追求他是因为我想为出版社获得他的图书版权，但我们相爱了，不是因为我们多么相似，我们有不同的喜好，但我们能互相扶持、共同成长，我们是完美的组合。爱和被爱让我们对生活满足，它为我们达成职业目标提供了无穷的力量。年轻的时候，很难判断我们应该和谁结婚，选择什么职业，所以只能追随你的心和梦想，这听起来像是陈词滥调，但其实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约：很简单，做自己最喜欢的事，你就会做得最好；选择正确的人生伴侣，你就会生活得最幸福。人们往往匆匆开始一份工作或者一段感情，然后半途醒来发现这根本就不是自己想要的。对年轻人，我们的建议是：慢慢来，别着急。对那些发现被困在自己不喜欢的环境中的人，我们的建议是：改变。做出大的改变需要很大的勇气，但是如果到生命的尽头才发现自己一生都没有尝试改变，那才更加可悲。对未来要充满信心，世界当然会越来越好。
对话手记
我个人非常喜欢和奈斯比特夫妇聊天。88岁的约翰·奈斯比特永远在对话中展示着自己乐观、好奇、快乐的一面，一直像一个高中男孩；而67岁的多丽丝·奈斯比特更像是一位即将走向舞池的芭蕾舞演员，充满美感和自信。他们在言辞间，总带有对中国深切的喜爱和欣赏。他们了解中国，关注中国，对这里正在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了如指掌。因此与他们聊天，永远不用担心缺乏共同的关注点与语言。但有些时候，我也会隐隐感觉，会不会是因为他们太喜欢中国，以至于看到的总是这个国度美好和充满希望的一面？当然，在我们的对话中，奈斯比特夫妇也会主动谈起中国当下存在的很多问题，但他们对中国领导人和中国社会充满信心，坚信未来的改革会逐步解决这些问题。
事实上，正如奈斯比特夫妇在一系列书和演讲中反复指出的那样，这些改革到底能不能成功，还存在着诸多变量和不确定的因素。中国的政治经济改革走进深水区，从建设预防腐败的制度，到重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的格局体系，每一项宏观改革都有越来越多的利益相关方牵涉其中。改革的推进，不仅需要领导人的魄力和决心，还需要整个社会和全体公民负责任、有序、理性的参与。我们所面对的，不仅是这个充满变化和挑战的中国，更是一个利益格局不断重组、变革的世界。我非常喜欢奈斯比特夫妇提出的“南环经济带”的概念。主导世界几个世纪的西方文化并不会简单衰败，但曾游离于国际主流秩序之外的、曾经的发展中国家，将因其巨大的人口、快速的经济增长而逐步掌控话语权，重新定义一个多元化的世界。在这个多中心的全球化中，中国究竟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它到底能不能维系持续的增长，成就一个更加开放自由的社会，决定了中国的文化与价值取向到底会在这个多元世界占据多大权重；在世界格局的变化重组中，中国能否在资本的输出之外，承担更多的大国责任，也值得我们的关注和期待。正是这么多的不确定性，让我一次又一次想起奈斯比特在《大趋势》中的那句话：生活在这个时代真是太棒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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