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安娜·柯伊尔：经济学家和高尚的学科
“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什么？”2018年年初在瑞士达沃斯的温馨小酒店的壁炉前，当剑桥大学教授、英国财政部原顾问戴安娜·柯伊尔（Diane Coyle）向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闪过很多答案：飞机、电视、手机、阿司匹林……柯伊尔教授莞尔一笑：你知道吗，我的答案是GDP。
《极简GDP史》那时刚刚在中国出版。这本书从历史、现实、未来多个角度，重新梳理解释GDP的意义，描述这一概念的发展，客观看待它的局限性，也捍卫它作为经济政策重要指标的地位。彼时对GDP迷信的批判，正是大众媒体热衷的主题。此书一出，立即引发经济学家和媒体的广泛关注。而这已不是柯伊尔的著作第一次在中国引起轰动。上一本书，是2009年出版的《高尚的经济学》。这本科普之作，系统阐释了经济学的发展流变。经济学不仅仅是搭建模型、精于计算的沉闷学科，其研究领域也越发多元。“GDP能够有效地衡量幸福吗？经济增长能使我们快乐吗？”道德、幸福，都重新被纳入经济辩论的范围，这些议题都使得“冷冰冰的经济学”逐渐回归“人性的经济学”。对我而言，《高尚的经济学》一书将经济学内在的深刻原理与奥妙之处逐一道来，既有趣味性，又有系统性的阐述。虽然对经济学的主流学派、前沿思想进行了阐述，但又不会令人感到迷惑。经济学，已不仅仅是研究供给和需求的学科，它已经扩展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正如美国著名金融史学家、《繁荣的代价》作者彼得·伯恩斯坦的评价：“本书就像一阵新风，简洁、有力、可信且发人深省地论证了现代经济学和经济学家的活力。经济学早已不是一门沉闷的科学，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一直在不断拓宽，研究主题也在不断深入。但是，经济学界外部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变化，本书恰好弥补了这一缺憾。”这本《高尚的经济学》还让我们清楚地了解经济学家在思考和研究什么问题，有助于我们更全面、深入地理解经济学和经济学家，以及那些经常在媒体上听到的名字和术语。而对我来说，柯伊尔教授也的确是我了解如何学习经济学的重要引路人。柯伊尔1961年出生在英国西北的兰开夏郡，在她看来，自己的经济学启蒙源于中学的一位老师。“我的老师非常强调一种怀疑精神，看重我们逻辑思维的培养，这都是经济学家的必备素养。”
柯伊尔在牛津大学完成了和金融大鳄索罗斯、英国首相大卫·卡梅隆、《经济学人》主编詹尼·明顿·贝多斯同样的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PPE）专业，之后在哈佛大学获得经济学的硕士和博士学位。毕业后，她以经济学家的身份在英国财政部工作。她曾担任英国广播公司（BBC）理事机构BBC信托基金会的副主席，英国《独立报》经济学编辑，也是英国竞争委员会的成员和英国移民咨询委员会成员。在2001年，柯伊尔成立了咨询公司“启蒙经济学”（Enlightenment Economics），为诸多商业公司、国际组织提供与新兴科技、创新、竞争政策有关的咨询。与她学术领域的关注点截然不同，她在商业领域的研究更像是她个人兴趣的拓展。从灾难中的社交媒体与新技术的应用、信息科技的社会影响力到创新体系研究，她涉猎极其广泛。2018年，柯伊尔教授成为剑桥大学公共政策学院的首位本尼特学者。那天，瑞士达沃斯下了一场几十年来最大的大雪，在两米深的大雪中，我和柯伊尔终于有暇在炉火边坐下，谈论一下经济学是否是一门高尚的学科。
经济学的历史与未来
问：在一些人眼中，经济学家谈论问题总是从利益得失出发，给人一种“冷血”的感觉。
答：确实，大多数人认为经济学主要是宏观经济预测，他们认为大多数经济学都基于这样的假设：我们都是自私和超理性的，只关心金钱。在一代人之前，一种狭隘的经济学方法确实主宰了这一主题，仍然有一些经济学家认为还原论的版本没有任何问题。但今天，大部分经济学的实践和理论都会考虑人性的复杂性，与“真实”世界有了更大的联系。
问：你在《高尚的经济学》一书中对经济思想史进行了很好的梳理。理查德·塞勒教授因在行为经济学方面的贡献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而且近些年来很多学者开始涉足行为经济学。有人说传统经济学的基础正在改变，甚至正在动摇，你同意吗？
答：我同意。我认为，学术界和大学研究的经济学与评论家脑中的经济学概念是截然不同的。所以你经常听到评论家说经济学假定人是理性的。我们知道这不是真的。他们还说经济学假设人们仅追求利润最大化，但我们知道可能还有社会动机和利他主义等同样重要的因素。在评论家们看来，经济学家假设人们是完全相同的，经济中没有摩擦，权力斗争并不重要，但实际上这并不是经济学真正的面貌。很不幸的是，作为经济学家，我们没有对大家解释清楚我们在做些什么。所以，我一直密切参与一个叫作“核心经济学”（Core Economics）的项目，为大学生开发免费、在线的经济学入门课本，给他们介绍经济学前沿研究，告诉他们当前的经济学领域正在发生什么。此外，政治家一直将经济学作为党派辩论的一种武器，我不认为这种情况会有所改观，因为政治家要做的就是用尽可能多的内容支持自己的观点，但这并非经济学家工作的本来面目。这也是挑战的一部分。第三个问题是很多人认为经济学是关于预测的，但其实你不能预测经济走向。就像一位医生不能说10月25日你会得癌症，医生只能说，如果你嗜好抽烟的话，你患上癌症的概率会增加。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做经济预测，但是在金融市场上，一些经济学家因为利益驱动去预测经济。所以我认为这是我们在交流中遇到的一部分挑战。但从根本上，我们还是需要更好地向人们解释我们所知道的事情以及我们不知道的事情，并且诚实地对待我们不知道的事情，我想这样做会得到更多的信任。
问：诺奖得主托马斯·萨金特（Thomas Sargent）正在研究人工智能对经济学的影响。你认为经济学的基础是否会因为技术而发生改变？只要掌握了所有的细节，拥有足够的数据，机器就会帮助你搭建模型，经济学会往这个方向发展吗？[我们谈到这里时，2015年诺贝尔奖得主安格斯·迪顿（Angus Stewart Deaton）正从我们身旁经过。]
答：我相信诺奖得主迪顿教授会同意这个观点：我们越是更多地将注意力放在我们从数据中得到的东西上，并更少地去关注理论模型，经济学学科就会越趋于良性发展。本科生学习了很多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方面的技巧，但这些都是相当理论化的。所有学经济的人都应该了解数据的缺点：数据是混乱、不确定的，你必须警惕数据的来源。我们即将踏入一个被数据充斥的世界，当你能够获得这些数据的时候，就相当于获得了一个丰富的宝库，但是也必须意识到你收集的数据可能存在偏差。
问：这是否意味着一些传统的经济理论即将消逝？就像一般均衡理论一样，20世纪中的很多理论都会成为过去时。
答：我想它们会的。当然，应用一般均衡理论的人都是有杰出才能的，我不认为这个理论特别实用。一般均衡理论唯一能告诉我们的就是一切都是连接在一起的。在一个复杂的经济环境中，你需要意识到所有这些溢出效应，但一旦认识到了这一点，我不认为这个理论还有特别多值得挖掘的东西。
问：你如何评价熊彼特关于创新的理论？
答：跨越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都在发生。现存竞争对手之间开展竞争，会带来渐进式创新。但是我认为，当新产品进入市场并开展市场竞争时，熊彼特式创新显然是会发生的。对于数字技术来说更是如此，因为数字技术意味着“赢者通吃”，网络效应很大。所以谷歌应该担心的是，市场上是否有人会用更好的技术推翻它们，就像它们当初推翻雅虎那样，这种技术驱动式竞争是很可能带来商业成功的。谷歌想要保护自己，就会像脸书一样，收购那些看起来会成为未来竞争对手的小公司。所以我认为竞争管理机构应该对这种收购采取更加警惕的态度。但竞争管理机构大多还是采用传统的监管方式，当一个大型数字科技公司想要收购小公司时，看上去两个市场并不相关，这时候竞争管理机构就会放松警惕。我认为他们需要更加注意这种现象。
问：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在《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指出，资本比劳动会产生更大的回报。你同意这个观点吗？
答：我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这本书所强调的是，美国收入不平等的情况大大加剧，且与其他国家相比非常突出，这个发现是很有用的，也使这本书变得非常重要。皮凯蒂有一个确定性的观点，他认为不平等必然会增加，除非发生战争，摧毁了富人们拥有的大量资产。但是我认为他忽略了一些重要内容，一个是房产的重要性，富人的资产在某些国家受到房地产泡沫的影响。另一方面，他并没有真正强调人力资本的重要性，他记录的收入增长很大一部分是因为高级人才所获得的高工资溢价，而这一点可以被改变。
作为衡量经济增长指标的GDP
问：在信息技术的新时代，我们对衡量一国经济增长的指标的解读（大多数时候是说GDP），是否会发生改变？
答：数字技术无疑正在改变我们解读当前GDP数据的方法。当然，现在谈数字技术对此的影响还为时尚早。我正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对发展经济学来说，研究者过去难以掌握足够的统计资源，因为资源丰富的统计机构并不多。利用大数据来衡量经济活动是很有发展潜力的，如手机和卫星数据。
问：你认为日后GDP指标将如何变化以适应时代发展？
答：当然可以有一些改进，如优化服务和无形资产的统计方法，优化工业类别和职业分类。相信最终我们会设计出一个统计框架，用来衡量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而不是单一的总体GDP增长数字。
问：我们还需要哪些指标来弥补它的局限性（与GDP互为补充，共同作为衡量国民幸福生活的指标）？
答：我赞成制定国家资产负债表，因为计量资产是判断当前经济增长是否可持续的唯一途径。国家资产负债表应包括所有类型的资产，比如自然资本、人力资本、金融资本和基础设施。
问：你认为GDP与一个国家的国民幸福指数或国民幸福总值正相关吗？
答：对许多国家来说，包括中国，这显然是正确的。即使在高收入国家，人们也不喜欢GDP下降，因为他们会失去工作，收入也会随之减少。所以我认为经济增长是重要的，但是GDP所能衡量的状况和实际经济状况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一部分原因是对环境的权衡，我们没有把环境成本考虑在经济增长之内。此外，数字经济带来的变化使得GDP在衡量经济状况时已经不那么有力了，因为商业模式正在改变，网上有这么多的免费商品，发布它们的人也能赚个盆满钵满。所以我们需要重新考量衡量经济状况的框架，以更好地理解经济如何变化。
问：那么GDP是否仍然是一个科学的评价指标呢？
答：到目前为止，GDP是最好的指标。但是在计算GDP时，我们总是要决定什么包含在内，什么排除在外。没有报酬的家庭工作被排除在外，这就意味着，随着女性离开家庭进入市场经济，GDP应该会上涨，因为她们在家庭之外购买餐食、雇用清洁工、给托儿所付钱。我想很多人都不明白，对经济规模的衡量涉及很多判断。话虽如此，但如果长期观察的话，我认为GDP确实反映了经济繁荣增长的事实。
美国反全球化的短视
问：现在看起来，一方面特朗普似乎正在终止全球化，凡事提倡“美国优先”；另一方面，中国却在全球化中扮演着积极推进的角色。对于中美角色的“逆转”，我们该怎么看待？
答：全球化确实带来了好处，但经济学家和政治家们还没对利益分配不均问题给予足够的关注。在贸易谈判中，情况总是如此。印度、巴西以及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国家已经指出，他们没有从贸易增长中获得足够的好处。美国如此强烈地反对全球化，也不奇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安格斯·迪顿指出，美国一些中产阶级的收入数十年来都没有增加，没有从全球化中得到任何好处。这些现象都可以帮你理解（美国）对全球化的反对。但我认为特朗普政府的做法会适得其反。因为现在的全球贸易不是交换产成品，而是交换要素。如果要素交换变得更艰难，势必会导致本国公司的生产成本提高，甚至可能裁员，而且消费者也会因为需要支付更高的价格而福利受损。所以，在过去50年中，美国低收入消费者从全球化中获得的一个好处就是提升了购买力，可以购买更多自身负担得起的进口商品，其中很多商品都来自中国。全球贸易的每个参与方都是以国家利益为重心的，大多数情况下，人们考虑生产商的利益胜过考虑消费者的利益。
女性的突围
问：为什么女性经济学家这么少？
答：我们现在正就这个问题进行激烈讨论。在英国和美国，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女性约占五分之一。从学士到研究生到教授，资历越高，女学者的比例越低。这种差异当然不是由自然分析能力的差异决定的。我认为，一个原因是缺乏良好的鼓励氛围，此外我认为重要的一件事是经济学科的文化。许多男性经济学家创造了一种对女性同事傲慢的侵略性学术文化，我对此感到惊讶。我参加过许多经济研讨会，里边的敌对挑战氛围令人不舒服，正如这几天的达沃斯一样。在许多其他领域，这种强度是不可想象的。资历较低的女性几乎不说话。为什么我们需要女性经济学家？国计民生所涉及的经济学，如果研究和政策建议由男性主导，那么将有许多重要的观点有偏差。女性经济学家将从占人口一半的女性角度考虑动机和行为。这不是女性的问题，而是经济学的问题。它深深植根于学科的文化和规范，业内拥有地位和影响力的男性从业者需要认真对待它。
问：你预测下一届或接下来几届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将来自哪个方向？在不久的将来，会有一位女性经济学家赢得诺贝尔奖吗？
答：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很多人认为诺贝尔奖应该授予保罗·罗默（Paul Romer），以表彰他对经济增长理论的贡献。从事计量经济学和统计学研究的大卫·亨德里（David Hendry）和戴尔·乔根森（Dale Jorgenson）也是候选人。但是要预测谁将赢得诺贝尔奖总是非常困难的。有一些女经济学家是非常有潜力的竞争者，其中有两位分别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艾丝特·杜芙若（Esther Duflo）和哈佛大学的克劳迪娅·戈尔丁（Claudia Goldin）。
终极之问
问：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区块链——许多先进技术将我们带入一个新时代，但也有很多挑战，您认为高科技赋能的世界将是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吗？
答：新的科技手段并没有直接提高生产率，社会生活的改善还会需要时间来适应。但新的科技的确带来了生产的自动化，而且会有更大的提高空间。
对话手记
柯伊尔教授是我在学生时代就极其尊重和敬爱的女性学者。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无论是在经济学界，还是我后来关注的科技界，女性的身影都非常罕见。每每遇到女性学者或嘉宾，我都会忍不住和她们谈起性别平等的话题。正如柯伊尔教授的成长经历，这些优秀的女性学者本身极有天赋。出身于良好的家庭，在成长的过程中得到父母、老师的支持和鼓舞；她们在世界一流的大学学习、研究，在顶尖的机构工作。她们的禀赋、教育经历和个人不懈的努力，把她们带到一定的高度。
但当她们想要向更高的地方攀爬时，也会无一例外地遇上玻璃天花板——无论是文化上的、机构制度上的，还是家庭的负担和束缚。每每想到她们取得当下的成就，要比男性同侪付出更多的努力，我总是心生敬意。我也总是困惑地反复请教她们，究竟可以做些什么，来打破性别的刻板印象，帮助女性更好地在各个领域取得她们应有的成就。正如柯伊尔教授所说，非常重要的一个突破口，是更有性别意识的公共政策。从教育、医疗和社会政策的各个角度，为女性的平等发展提供支持，让男性平等地分担家庭责任，赋权女性、解放女性。而另一方面，像柯伊尔教授这样的女性本身，对她的学生和读者就是一种莫大的鼓舞。她所取得的成就，就是一个明确的信号：女性也完全可以做到。
每次见面，我都会请柯伊尔教授预测当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尤其是——可能的女性得主。我无比期待那一天的到来。正如柯伊尔教授在对话中提到的学术界敌对的挑战气氛——当有越来越多的女性经济学家捧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种傲慢的、男性主导的研讨会文化，想必也会不攻自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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