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压力越来越大了
今年6月3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规划对完善社保制度，深化企事业单位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等作出了全方位部署，有不少政策性的突破，社保、养老金、工资收入等方面未来5年都将发生一系列变化。
比如，根据社会保险法，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个人，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时累计缴费满十五年的，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但是，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持续加深，这一规定将在“十四五”期间有所调整。
规划提出，我国将逐步提高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修订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个人账户计发月数。
最低缴费年限的提高，对企事业单位职工的影响不大，主要影响的是灵活就业人员。因为灵活就业人员完全由自己缴费，通常是按最低年限缴纳。而基本养老金缴费最低年限最终提高几年，还需根据我国劳动者的平均就业年限等研究确定。
“这些都是国家为了确保养老金收支平衡打出的‘组合拳’，是我国老龄化背景下的必然举措”，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主任郑秉文表示，“适当提高最低缴费年限，缴得多，退休金领得多，对提高个人养老金替代率、制度的可持续性都有利”
在人口老龄化加速，社会养老压力进一步加剧的背景下，这的确是我国养老金政策改革的必由之路。
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2020年中国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降至1.3，已处于较低水平。国际上通常认为，总和生育率1.5左右是一条“高度敏感警戒线”，一旦降低至1.5以下，就有跌入“低生育率陷阱”的可能。
而与此同时，我国人口的预期寿命则继续增长。目前我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的数量和比例都不断上升，已达1.9亿人，占全国人口总量的13.5%，已经非常逼近深度老龄化14%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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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第一次婴儿潮发生在1962-1970年，而这类人群当前年龄仅为51-59岁。所以6-14年后，我国65岁以上人口还会显著上升。
伴随我国人口出生率的持续低迷和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未来将呈现每年进入65岁的人口远远大于出生人口的情形，因此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的趋势几乎是确定的。
根据联合国《世界人口展望2019》预测，到2060年中国65岁以上老年人口规模将达到峰值3.98亿，占比达29.83%。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是，我国16-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从2012年就开始下滑。2013年-2019年期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平均每年减少368万人。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估算，“十四五”期间新退休人数将超过4000万人，劳动年龄人口将净减少3500万人。
劳动年龄人口减少，叠加65岁以上人口快速增长，我国老年抚养比将会长期上升。根据七普结果，我国老年抚养比已达到19.7%。
概括地说，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生育意愿下降和抚养比持续上升，社会面临的养老压力将会逐年增加，民众的养老金与养老服务需求也会逐年增多，这也是人社部要进行养老金制度改革的重要原因。
养老体系的“三支柱”
随着社会进步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升，人口的预期寿命必然会逐渐延长。参考发达经济体的社会发展经验，预期寿命持续延长的必然结果之一就是人口老龄化。
根据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2017年日本、美国、法国和德国的人口抚养比分别为66.46% ，52.16%，60.72%和53.43%，世界平均人口抚养比亦达到54.22% 。
实际上，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世界老龄化趋势就逐步加剧。
1960年至1994年，全球65岁以上人口占比由4.97%上升到6.46%，，而全球生育率从4.98%下降至2.92%。与此同时，人口预期寿命则由1960年的52.58岁上升到1994年的66.09岁，进一步加剧了全球的老龄化压力。
世界银行在1993年的统计结果表明，在现收现付的公共养老金体制下，加拿大、法国、德国、意大利、日本、英国等老牌发达国家的公共养老金收支差额分别占GDP 250%、216%、160%、233%、200%和186%，难以应对日益严重的老龄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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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世界银行在总结了智利等国家养老金改革经验的基础上，于1994年发布了《防止老龄危机——保护老年人及促进增长的政策》，首次提出了养老金三支柱概念，为各国构建多层次多支柱的养老金体系提供指导。
世界银行认为，一个国家的老年保障计划应具有储蓄、再分配和保险功能，而单一的养老金支柱无法实现这三大功能。因此，各国需建立由多层次的养老金筹资和管理体制，由多重老年保障支柱来分担养老责任。
目前，“三支柱”已成为当前全球各国养老金体系的主要模式。
三支柱分别为：第一支柱公共养老金计划，一般是由政府法律强制实施的公共养老金计划（如日本公共养老金GPIF）、第二支柱职业养老保险计划，由企业和个人共同缴费（如加拿大PRPPs）和第三支柱个人储蓄计划，由个人自愿缴费，国家通常会给予税收优惠（如美国IRAs）。
总体来看，发达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建立了层次更为丰富的养老体系，为人们的养老提供了较多渠道，第一支柱由政府提供的国家养老金能保障基本生活水平，大多数人会通过第二支柱和第三支柱补充自己的养老计划。
我国养老保险体系也是由“三支柱”构成，通俗来讲，分别是国家养老、雇主养老和自己给自己养老。
“第一支柱”是基本养老保险和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又涵盖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主要致力于促进社会财富再分配，保障社会公平，但随着我国老龄化加剧，收支压力也逐渐增大。
“第二支柱”是企业或机关事业单位在基本养老保险之外，专门为职工建立的附加保险，包括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虽然对员工有激励作用，但覆盖群体受到收入与从事行业的限制。
“第三支柱”是商业养老保险，范围本应包括保险、基金、信托、理财等多种形式，但由于目前仅有保险纳入税优范围，因此第三支柱目前仅包括税延型养老保险。
我国养老金体系现状
总体来看，我国养老金发展体制逐渐完善，但养老保障三支柱体系仍处于建设过程中。
政府主导的第一支柱——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已形成城镇职工与城乡居民两大平台，实现了对社会成员的全覆盖。企业主导的第二支柱——职业年金已基本完成制度构建，企业年金近十年取得了较快的发展。个人主导的第三支柱——个人养老储蓄基金发展相对滞后。
多层次养老保障体系是“老有所养”的有力支撑，然而长期以来，我国基本养老保险第一支柱独大，二、三支柱发展则相对滞后，尤其是商业养老保险产品和服务供给不足、覆盖面小，难以满足公众的养老保障需求。
2020年，我国第一支柱的累积结存5.81万亿元，第二支柱累积结存2.25万亿元，第三支柱以年末6300亿元计算（含有商业养老保险责任准备金5800亿元与养老目标基金50亿元），一二三支柱分别占比66.86%、25.89%、7.25%，第三支柱的发展显著落后于第一和第二支柱。
我国第一支柱的基本养老保险覆盖面广泛，养老渗透率最高。截止2020年低，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已经达到9.99亿人，约占当年全国总人口的71%。但目前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规模增长已经放缓，维持3%左右的低速增长。
而且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程度的加深，2013年以来，基本养老保险的征缴收入已经低于支出，且差额呈现扩大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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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肺炎疫情的不利影响，2020 年中国首次出现了养老金收不抵支的情况，未来三十年人口老龄化和赡养率的变化将进一步导致养老金缺口越来越大。
根据《中国养老金精算报告2019-2050》测算，全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累计结余将于2027年达到峰值6.99万亿元，然后开始迅速下降，到2035年将耗尽累计结余。
我国养老金的第二支柱则存在覆盖面小、职业年金惠及群体人数有限的问题。
截至2019年，企业年金规模仅为同期基本养老保险总规模的28.61%。而全国共有9.6万家企业建立了企业年金制度，参与企业年金的职工数量为2548万人，仅占城镇就业人口的5.76%。
此外，我国建立企业年金制度的企业主要为央企，截至2019年，57.57%的年金资产都集中于央企，而从企业法人的总体分布来看，中国私营企业数量占比超过80%，企业年金制度对私营企业的覆盖面远远小于国企央企。
据民银智库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发展报告》，民营企业提供了80%的城镇就业岗位，吸纳了70%以上的农村转移劳动力。因此，企业年金制度在私营企业中的小范围推行，也限制了企业年金的规模与惠及群体的扩大。
近年来，第三支柱养老金逐渐成为政策聚焦的重点。
2020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及“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2021年是“十四五”的开局之年，第三支柱养老金的规范发展不仅将成为2021年我国养老体系建设的工作重点，更有可能在“十四五”期间受到长期政策扶持。
美国的成功经验也印证了第三支柱养老金具备庞大的扩容潜力，第三支柱将在养老金体系的发展完善中扮演着日渐重要的角色。
美国居民在银行的储蓄存款可能并不多，但美国政府通过二、三支柱的制度建设为老百姓存了一大笔钱，说美国人民储蓄率低其实误导了大众。
按ICI披露口径来看，截至2019年，美国养老金第三支柱的规模已达到11万亿美元，对美国养老金体系的总规模占比达到34.1%，为美国养老金体系的最大组成部分。
从OECD发布的养老金第二、第三支柱的金额占比情况来看，在OECD披露的32个国家中，有20个国家（包括波兰、韩国、西班牙等）的第三支柱养老金占比已超过50%，同样体现了第三支柱养老金的扩容潜力。
“开源”与“节流”
按照联合国的预测，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将从 2020 年的 12% 逐步上升，十年一个台阶，到 17%、24%、27%、30%。
实际上，中国老龄化的速度比联合国的预测更快。联合国预测是中国 65 岁及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在 2060 年到 30%，现在看来 2050 年就会达到 30%，届时会出现“三人行必有一老人”的情形。
更重要的是，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重不是到了30%以后就会下降，而将会进入高原期。虽然总人口下降，但老龄人口所占的比重不会下降。根据联合国预测，30%这一比重会一直持续到21世纪末2100年。
而我国的养老金体制还存在制度碎片化、转移接续和便携性、地区间社保财务不平衡、竞争不公平等问题。
因此，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迫在眉睫。
现在，各界都比较关注养老金改革，有些是从金融角度，认为养老金改革与资本市场是一个良性的互动关系。
这种说法有一定道理，回顾美国、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改革历程，养老金制度改革确实会推动资本市场的发展。现在美国股市的一半资金来自养老金，美国的股票市值、私人养老金及公募基金规模三者高度关联。
但养老金与资本市场的互动并非都是良性的，也有养老金在资本市场遭遇比较大的挫折。
以智利为例，智利于1981年进行养老金改革，按照芝加哥学派的改革建议，没有采取多支柱的办法，而是雇员拿出工资的10%、雇主不缴费的完全积累型。但其养老金投资却接连遭遇拉美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和全球金融危机。
养老金与资本市场可以做到良性互动，但一旦资本市场出现危机，养老金也难以避免遭受负面冲击。积累型养老金是长钱，如何长投、长管，仍是未解之题，需要警惕投资陷阱。
“十四五”规划纲要第四十九章，第一节的第一句话就是“健全养老保险制度体系，促进基本养老保险基金长期平衡”。
我国养老金改革重点要在供给端开源、需求端节流。
在供给端，实现基本养老保险全国统筹，完善划转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制度，更关键的措施是增强养老金供给端的多层次、多支柱。第一支柱回归保基本，第二、三支柱来增加养老金待遇水平，同时权衡资本市场风险，警惕投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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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社部养老保险司有关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国发展“第三支柱”已有基本思路，总体考虑是建立以账户制为基础，个人自愿参加，国家财政从税收上给予支持，资金形成市场化投资运营的个人养老金制度。
银行理财、储蓄存款、商业养老保险、公募基金都可以是个人养老金的投资范围。一方面提高企业年金覆盖率，并推动职业年金市场化投资运营平稳规范；另一方面，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推动出台个人养老金制度，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配套政策，尽快落地。
在需求端，则进一步完善城镇职工基本养老金待遇合理调整机制，渐进延迟退休年龄。
养老金改革应体现经济适应性，考虑企业的成本与个人的经济承受能力，不致造成市场扭曲、不致妨碍劳动力正常流动、不致促使竞争性企业因用工成本过高而削减工作岗位、不致减少人们对劳动力市场参与及其工作努力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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