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国历史人口地理研究时一点思考（制度史）
公元1798年，英国人口学家、政治经济学家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ThomasRobertMal‐thus）出版了令其声名远播且备受争议的《人口原理》（AnEssayonthePrincipleofPopulation）一书，标志着人口学在西方形成为独立的社会学科。自马尔萨斯提出“总人口理论”（TotalPopulationTheory）以来，或为了证实，或为了证伪该理论，人们对历史人口变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关注者来源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学科的各个领域：生物学、地理学、生态学、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学、人类学、公共政策与治理……渐渐形成了一个以人口为核心，融合多学科问题与方法的知识领域。
很显然，历史人口学和历史人口地理学都是围绕人口学而产生的诸多学科之一。所以，要讨论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学的演变与发展，不能不讨论中国历史人口学的演变与发展。正是由于人口史研究的跨学科特征，本文不仅仅局限于历史人口学，更不仅仅局限于历史人口地理，而是立足于一个更为宏观的立场，对中国人口史的核心问题、研究方法、基本逻辑与发展脉络进行梳理，再进一步讨论中国历史人口地理学的方法与问题。
只是由于精力所限，目力不及之处，有待方家拨冗指正。
本文先讲讲制度史。
制度史研究是世界人口史研究中所特有的“中国问题”。自公元前二世纪始，中国就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中央集权制国家，有着统一的官僚系统、书写文本与文书案牍体系，并持续两千余年。作为帝制中国财政体系的核心组成部分和责任主体的人口，对其数据的清查、记录与保存，历朝历代都有制度化的保障。这在世界范围内是绝无仅有的。现存的传世文献与已发掘的出土文献中大多数系统性的人口数据都是赋役制度化的产物。因此，制度本身的沿革，以及制度规定与执行层面的落差，共同造成了中国历史人口数据性质上和质量上的复杂性，因而“离开在广泛占有资料基础上的数据考证，任何关于历史人口的研究都难以得出有价值的成果”。
1.罗尔纲与何炳棣
由于早期的人口学、地理学研究者对历史人口统计制度缺乏认识，他们往往对历史人口数字不加甄别地引用。1932年，王士达在讨论宣统二年（1910）户口调查制度的同时，简略回顾了清代前期的户籍编审。他错误地认为清代前期的户籍编审源于明代的里甲制度，又将赋役编审的对象理解为16-60岁的男性，更与事实大相径庭。
1946年，陈达对清代人口数据展开了简略的分析与评论，虽然他正确地指出：“直到18世纪初，中国人口数据只覆盖了部分人口而不是全部人口。”但他却错误地认为缺失的人口只是一些特殊的人口，如安徽南部宁国县的“世仆”、山西的“乐户”、沿海的“蛋民”、西南地区的“头人”与土著、分布在各省的满洲的将军与士兵，以及某些特殊地区处于一些特殊政治体制下的居民等等。
不仅如此，陈达还认为“从18世纪至今的人口数据存在夸大与扭曲的倾向”，却没有提供任何证据。
1980年，梁方仲《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一书出版。虽然在编纂时，梁先生“力求绝对真实，不加改窜”；且梁氏本人申明除了明朝初期的几次黄册编纂可能反映了真实的人口数据，此后多为随意编造；但是，由于该书成书后大大降低了资料利用的门槛，一些研究者甚至地方史志在资料编纂时往往会不加甄别地直接征引。1984年，胡焕庸、张善余在撰写《中国人口地理》时专辟一章探讨中国人口的历史演变，直接引用皇甫谧在《帝王世纪》所载三代人口数字，并认为“这些数字当然不一定很准确，但与事实不会差得太远”。此外，他们俩人对历朝历代“官方统计数字”也未做制度上的考察，而是在饥荒、灾害、战乱等历史事件或“经济发展水平”的基础上进行简单估算，所得结果离历史真实相差甚远。随着历史学者逐渐参与到宏观人口史的研究中，历史人口数据的复杂性逐渐得到认识。与经济史、赋役制度史领域的学者不同，人口史学者对制度的关注更具针对性。他们着重于历朝历代人口术语与制度内涵的梳理与辨析、人口数字采集的系年、手段与范围等等与数据的性质与质量直接相关的议题。
1949年，罗尔纲撰长文讨论太平天国战前的人口压迫问题，其中涉及乾、嘉、道三朝的人口制度与人口数据。他依据《皇朝文献通考》卷十九《户口考一》、《嘉庆会典》卷十一中的相关记载，准确地叙述了从乾隆六年（1741）开始的保甲编查制度，以及乾隆二十二年（1757）实行的保甲之法。此外，他正确地指出乾隆六年的人口总数有较大的遗漏，在乾隆四十年（1775）剔除了漏报数字后，中国人口数趋于准确。然而，在赋役制度方面，罗尔纲称：“考清初调查户口，以征收丁税为目的。丁税既按人丁征收，人民常不肯据实报告，故其时户籍的人口，实在止是纳丁税的人。”仍然是将丁税的“丁”与人口挂钩。不仅如此，像许多人那样，罗尔纲将康熙帝的“盛世滋生，永不加赋”理解为康熙皇帝的新政。
1959年，何柄棣的代表作《中国人口研究，1368-1953》（StudiesonthePopulationofChina,1368-1953）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是一部从制度入手，全面研究中国历史人口的重要著作。
何著第一章题为“明代人口数据的实质”，证明了以下两个观点：其一，明太祖时期的人口统计在中国大部分地区，无论就其条令规则，还是实际效果而言，都相当接近现代人口调查。其二，洪武以后，尽管这一人口登记制度依然存在，但是统计的重点和方法都发生了重大变化，此后的人口上报数仅仅包括一部分人口，与真正的人口之间差异越来越大。明代后期某些地区和清代前期全国的所谓人口统计数只能看作为纳税单位。关于清代人口，何氏反对不加辨析地接受“丁”的官方制度定义的做法，指出清代前期作为户口登记主要内容的“丁”与成年男性人口已经毫不相干。因为，在进入16世纪之前，丁税已完全转入土地。并且，清代的原丁税额是根据明代的统计数确定的。只要有可能，省和地方的官员都沿用明末的定额。在罗尔纲工作的基础之上，何氏再次强调了乾隆四十年人口数据变化的问题。
毫无疑问，罗尔纲与何炳棣的上述研究，确定了以制度史为核心的中国人口史的研究范式，奠定了后来者理解中国人口数据的基础。
2.后何炳棣时代
20世纪80年代以来，陈高华、刘浦江、袁祖亮、腾泽之、翁俊雄、穆朝庆、梁庚尧、苏朗基、何忠礼等学者先后就断代历史人口与统计制度发表单篇论文，随后，渐渐涌现出一系列“通史”性质的研究成果。
1988年，赵文林、谢淑君注意到历史时期户口数字的取得是有“政治经济条件的”，然而他俩对于“条件”的关注更多在于执政能力的强弱，覆盖范围的多寡，而未对人口制度本身及其沿革展开有价值的分析。在并不可靠的户口数据基础上，他俩更加侧重通过计量手段“复原”历代人口的数量及其分布。
1991年，葛剑雄出版《中国人口发展史》一书。该书虽然内容简明，却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论述中国历史上的人口调查制度，指出了历代户口统计数字的局限性：资料的时空空白、户口数字本身的错漏、户口数与实际人口数的差异，以及书面制度与实际制度的差异。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对空间的关注，不仅界定了中国人口史研究的时空范围，还对历史人口的再生产、分布与迁徙进行了分析。制度化的人口数字带来了区域化的特征，行政区划的沿革会直接影响到户口数字的增减，因此历史人口数字的辨析与历史政区地理考据密不可分。在随后出版的由作者主编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中，这一研究取向得到进一步的拓展。
在一系列人口史研究论文的基础上，1995年，王育民出版了他的《中国人口史》。在书的开篇首章，王育民题为“正确了解官方户口统计的内涵”。王著通过历史文献学的方法，对历朝历代有关人口的记载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订，特别在三国时期户口的构成、北周与北齐的户口记载矛盾、宋代“诡名子户”等等学术界颇多争议的问题上，建树颇多。例如，关于三国时期人口总数的研究，王氏通过对史料的仔细爬梳，认为三国时期户口的减耗被以前的学者大大高估，其原因在于世家豪族荫附人口，以及屯田、兵家、吏家、少数民族不入编户。这一结果为后来的学者所沿用。
这些通史性质的著作一方面致力于通过对于经验材料的实证处理，来揭示历史户口统计的制度内涵以及数量变化，并阐释历史人口变迁的基本规律与因果关系；另一方面也在试图重构一套可靠的历史人口数据序列。这一研究取向的尝试伴随着由葛剑雄、冻国栋、吴松弟、曹树基、侯杨方五位学者合力完成的六卷本《中国人口史》的相继出版达到顶峰。该书作者们广泛评述了国内外的研究成果，“搜集了中国人口不同发展阶段的最广泛、最基础的资料，并运用各阶段适用的分析方法得出了可靠的结论”；对人口史学界很多争论已久的问题进行了集中的探讨。例如，葛剑雄对有关先秦户口数据记载进行了“疑古”与“祛魅”；他从作者皇甫谧生平、文献史、数据本身以及制度条件等方面，探讨学界有关今本《后汉书·帝王世纪》的质疑与争议。冻国栋对唐代“手实账”、“户等簿”、“貌定簿”、“差科簿”、“点籍样”等户口籍账一一考订，并讨论了著籍人口与实际人口的差别，以及“土户”、“客户”、羁縻府州，“丁口虚挂”等实际操作中影响户口数字登录的因素。吴松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对宋代政府户口统计中“一户两口”之谜提出了新的见解，分析了宋人文集中“户、丁和户、口并提的珍贵资料”，揭示了宋代两套人口统计系统的数字差异。曹树基则在数据考订的基础上，构建了明清时期若干个时点的全国分府人口，并与1953年人口形成对接。侯杨方着力讨论宣统时期人口普查以及民国元年人口数字的可靠性，并强调研究清代人口时，现存大量中央政府及地方档案比官修的政书、志书、实录中的数据更具价值。
在很大程度上，葛剑雄等人的这一研究成果构成了我们对中国人口史的基本认识框架，然而对历史人口制度与数字的讨论并未因此盖棺论定。制度史研究的推动，往往伴随着新史料的发掘与新方法的应用。例如姜涛比较了《清实录》中人丁、地亩的数据，发现二者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并认为前者因后者的变动而变动。侯杨方利用乾隆时期各地奏报的民数奏折及其副本、黄册、清册等原收藏于清宫的原始档案，还原乾隆时期民数汇报制度的建立、流程、变化，并揭示了乾隆四十年之前户口数据在执行层面的漏报情况。张鑫敏通过对照人丁编审和民数汇报之上游史源（户科题本、保甲册、汇总册）与下游史源（官修政书、实录、一统志）所载的人口数字，揭示了清代人口数字的形成与流转过程。郭永钦从数学史的视角复原长尾数数据的乘除技术，通过反推折算，还原了《赋役全书》米、粮折银的计算过程。
不可否认的是，由于精细化的实证主义研究很难具备资料上的均匀性与普适性，以及伴随着历史学叙事从帝王将相的国家政治层面下沉到“日常生活”，近年来的人口史研究越来越呈现出区域化、微观化的特征。
我们家沁沁，是世界上最可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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