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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小姑娘全红婵获得东京奥运会跳水冠军被广东湛江全氏总支纳入族谱的新闻想必已经有人看到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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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冠军之后
相信有不少人看见这条新闻的第一感觉都和我一样，“都什么年代了还搞这种封建时代的东西？”然而全社会最近致力于复兴传统文化，很多优良传统都被陆续找回并且发扬光大了，就连晒衣服被子的七夕都成了中国版的“情人节”。
循迹晓讲一直以振兴中国传统文化为己任，今天就来讲一讲历史上的“宗族”是怎么回事儿。
“宗族”一词，在现代称为家族。因为古代妇女地位低下，所谓“有三从之义，无专门之道”，所以只有父亲一边的兄弟亲戚才能成宗党，以父系血脉凝聚在一起的团体就叫做“宗族”。在男女平等的现代社会，我们则以父母系血缘都算的“家族”一词代替。
事实上，“宗族”或“家族”是人类社会早期的一种共有组织形式。主流历史学家认为人类社会的构筑是从血缘关系最亲密的父母孩子小家庭开始，扩展到兄弟子侄的亲戚，并因此形成部落，然后再向外扩张，形成部落联盟、城镇和国家的。近年以来也有人认为是先出现了氏族，然后才开始有个人的小家庭，但不管怎么说，宗族都是人类诞生后最先形成的团体之一。
与其他形式的组织或团体相比，宗族有如下几个典型的特征。
首先，宗族适用的人群最广泛。人皆有父母，每个人出生都自带有进入宗族的条件，因此可以形成宗族的人群覆盖了人类的绝大多数，在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可以说有人的地方就可以形成宗族。这是宗族的覆盖率超过了宗教团体或国家政党的一个基本条件。
其次，形成宗族的人际联系是最稳固的。血缘是人与人之间最稳定的纽带，一个人出生无法选择父母，同样也无法选择宗族，如果不是拒绝宗族或被宗族排斥，那么他一生和宗族的联系都不会断绝。而在其他的团体里，这种关系却做不到如此稳固，在宗教团体里时常出现信仰转变而脱离的情况，政治团体里也常常出现理念变化而分裂的情形，而宗族团体总能保持群体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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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的乡村民团，武装组织的形成是基于宗族的纽带
第三，也正是宗族的稳定性强，造成宗族极强的排他性和保守特质。中国宗法制度有“三件宝”：族田、祠堂和族谱，其中族谱就是用于确定宗族内成员资质的。
如果将投附的小宗小姓刨除不算的话，一个宗族的核心家庭能够达到数百家已经算是不小的规模。除了正常的人口繁衍之外，这个宗族几乎没有扩大其规模的手段。
在历史上，大的宗族可以通过改姓和归宗等手段控制大量小宗族，使得宗族规模扩大到数千乃至数万人。但跟倡导“人人皆兄弟”、“普度众生”的宗教团体相比起来，宗族的规模扩大显然是不容易的。
第四，宗族的维持是以土地为基础的。在周代就有井有九田，其中为公的说法。意思是宗族的存在是建立在公田存在的基础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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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井田制度，井字最中间的公田出产的粮食上供给各级领主
中国的宗族往往都是在一个固定的地方不断繁衍子孙，开枝散叶，族内也有许多人会出门做生意或为人所雇佣，但赚得钱都会返回家乡，人老了也会“叶落归根”，就是宗族的这种保守性的表现。反过来说，如果将整个宗族进行大规模强制搬迁，就可能彻底动摇宗族存在的根基。
在中国历史上，宗族和宗法制度的存在有其特别的意义。
因为在中国历史上别的组织团体地位都相对较弱，教团、市民团体和基于共同生活的村社组织都难以对中国社会构成重大影响。唯有宗族团体不但形成了中国统治架构的最早基石，而且作为帝国体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与帝制相始终。
虽然在商代宗族结社就已经出现，但建立成熟统治制度却是在周代。西周夺取天下后以宗族为基础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封建体系。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些王土和王臣的分配是完全按照宗族关系来进行的，在宗族关系里，周王是族长，大宗，强宗。周王的子弟分封到各地作诸侯，他们相比起腹心地区的周王是族属，弱宗和小宗。但是在各个封国，诸侯就成了族长和大宗，他又将自己的子弟分封出去做卿大夫，卿大夫又各自在封地上实行宗法，封出各种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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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代封建制度
从上层的天子一直到最下层的士，发展出一套“家国一体”的封建关系，这种以嫡长子继承为基础的封建制度，用嫡子率领庶出，用大宗领导小宗，经济和政治联系完全基于血缘基础，开创了中国以宗法治理国家和土地的先河。
西周的制度里，宗族和宗法制度和国家的政治制度是一体两面的关系，所以维护宗族和宗法制度的稳定，让贵族统治永久流传就是周代政治的核心议题。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中国最早的族谱，目的是分清贵族的等级，保证大宗和小宗的关系不发生问题。
周代依照宗族关系进行的分封，是为了切实掌握土地和土地上耕作的农民。然而战国晚期的法家改革给予了中国的宗法制度第一次沉重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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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改革让秦国变成了一架战争机器，秦国民众活着的目标只有一个——为秦王赢得战争
战国晚期法家改革的本质就是将农民和土地从一级级的封建关系中“解放”出来，集中在王一个人手中。一旦削除旧的族谱，“公侯子孙”就失去了本来的寄托，这也就是“礼崩乐坏”的时代到来了。
后人谈论从战国到秦朝的法家改革，认为改革的实行促使富家有子就分居，穷家有子就入赘，从上到下已经不知道宗法的存在，而只服从国君一人制定的法律。 秦朝甚至更进一步，将家庭关系也完全拆散，让父子之间视为陌路，夫妻之间相互告发。形成了一种只能依附于君王的畸形的“个人主义”。
从秦始皇到汉武帝，不断的对宗族、乡党的团体进行压制，导致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宗族衰微不振，皇帝依靠官吏直接管理自耕农。然而这种状况在东汉末年遭到扭转。
由于两汉的皇帝拒绝宗族政治，只能转而依靠更加不可靠的外戚和宦官，使得朝廷指挥地方的效率大大下降，在国家权力松动时，宗族又悄悄的自发生长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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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车马图，东汉地方上家里有马车的一般都是地方上的豪强
东汉末年是地方宗族蓬勃发展的时期，各地的门阀地主纠集武装，凭宗族自保。
魏国的许褚，集合少年宗室数千家，坚壁以御寇，李典也“徙部曲、宗族万三千”到邺城。吴国孙静“集乡曲、宗党五六百人”自保，曹操在北方举兵时，夏侯兄弟率领宗党数百人前来投靠，都是这一时期宗族发展的证据。
东汉三国时的门阀宗族进一步发展，就形成了在两晋南北朝占据政治舞台核心的“世家大族”。世家大族对政治的影响力之强大，连皇帝也不得不采取各种措施来保障他们的利益。
曹魏设立九品中正制，保证“官有世胄，谱有世官”，到西晋，世族完全垄断了朝廷官职，历史上称之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南北朝时期，北方通过举荐、功勋等途径发展了旧世族的势力，南方则出现了南渡世族和本地世族争雄的局面。
不管是旧世族还是新兴世族，都大量占有土地和农民，并且在中央和地方政府垄断官位。
到了唐朝，太宗为整顿世族品阶，编纂《氏族志》，高宗朝又编列《氏族录》，都是为了遏制世族越来越大的权势，为提拔新兴宗族提供空间。唐太宗还下令北方一些声望高、历史悠久的大族，不得私配，凡婚姻嫁娶必须得到朝廷批准。
在唐朝政府持之以恒的打击下，从中唐开始，世族的势力开始渐渐衰落，根据玄宗以后的中唐人士的回忆，往昔的世家大族皆因子弟沉迷酒色，或者因为丁口损失，田宅典卖，都已经渐渐不复往日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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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的世家大族也涌现不少文人墨客，著名诗人李商隐就是世家大族出身
给予世家大族致命一击的，以往认为是朱温的滥杀。其实，旧的世族消灭了，可以有新的世族来顶替。
真正终结世家大族的是宋太祖赵匡胤的一系列加强皇权的政策。他用科举出身的普通人担任官员，断绝了世家对官僚的垄断。同时，宋朝大量增加地方官员数量，对世族在地方上的势力进行遏制。世族的官员前途得不到保证，田产和附庸农民又无法扩充，在宋朝快速衰弱消亡。
但在世家大族消亡的同时，另一种形式的宗族，即以庶民地主为主的地方宗族开始出现了。庶民地主占据的土地和农民较之世家大族要少得多，他们对皇权不构成直接威胁，因此成为皇权扶植并用来控制地方的合作对象。
宋朝就大力褒奖地方宗族，并给宗法制度披上了儒家道德礼义的外衣。宋朝儒家宗师张载认为，朝廷若是想掌握天下人心，必须将“收宗族”“明谱系”“立宗子”当成大事来抓。即将过去用于上层贵族的规矩复制到一般的地方庶族上，形成官吏以皇帝为宗长，百姓以官吏为宗长的层层统辖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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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1130年10月18日－1200年4月23日），南宋时期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
朱熹则在张载的基础上更进一步，提出儒家理想的核心就是“孝”，要求百姓遵守“三纲五常”。所谓三纲五常就是儒学化的宗法制度，并将宗法制度从宗族关系延伸到皇帝和官员、百姓的关系。
明清二朝延续了宋朝加强宗族儒化的做法，但同时又对宗族有一定的控制和抑制。
明太祖时期，将江南地方的宗族完全打乱，将富户集中迁移到凤阳，将普通农民则迁徙往各地，这种不分宗族的人口大规模迁移对江南当地的宗法关系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有学者认为，明末农民军和军阀之所以能横行千里不受阻碍，跟明朝抑制宗族势力在地方上的发展有很大关系。
在清朝，宗族和宗法关系发展到最成熟的阶段。
在清朝，族谱的重要性被祠堂所取代，在祠堂举行的各种祭礼成为宗族活动中最重要的仪式。另一项被着重提起的是“家规”，清朝的家规可不仅仅是简单的道德教训，而是融合了国家对个人的各种要求，如禁止赌博、禁止殴斗、禁止争讼、要按时完粮纳课、严禁贩卖违禁品等，都在家规中予以规定。
透过日渐细密的家规条款和迅速发展的族田公产，清代的宗族体系达成了对宗子、普通农民最大化的人身控制，一方面成为地方上维护封建秩序的核心力量，另一方面成为清政府对县以下的基层社会得力的控制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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牌坊也是朝廷用来褒奖控制宗族的手段之一，曾经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首选的攻击目标
然而，现代社会里早已经不存在宗法制度的容身之地。
五四运动中提出的口号之一“反宗族”，即将个人从宗族团体中解放出来，作为现代社会的公民而生活。作为一个现代公民，应有依照个人的意志加入各种组织团体的权力，他的人身和财产等各种权力是受到法律而非宗族的保护。
某某人获得成功而被列入族谱一说，在2021年的今天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实际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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