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第一位女留学生[11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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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是19世纪60年代的江南，鸦片战争炮响把宁波变成通商口岸，引来无数西方的传教士和商人。

开放的同时，中国人的苦难丝毫没有变少。

1866年，一场瘟疫随着码头不断涌动的人流蔓延开来。

金定元是宁波耶稣教长老会的牧师，作为为数不多的中国牧师，他在一个又一个的村庄奔波，竭尽全力地为感染瘟疫的工人送福音。

很不幸，上帝没有庇佑这片土地，金定元自己也染上了病，连他妻子亦不能幸免，双双去世，只留下一双年幼的儿女——年仅两岁的金雅梅（亦作金雅妹金韵梅）和她哥哥。

幸好，父亲在耶稣会的挚友、美国传教士麦嘉缔夫妇收养了他们。

麦嘉缔夫妇

这对夫妻一直没有孩子，在中国传教数年，收养了十几个这样的孤儿。

金雅梅在这群孩子里年龄最小，却最聪颖，因此很得麦嘉缔夫人的喜爱。

1869年，麦嘉缔夫妇将金雅梅带去了美国。
8岁那年，麦嘉缔被中国政府派往中国驻日使馆，一家人迁往日本东京。

虽身在异乡，但养父母始终有意识培养金雅梅的故土情节，告诉她“没有必要为使用刀和叉而放弃她的筷子”。

于是，在一群金发碧眼的孩子中间，总会出现一个梳着羊角辫、穿着中国刺绣的女孩子跑来跑去。

在东京，金雅梅学着养父办起了微缩版“亚洲文化协会”，每周末都和同龄好友聚在一起写文章、读诗词。

她曾多次和朋友说，自己以后要去欧洲读书，当一个老师。

不过，因为养父母是美国人，她没去欧洲，而是来到美国继续读书。

她也没做成老师，而是选择了医科。

年幼时，养父母在中国开诊所救人的画面深深烙印在她脑海里，更何况，她的亲生父亲也是一名救死扶伤的医生，经过深思熟虑，她决定追随他们的步伐，未来学成后可以回国，救助同胞。

1882年左右，金雅梅成功考入纽约医院附属女子医科大学，成为了中国有史可查的第一个女留学生！

然而，就在这一年，美国颁布了《排华法案》。

不难想象，黄皮肤黑头发的金雅梅在求学道路上遭遇过什么样的歧视和排挤，她甚至差点被驱逐出境，养父母花了一大笔钱才拿到“绿卡”。

正因为知道求学不易，金雅梅十分努力，在校4年，成绩一直名列前茅。

当金雅梅以全校第一的成绩毕业时，多家美国报纸还专门进行了报道。

毕业后，金雅梅成了纽约小有名气的医生。

1887年，纽约《医学杂志》刊出了她的学术报告《显微镜照相机能的研究》，这是中国人发表的第一篇SCI医学论文，金雅梅在学术界一炮而红。

功成名就后，她本可以在纽约享受优渥的人生，但却并没有忘记自己学医的初衷。

金雅梅日日夜夜都想回中国，继承父母遗志，解除同胞病痛！

1888年底，金雅梅和养父母一起，毅然回到祖国。

那时的中国，兵荒马乱、军阀混战、饿殍遍野，民众有疾患却没有药材，政府有善堂却没有医生。

在厦门行医时，金雅梅深感国内医疗条件的落后，决定开办女医学堂。

但不幸的是，来到中国的第二年，金雅梅就和麦嘉缔夫妇一起染上了疟疾，不得不来到日本休养。

在神户养病期间，她开了妇幼诊所，和霍乱、伤寒等疾患打交道。

同时，她还到处受邀演讲，教授本地接生婆现代医学技术。

在日本待了五六年，她受到极高的赞誉，日本媒体称她为“她所在时代的传奇”。

1904年，金雅梅以中国女演说家的形象登上《纽约时报》，报道这样说：“一位叫金雅梅的中国女人前来纽约参加和平代表大会，她的讲座吸引并征服了美国人，场场爆满。”
这位有着黄皮肤、黑头发，身材娇小的中年妇女，看起来毫不起眼，却始终吸引着众人的目光。

听她的演讲要收费，很贵，一张门票两美元，美国人依然趋之若鹜。

她有着科学家那样的严谨，也有着上流社会的优雅，甚至和每个名媛一样爱美，不同的裙子搭配不同的鲜花。

（有传言说，美国人甚至为金雅梅通过一项法案，允许人们在街上自由穿东方服饰。）

1905年，经过多番努力，金雅梅再次回国，在成都、上海等地行医。

此时的中国正在推进改革，金雅梅盛名在外，当她决定开办中国女子医学院时，得到了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亲笔推荐信。

1907年，政府听闻金雅梅的事迹，拨款白银两万两，请她创办北洋女医学堂，并担任总教习。

北洋女医学堂的护士

这是中国第一所公立护士学校。

金雅梅全身心投入，不但将西方先进医疗知识传授给学生，还提倡妇女解放、亲自参与社会服务。

第二年，又创办天津医科学校，培养了大量妇婴科医生，让津门妇女率先告别了接生婆时代。

比起事业上的风生水起，金雅梅的生活却是一团糟。

30岁左右时，她曾有过一段婚姻，丈夫是西班牙音乐家Silva，并且生了一个儿子。

作为一个从小失去双亲的孤儿，金雅梅十分渴望婚姻，更渴望完满的家庭。

可偏偏她又不是一个整日锁在深闺的家庭妇女，而是渴望出去见识更广阔的世界。

在那个时代，无论金雅梅的名声多么响亮、事业多么成功，在丈夫眼中她始终都是被看不起的那一个。

可丈夫却惯于游手好闲，对柴米油盐等一切都不肯关心。

“他满口奉承话，却让人忍受饥饿，全家靠我讲课维持生计。”

金雅梅这样评价丈夫。

37岁时，金雅梅被查出右乳纤维肉瘤，不得不切除乳房。

金雅梅挺过了病魔，却没有挺过丈夫的冷淡，她离婚了，并且失去了孩子的监护权。

“惟有老亲穉子尚留居美国，骨肉分离，每萦梦想。”

幼年失去双亲、中年离异孑然一身，还有比这更惨的事情吗？

命运总是在这个时候给你猝不及防的一击：还有。

1918年，世界大战爆发，金雅梅的儿子英勇无畏踏上了战场，死于无情的炮火之下，连尸骨都没有找到。

当报丧的电报被递到她手中时，她放声大哭。

从此，她又成为孤单单的一个人了。

“她总坐在客厅的壁炉前，裹在皮大衣里，北平的夜往往非常的冷，她在那里讲述自己的故事。”

友人这样回忆金雅梅的晚年。

但是这位孤单的老人，却并没有被接二连三的噩耗打倒。

她失去了孩子，就把医院里所有的孩子都当成自己亲生的，她带着医院的职工去孤儿院里做义工，到处募集善款。

善款的来源之一，是燕京大学的一所纺织厂，金雅梅兼任这里的管理工作，从乡村收集剪纸，照着做出精美的绣品。

那双年轻时操持显微镜的手，如今却拿起了绣花针。

1933年，金雅梅接待过一位来自捷克的青年学者普实克，他后来在回忆录《中国——我的姐妹》中写到：“她喜欢在身边聚集一些青年人，而且我可以邀请我所想邀请的人来品尝她那久负盛名的晚餐，尤其是她的菊花汤。这种汤她是当着客人的面用小木炭炉子煮的。”

晚年的金雅梅，虽然孤独，却一如既往地优雅而从容。

她独居北京，身边从来不缺少朋友，相比林徽因“太太的客厅”，金雅梅的客厅里总是聚集着天南地北、有理想却没有钱的年轻人。

1934年，金雅梅因肺炎去世，临终前将积蓄全部捐给了教育机构。

林巧稚的老师、英国医生Maxwell曾这样赞誉金雅梅：“她是一位经历了如此之多的痛苦和不幸的女性。这个世界对她过去似太无情。更为重要的是，她竟因而为这个国家的孩子和工人的利益做了这么多工作，直到生命的尽头。”

金雅梅的一生，都在为祖国的医学事业、为中国妇女解放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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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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