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义上，两个国家或者政权、家族等政治实体具有强烈政治目的的联姻，都可以叫做和亲。比如我们熟悉的《三国演义》中，孙权为了巩固“孙刘联盟”而将妹妹孙夫人嫁于刘备。但在很多时候，和亲更多的是指中原王朝和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之间的政治婚姻。历史上，西汉、南北朝、唐朝、辽朝、金朝、元朝、清朝等众多朝代都有过和亲举措，而其中的始作俑者就是开创大汉四百年江山社稷的汉高祖刘邦。

公元前198年，刘邦采用谋臣娄敬计策，将一名宫女以皇女身份嫁给匈奴冒顿单于为妻（本来刘邦是准备将“真女儿”鲁元公主送去和亲，但后来还是舍不得女儿，最终让一个“假女儿”去和亲），从此开西汉乃至随后中原王朝和亲之先河。

而唐太宗李世民在位时期，更是与吐蕃、吐谷浑、突厥等众多周边政权进行和亲，可谓将和亲政策推向一个历史高峰。

那么是什么样的原因，使得刘邦和李世民这两位久经沙场、驰骋纵横的“马上皇帝”都选择了和亲的路线呢？
 
首先，他们在位时面对的外部威胁和复杂环境是和亲政策的“外部推手”

汉朝建立伊始，内忧外患的形势依然严峻，如果说内忧主要是韩信、彭越、英布等这些拥兵自重、尾大不掉的“异姓王”，那么外患就是以莫顿单于为首的手握“拉弦之士”数十万之众的匈奴，更何况这“内忧”和“外患”往往是相互勾结、狼狈为奸，比如汉初“异姓王”之一的韩王信（不是“汉初三杰”的那个韩信）就和匈奴联手对抗汉朝，于是刘邦御驾亲征，却不料在白登孤城被匈奴大军围困七天七夜，最终才侥幸突围。

而唐初的局面，比起汉初来是有过之无不及，汉朝面对的外部威胁主要是是匈奴，而唐朝周边的劲敌更多，西面有兵强马壮、骁勇善战的的吐谷浑、吐蕃等国，东面则有硬抗隋炀帝百万大军三次征伐的高句丽，而北方更有“控弦且百万，戎狄炽强，古未有也”（北宋《资治通鉴》）的突厥，还曾一度进逼距离唐都长安咫尺之遥的渭水之畔，可谓个个都不是省油的灯。

在外敌实力强大局面下，无论是刘邦还是李世民，如果一味的采用强硬军事手段去对抗反击明显是不现实的，这也促成了他们在对外关系上不约而同的都采取了“和亲”这相对较为柔和也较为“低成本”的外交政策。
 
其次，他们执政时相似的国力情况也是采取和亲政策的“内在因素”

刘邦建立汉朝伊始，面临着是一个几乎是“烂摊子”的局面，秦朝频繁的大规模用兵（北击匈奴、南伐百越等）和各种“超级工程”（秦驰道、秦皇陵、万里长城、阿房宫等）对国力民力的损害，再加上秦末多年战乱的严重创伤导致汉初的国力已经十分虚弱，对此《汉书·食货志》也用 “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这样栩栩如生的描写如实刻画了汉初的“窘境”。

这种情况下，使得西汉自刘邦开始直到汉武帝刘彻时都推行“休养生息”为主的基本国策，以恢复和振兴国力经济。
 
汉初如此，唐初也不逞多让，仅此拿重要的指标人口数量来看，隋朝隋文帝杨坚“开皇之治”时期，全国户数达到870万之多，人数在5500万人以上，然而历经隋炀帝三征高丽，开挖大运河等一系列“操作”，再加上隋末战争的残酷摧残，导致当时人口锐减一半以上，直到李世民逝世时也并未恢复，后历经唐朝数代皇帝经营直到唐玄宗时期才恢复隋朝时的水平。可见唐初的国力经济形势也是相当严峻。

从以上可以看出，刘邦和李世民接手的都是一个“烫手的山芋”，急需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进行经济发展，而和亲正是这种情况下的必然选择。
 
最后，他们作为一代雄主，都将“和亲”当作达成政治目的的策略和谋划，并具有长远意义

刘邦和李世民作为雄才大略的一代名君，其个人能力和深谋远虑都是不容置疑的。

对于刘邦来说，在历经被围白登孤城的失败之后，他并不是为了找回颜面不顾一切的再次对匈奴用兵（相比一而再再而三对高句丽用兵的隋炀帝杨广），而是能清醒认识到与匈奴的国力、军力的差距，并且欣然接受了谋臣娄敬献上的和亲之策。

对于刘邦来说，能放下大国天子的尊严去和强大的仇敌匈奴联姻，这也符合刘邦一贯能屈能伸的枭雄本色。正可谓“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自刘邦开始一直延续的和亲政策，客观上为西汉的发展赢得了宝贵的外部环境和时间，也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匈奴人，最后为汉武帝时期北伐匈奴的辉煌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而具有鲜卑血统的李世民，其对于和亲的态度要比刘邦更为积极。对于胸怀四海，立志要做“天可汗”的他来说， 以和亲的方式拉拢愿意归顺唐朝的民族政权势力，一方面可以施恩于四方，另一方面也可以达到分化瓦解对手、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比如李世民将文成公主嫁于吐蕃松赞干布，就将吐蕃这样一个潜在的强大对手转化为自己的盟友，从而避免在与突厥的战争中腹背受敌；而将定襄县主（系唐太宗贵妃韦珪和其前夫李珉的女儿）嫁给突厥部族的阿史那·忠，也让李世民得到了一员勇猛善战、忠于大唐的名将。

综上所述，刘邦和李世民虽然对“和亲”的态度存在些许差别，但将其当成帝王谋略的一部分，最后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这点可以说是一致的。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刘邦和李世民在推行和亲政策的时候，都有一定的“欺瞒”性。

本来和亲人选应该是皇帝的亲生女儿，但实际操作起来则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刘邦最终将一个未能留下姓名和来历的宫女“冒充”公主的身份远嫁匈奴（史上第一位和亲的女主角竟然身份不详），而李世民的文成公主实际是一个宗室之女（当然李世民好歹选的是宗室之女，其地位上要高于刘邦的宫女）。可见李世民和刘邦一样，都是舍不得亲生女儿远嫁番邦，所以都用了鱼目混珠的方法来应付。这也可以看出两位帝王对和亲的真正态度，充满了政治性、功利性的意味。

只不过，于国于民都起到积极作用的和亲政策，却也无视和忽略了这些顶着“公主光环”，却不得不跋山涉水远赴异乡的女性们的主观意愿，她们本人是否情愿，去后是否幸福，更是不得而知了。
 
对此，汉武帝时期远嫁乌孙国的“公主”刘细君（系藩王刘建之女，当然也不会是刘彻的女儿）曾做《悲愁歌》一首，其中有“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这样“凄凄惨惨戚戚”的诗句，恐怕也是众多和亲女性们的真实心声。这当然也是那个“女人如衣服”，视女性为物件的封建时代的必然结果。

参考资料：
[1]《血腥的盛唐》 王觉仁 凤凰出版社
[2]《史记》 西汉 司马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