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举制度上，宋代是个承前启后的朝代，也是趋于成熟的时期。
　　但宋代科举考试制度在前朝旧制的基础上又加以改良和革新，其中的糊名法、誊录法等制度的完善，大力追求公平公正，使得科举考试更加规范化、科学化，同时对科举试题的形式不加限制，还丰富了考试内容，旨在选拔经世致用的人才等等，使科举考试制度日渐完备、成熟。
　　在科举取士成为选拔官吏的重要方法之后，宋政府用“重文轻武”、“与士大夫治天下”的政策，大量文人、士大夫也因此成为朝廷政治结构的中流砥柱，宋代官僚文人们的生活待遇也是异常丰厚，皇帝对于他们更是格外的开恩，种种优待可谓是绝无仅有。
　　而这一普遍现象不仅强有力地推动了科举制的发展，而且也提高了科举及第者的身价和社会地位。
　　从而在宋代社会上出现了风靡一时的“榜下捉婿”之风。这一风气的形成是商人、富豪跻身于统治阶层，提高社会地位的重要途径之一。
　　当时的宋朝门阀制度彻底衰亡，科举制度已经成熟，这也促使宋朝文化教育的发展逐渐壮大，甚至在整个中国封建社会历史时期内达到了顶峰，不但超越了前朝，也为后人所不能及。

　　一时间，种田的人想科举、做生意的人想科举、做手艺的人想科举，人人都开始“科举”。男性们将考中举人、进入官僚阶级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也正因如此，男性们在适婚年龄纷纷沉迷于“科举”的知识海洋中而无法自拔，这也造成许多男子“壮年未娶”，出现了大批“剩男”的社会状况。
　　一、宋代科举制度下的人才选拔——“重文轻武”
　　1、宋代科举制的发展与变革
　　科举制，顾名思义即“分科举人”，是由封建国家设立不同科目，定期举行统一的科目考试，通过考试来选拔官吏的一种制度。宋代的科举制度基本沿袭了唐朝旧制，分别有贡举和制举两种选拔方式。
　　贡举由礼部主办，又称常选,设进士、九经、五经、开元礼等科。报名考试的学生需要首先通过州级地方的考试后,保送至礼部;在礼部考试及格，方可加殿试;等到最终的殿试合格之后，则视为“及第”并当面授予官职。
　　制举又称特科，它其实是贡举的一种补充方式，因为贡举是三年才举行一次，朝廷恐怕会遗漏优秀学子，故此会由统治者临时下诏不定期举行选拔。
　　尽管宋代的科举考试制度在大体上沿用了唐朝旧制，但对比起来也是存在不少变革。
　　其一，宋代时期放宽了录取范围，在招生人数上有成倍增长的趋势，使得科举考试成为官僚进用的主要途径。
　　其二，正式确立了殿试制度，将殿试设立为科举制度中最后一级考试，并规范了州试、省试和殿试的三级科举制度，而且在通过殿试之后，不需要再经过吏部考试，将直接授官。
　　其三则是在考试制度上，为了杜绝徇私舞弊现象，宋代科举决定实行糊名法和誊录制。所谓糊名法就是将有关考生的个人信息密封起来，例如：姓名、籍贯等等。尽管已经糊名，评卷人仍然会有一定几率识别出试卷的笔迹，于是又将考生的试卷另行记录。
　　这样考官在评阅试卷时，不仅不知道考生的姓名，连考生的字迹也无法辨认。这种制度，对于防止考官徇私舞弊、徇情取舍的确发挥了很大的效力。
　　2、科举考试后，进入官僚阶层的文人待遇
　　960年，宋太祖赵匡胤发动了“陈桥兵变”，夺取了后周政权，建立起北宋王朝。大宋王朝建立之后，赵匡胤及时地吸取唐代及以前五代十国时期藩镇割据、臣僚结党、官僚拥兵自重的教训，开始重用文官主持军务，将政权、财权和兵权全部收归于中央，提高皇权，削弱相权。

　　宋廷以考试选拔人才，且不限门第，在社会上大肆宣扬文教，兴办科教，以文取士，提高文人的政治地位，朝廷为官者，多取自文人。随着知识文化的传播日益普遍，读书人受教育机会也不断扩大，许多没有家世背景的贫困子弟为了出人头地，也纷纷投志于读书应考，以求仕进。
　　科举及第也就意味着授以官职，而官户则是宋代统治者的上层阶级，是宋王朝的主要统治支柱。在宋代，官户们也享受着非常高的特权，除了享有丰厚的俸禄之外，中高级官员们在政治上可以庇佑自己的子孙后代做官，官员们若是犯下罪名也可以向政府请求减刑或赎刑。
　　在经济上，官户可以免去差役和劳役，交税时可免支移和折变(宋代的赋税输纳方式)。在文化方面，可以根据官员品级的高低而使其子弟入学府进修，享受特殊的教育。因而在当时与科举士人联姻，也将意味着均可享受以上荣耀以及种种特权，而这也是宋代出现榜下择婿之风的原因之一。
　　二、“先立业再成家”，宋代“榜下捉婿”之风盛行
　　宋代科举制度的发展与完善，把中国古代文人的政治仕途推向高潮，以科举出身为重心的士大夫阶层已成定性，宋代的社会开始从门阀政治转变为官僚政治，若要长久富贵，必须借助科举。
　　因此，读书、参加科举、步入仕途对当时的士人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崇尚官位也成为当时的时代特征，整个社会很快呈现弥漫在重文重才的教育氛围中。
　　在这样“科举入仕”的社会风气之下，对当代男女婚姻观念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彼时的名门望族开始在择婿和择妇时尤其重视对方的才华。
　　1、“书中自有黄金屋”，全民读书时不我待
　　宋代科举制度的改革，大大引发了广大学士文人走科举为仕之路的强烈欲望和 决心，亦激发了知识分子和社会各阶层倾心学术文化、 潜研经书诗文的浓厚风 气。赶考走仕途是宋代众多学子的终极目标，以致“不及第不成家”也成为一些读书人的至理誓词。
　　当时的大多数男性都想要通过科举考试，大展身手，进而一步登天。但是，尽管宋代扩大了科举取仕的招生名额以及官员职位，能够得偿所愿金榜题名的人毕竟是少数人，众多考生只能是年复一年，全力奋战，今日不成来年再战。
　　在年复一年的官场博弈中，不少读书人熬过了青春熬白了头，刻苦读书考取功名的最终结果，也逐渐形成了多数大龄青年、大龄壮年的未婚群体。

　　据陈师道《后山诗话》记载，有个杭州的考生中举时已经年过 70 岁。在宋高宗时，有位名叫陈修的考生，七十岁时才登榜中举，人到中年却没有娶妻，望着自己衰老的容颜以及苍苍白发，他本人对此也无可奈何，只能怆然地流下眼泪。
　　宋朝高官司马光在讲到男女婚龄时说：“男不过三十，女不过二十耳，过此则为失时矣。”就按照这种正常的结婚年龄标准来说，宋朝的很多男人因忙于科举都能够被称之为“剩男”了。
　　2、宋朝富豪商贾争相“榜下捉婿”，“剩男”也有春天
　　科举取仕制成就了大批知识新贵,因此上层社会成员构成也在不停改变,不断会有新的成员加入。 每当金榜题名之时, 这些一“夜”成名的新贵们炙手可热,身价倍增。
　　“十年寒窗无人问，一日成名天下知”，榜上有名者经常成为豪富择婿争抢的人物，富绅只盼新科进士能迎娶自家女儿，由此来稳固或提升家族地位。
　　每到放榜唱名之时，许多达官贵人都会前去围观择婿，他们不看新科举人的生辰八字以及家第门世，只看他们是否是进士。王安石曾作诗表现这一现状：“却忆金明池上路，红裙争看绿衣郎。”而这就是宋代时期所特有的“榜下捉婿”。
　　事实上，不单单是官宦家庭争相与新科士人喜结秦晋之好，商人们也跃跃欲试，纷纷把目光投向科举及第者，商人通过与他们联姻，跻身于上层领域，提高社会地位。
　　据《萍州可谈》载:“近岁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馀缗。”一些新及第的进士由于没有权势，又没有经济基础，商人深知这一点，以钱为饵，吸引了不少士人。
　　宋代“捉婿”有其特定的社会文化内涵，同时带动了经济商圈的崛起，富有阶级迫切希望能够通过联姻跨入到上流社会中，金榜挂名者皆可成为富绅的乘龙佳婿，寒门贵子、大龄青年也因此做到“读书改变命运”，迎来人生的春天，何乐而不为呢!

　　三、结语
　　宋代的科举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最成功的政策之一，它废除了长期以来贵族世袭的制度，使得大批寒门子弟凭着自己的勤奋好学，聪明才智登上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
　　再加上，这种制度选拔人才的相对公正、公平、公开，扩宽了选拔人才的基础，让知识分子有机会通过科举考试走向上流社会，对于整个社会的稳定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榜下捉婿”固然有推动宋代商业经济发展的作用，但究其根本，以钱财为诱饵，将儿女之间的婚姻当做是提升家族地位的一种手段，实在是失去理智的不可取行为。
　　婚姻本应该是你侬我侬、幸福美好，如此一番做法，与生意交换无异，给人一种强买强卖之感。
　　因此，这样的情感结合必然是不纯粹、不牢固的，人生路漫漫，遇到风险时也定然经受不住考验，最终导致夫妻二人大难临头各自飞，实为“亏本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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乘龙快婿 金榜题名 洞房花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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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文抑武，如此畸形下，榜上有名的文人自然成了香饽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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榜下捉婿，一日看尽长安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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