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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看病贵”是官方和民间都非常关注的问题。
以癌症放射性疗法为例，每个肿瘤上大约有5到7个需要照射的地方。如果采用进口设备，每个区域照射一次的费用在250元上下（各地略有不同），单次化疗的费用在1500元左右。而每个病人平均要做30次化疗，总共大概5万元。
中国农村人均年收入中位数只有14000元，农村医保的报销比例在60%-70%之间。农村患者如果需要接受放疗，尽管医保会负担35000元左右的费用，剩下的费用对农村居民来说也是一笔巨款。
从医院角度来看，一台执行放射性治疗的进口设备采购成本约为2000万，每个病人花5万元治疗，要治疗400个病人才能收回成本。
每次放疗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按照8小时工作制，每天总早到晚，一台设备最多也就只能治疗16个病人。这16个病人要做满一个半月才能换下一批病人继续治疗。平均来看，医院需要三年左右的时间才能收回这台设备的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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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流程上的进口设备过多导致费用上升
长期以来，我们国家都存在着“看病贵”问题。一方面，这是由于中国的发展还不平均，优质的医疗资源稀缺。人们得了病，不管三七二十一，都冲向了三甲医院。
还有一部分则是因为，在整个医疗过程中有太多太多的设备还需要依赖进口。整个医疗环节上的成本都被抬高，国家、医院也没办法，只能把医疗费用标准也往上抬一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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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排名前20的医疗器械公司全部都是外国企业
购买外国高价设备的成本，最终转嫁给了患者和医保系统。
因此，医疗器械领域的国产替代可以说是“最要命的”国产替代了。中国人看病能不能少花点钱，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国产医疗器械的发展。
此外，这次的疫情也刷新了我们的认知：各国疯抢医疗物资和呼吸机的局面从侧面反映了自主医疗器械生产能力对国家健康安全的重要性。
国产器械的优势：高强度研发和价格优势
医疗器械产业，是一个无比宽阔、产值巨大、人命关天的大生意。按照经营的产品类型，大致可以分成四个类型：
直接作用于人体的医疗设备，如X光检测仪，CT监测仪；
直接用于人体的高端耗材，如心脏支架、人工关节、钢钉；
用于确定病因的诊断设备，如血液分析仪；
一次性使用的卫生材料，如纱布、口罩、注射器。
其中，医疗设备和诊断设备贡献了最大的两块产值。但不巧的是，中国主要生产的的还是那些低技术含量的纱布、口罩和注射器。
今年的疫情中，这个问题就已经暴露出来了：中国生产了足够半个地球使用的口罩和防护服，但回过头才发现自己的ECMO还是需要从德国进口。
我国医疗器械市场之中，四分之一是高端市场。在高端市场里，外资占了七成地盘。多年的经营，外国资本已经在医学影像和体外诊断领域构建了技术壁垒，医院里的十台设备中，八台都是进口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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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医疗设备，国产品牌的占有率不算太高
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很复杂：一是因为国内厂商的技术确实还在追赶的路上；二是因为医疗行业的“安全至上”的属性，为了保证可靠，医院更愿意“保险一点”采购市场占有率更高的进口设备。有时候，进口设备的比率甚至成了医院宣传的“卖点”。
但是往根子上说，这个锅还是要国内的厂商来背。国内企业的研发能力和外国企业相比的确是有不小的差距：我们很努力地在投入，但是力度仍然不如外国品牌。世界第一的美敦力，一年就只拿出7.5%的营收来做研发，总共22.5亿元；中国第一的迈瑞医疗拿出了9.1%的营收来做研发，一共只有10.2亿元。
你可以说中国企业很重视技术研发，毕竟能拿出十分之一的营收做R&D是真的勇士。但我也可以说中国企业的研发投入的确还是有差距，毕竟绝对值差距在这里摆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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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主要医疗设备生产企业研发费用对比（单位：亿元人民币）
我们时时刻刻都要相信一句话：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倒中国人民。
外国厂商确实有优势，但他们的优势的源泉并不牢靠，在我看来，迟早要被中国企业赶超。
医疗器械的技术门槛比起别的高科技行业来说并不高。这个行业的底层基本技术迭代极为缓慢，今天的X光监测仪，用的仍旧是一百年多年前威廉·伦琴发现的X射线。
这个行业做的是“改进型创新”，你也可以理解为“修修补补”，虽然底层的X射线原理没有变，但今天数字化全自动的X光监测仪比起早期的机械式手动监测仪不知道高到哪里去了。
是的，底层技术基本不变，变化的都是外围的技术。
而改进型创新，恰恰是中国人的看家本领。
到今天为止，我们的企业通过跟随式研发策略在许多领域上取得了突破。DR（X射线检测仪）、分子诊断、血球分析等细分领域上，很多国产产品的性能其实并不弱于进口产品。
再说了，现在中国的企业也有钱了，对研发的投入也越来越慷慨了。在国家“发展医疗器械产业”的号召之下，在越来越多的领域取得突破只是时间问题。
以国产龙头“迈瑞医疗”的超声仪器发展为例子，我们大概就感受到这种变化。
外国厂商从50年代开始做超声仪器，而中国的第一台超声仪器出现在1985年。整整落后外国两三十多年。但现在，我们超声技术却并不落后于外国，除了心脏科之外，国产的高端超声基本可以满足其他临床科室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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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超技术上，迈瑞追赶步伐相当大
在高端彩超市场上，GE占了34%，中国迈瑞占了24%的市场份额，超越了西门子和飞利浦。按照业内标准，如果一款产品的市场占有率超过20%，那么就可以视为国产替代了。
一旦实现国产替代，医院的采购成本就会骤降。同样的高端彩超，顶配的迈瑞只要232.8万，乞丐版的GE设备则要239.7万。而且，国产彩超的维护费用远远低于外国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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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类设备，进口品牌普遍都比国内贵
近些年，当国产设备开始逐渐取而代之，我们喜闻乐见的一幕就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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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让中国人“看病更便宜”的突破来自于高端耗材领域——国产的心脏支架、心脏封堵器和骨科耗材也都开始崛起。
心脏支架是对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一种治疗方式，简单来说就是把一个金属框架放置在病人心脏的冠状动脉上，撑开血流不畅的血管。
这个领域，以前都是进口产品的天下。2004年之前，95%的份额被以美敦力、强生、波士顿科学为首的美国企业占领。2005年后，中国企业微创医疗和乐普医疗先后投放了自己的产品，开始争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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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产高端耗材的技术指标已经和国外产品相差无几
到了2017年，各路中国品牌总计占有了67%的市场份额，进口品牌中的王者“雅培”也才仅仅占了13%，国产品牌开始主导心脏支架市场。
在骨科植入物领域，国产替代的进程也相当不错。骨科的植入物一般分成三类：创伤植入类、脊柱类、关节类。中国品牌在创伤植入产品上已经占领了将近70%，脊柱和关节类产品占有率也在40%左右。
和进口的植入物相比，国产植入物的价格优势太强了。以髋关节植入物为例，国产髋关节的出厂价平均不到3000元/套，而进口产品则为11460元/套。对于低收入的中国患者来说，高端医用耗材的国产替代能给他们带来真金白银的好处。
超越之路：兼顾自我奋斗和历史进程
在中国，市场之外，官方的支持是企业最强的动力。
中国医疗器械产业的赶超，特别是高端医疗设备的突破，离不开政府层面的大力支持。
之前，国外产品相对国内的优势有两个：技术和品牌。
当国产设备的技术逐渐赶上外国产品的时候，官方果断出手，帮助国产医疗器械厂商打破外国的品牌防线——既然很多医院出于习惯和保守心态选择了进口设备，那么我就用行政命令来改变这种模式。
于是，《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医药产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中规定，国产药品和医疗器械能够满足要求的，政府采购项目原则上须采购国产产品。
如此强势的规定一出，本土医疗器械厂商的春天就来了、在官方政策的扶持之下，大批国产医疗设备和高级耗材生产企业立刻抢占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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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市场之内，最主要的因素还是来自于企业本身的自我奋斗。如果企业产品的技术不过关，到最后还是会被市场教做人的。
迈瑞医疗创始人之一的李西廷在接受采访的时候直言：迈瑞医疗的长处就是研发效率。别人用六年，他们只需要两年。
快速的研发就意味着快速的迭代。因为目前中国的企业还在采取跟随策略，外国研发一款，我们跟进一款，所以跟的越近，和外国的差距就越来越小，反超的几率就越大。
另一个很重要的推动力，来自于中国企业的经营策略。
进口设备普遍是比较贵的，不说以前，就算是现在，县一级、乡一级的医院和卫生所可能都没钱购买进口的高端医疗设备。但中国至少有50%的人口，都生活在县一级、乡一级的行政区划之中。
在过去，外国设备止步于城市，就意味着至少一半的中国人难以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服务，或者需要付出高昂的额外成本才能享受。
中国农村的年收入中位数只有14000元，北京市的年收入中位数在十万元左右。一个农村居民来北京看病，他除了面对高昂的医药费，还要面临十万年收入才会面对的生活成本。
所以，国家才提出了“大病不出县，小病不出乡”的号召。而完成这个任务，就需要给基层医疗机构配备足够的医疗设备。
这就是需要国产设备挺身而出的关键时刻。
迈瑞医疗早年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医疗器械产业的“农村包围城市”。
在90年代，初出茅庐的迈瑞为了避免和进口设备正面冲突，优先选择了四川、河南等地的基层医院作为主攻方向，最终实现了40%左右的市场占有率。
未来，中国人口分布的状况短期之内不会改变，仍然有一半左右的中国人会生活在县、乡一级，而人口老龄化的高峰也在逼近之中。医疗资源在城市中已经高度集中，但在基层却远远不足。
基层医疗服务水平的提升必然会是未来发展的重点。关于这一点，许多官方政策已经给了强力的背书。对于国产医疗器械厂商来说，这是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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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一直在想办法提高基层医院的技术装备水平
尾声
在这里，我想谈一点自己的看法：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并不均衡的发展中大国，往往也会有一些发展不均衡的毛病。城乡之间的差距，不仅表现在经济上，也深刻地体现在了医疗服务上。北京上海有全中国甚至全世界最好的医生护士，但不少地方的基层医院里甚至连CT机都没有。
之前的几年中，基层医院的就诊量在不断下降，而一线城市的三甲医院却越来越人满为患，这表现出的是人们对基层医院的不信任和对三甲医院的盲从。对此，国家一直在引导群众小病到基层就诊，一直在推广分级诊疗的制度。
形成这种局面的原因，就在于基层医院不论是硬件还是软件都没有办法也不可能和那些一线的三甲医院相媲美。
谁都不愿意长途跋涉去一个举目无亲的大都市寻医问药。但为了生存，却不得不背上更为沉重的负担。
这是来自基层的患者最无奈的地方。而医疗器械的国产替代，正是解决这种无奈的方向。
2020年是《全民提升县级医院综合能力工作方案（2018-2020）》的最后一年，国家一定会加大对基层医院的支持。这也就意味着，国家一定会加大对各种国产医疗器械厂商的扶持力度。
写到这里，我想去前两年公司组织我们去医院体检的时候。我不小心走错了路，来到了住院部的病区里。过道上的临时床位，满面愁容的病人，空气中弥散着来苏水的味道，那天是初夏五月底的一个艳阳天，阳光投射在走廊里，我却感觉不到一丝热量。
生存，是人类最基本的权利。生命权，是写入宪法的人民基本权利。中国国产医疗器械每一次的突进，都有希望让中国的医疗成本降低一些，都有希望能让更多的人不必因为没钱看病而经历生死别离，这是一次关乎生命的国产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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