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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岛由纪夫（Yukio Mishima），本名平冈公威，日本小说家，剧作家，记者，电影制作人，电影演员，是日本战后文学的大师之一，不仅在日本文坛拥有高度声誉，在西方世界也有崇高的评价，甚至有人誉称他为“日本的海明威”，也是著作被翻译成英文等外国语版最多的当代作家。
01.
我的文学
在这里，如果我说我的文学是企图表现“时代”及其意义，那么未曾读过我的小说的人可能会为我吹嘘说：“真是个其志可嘉的新人”。而读过我两三本小说的人，可能会哈哈大笑，笑我不知所云吧。还有我的几个朋友可能会说：这个家伙也学会了玩弄言辞，对时代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不要再同他打交道啰。我竟然遭人如此误解。更重要的，可能是我的文学自以为是，写法容易让人误解，别人也以为我是故意为之，这就不好啰。也可能是我格外喜欢遭人误解、比较看重把被人误解的自己推举出来，喜欢背地里进行坦白的报应吧。不过，误解这种麻药有一种不可思议的秘密的甘美，品尝过一次就无法忘怀。自古以来，终生在误解中生活的孤独的作家懂得别人所不知的麻药味儿，他们是不是主动地沉溺于麻药的甘美中呢？总之，令人怀疑的地方是很多的。
日本明治以来的文学，反映“时代”、时代的推移、时代思潮的对立等为主题的小说为数众多，不胜枚举。不过，也许由于我自己不是生于那个时代，能够用高姿态来审视，在这些小说里所描写的明治面貌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生活在那个过渡时期的青年人的苦恼是不可靠的。在文学上处理这种情况时，必须意识到某种社会的、经济的基础的崩溃或者演进，都或多或少是其背景的一部分。如果说，这是当然的，那的确是理所当然的。我觉得如果把这些要素完全抛开而去思考“明治维新的青年人的时代苦恼”是什么，一定会迷失方向。当然，企图去掉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背景去思考“时代的苦恼”，这恐怕是错误的吧。尽管如此，就算我们企图把这一切都排除出去，而只把“时代的苦恼”像画出来这种做法是错误的，但是，恐怕每个不同时代的青年人的心中都肯定会潜藏着这种被抽象化“时代的苦恼”。同这一切外在的东西分割开来的“时代的苦恼”，只有与时代联系在一起才是可知的，而与时代一起最早消失的东西也是这种苦恼，大概只有在同时代人的青春时代生活过来之后，在这些人衰老之后，才不至于陷入枯萎的绝境吧。正因为这样，这种苦恼是活生生的东西，时代的本质也就蕴藏其间了。这是从时代这个大自然中诞生出来的一只黑色的不吉利的蝴蝶，可能也是早死的蝴蝶吧。这与后世的文学家意识到或不意识到无关，难道还会有人不希望这只黑蝴蝶在描写这个时代里生动的振翅吗？于是，在充分描写蝴蝶诞生的外在的大自然背景的基础上，自然而然地会等待着一只蝴蝶从森林小河或草原上诞生，这是一种可以思考的方法。这是试图把时代的苦恼归结于政治的、社会的和经济的背景的方法。另一种方法则是试图将从所有一切东西中抽象化出来的时代的苦恼，哪怕死物也罢，都会清晰地再现在文学上。也就是说，后者的方法是试图将死了的蝴蝶作成标本。……不论采取哪种方法都无望成功，结果只有让一只活生生的黑蝴蝶的翅膀投影在文学作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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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三岛由纪夫传 Mishima: A Life in Four Chapters （1985）》剧照。影片以四个部分展现了三岛由纪夫的生平：（1）对真理和美女的看法；（2）艺术观点；（3）军事方面的活动；（4）剑和笔的统一。
明治维新尚且如此，对我来说，输入社会主义思想之后的“时代”观念，越发觉得更不可信赖了。大正时代的白脸书生，虽然一直害怕时代的阴影，但是他们的不安，关系到中产阶级的经济基础的崩溃问题。任何国家、任何时代，在高度的物质生活走到尽头的时候，一定会出现生活的颓废表现，除了风俗以外，我并不认为它会作为这个时代固有的特别的东西，在后世形成值得骄傲的“时代的苦恼”。日本文学大体上分为无产阶级文学和风俗小说，即使在今后来看，也是很自然的。为什么呢？因为按无产阶级文学的首倡者说，时代的一切都是辩证法的发展，时代的苦恼就像夹杂在经济社会进步发展的机械中的飞沙走石的东西，在那里总会有阶级斗争这种固定场面的，因此时代这种观念，不可能形成什么本质性的东西。然而，映现在风俗小说家目光里的时代的苦恼，只不过是能与不能追随风俗的推移者之间的矛盾相克的姿影罢了。
比起这些方面所表现出来的“时代”的意义来，意味着我们经历过战争时代的投影的“时代”观念，也许更是渺茫的不得要领的东西了。不过，也可以认为是意味着本质的时代的长长投影。在今天看来，抽掉了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就更加不能思考任何事物了，理应如此。可是，战后的青年阶层的所谓“过渡期的苦恼”也罢，“受损害的一代”也罢，或“恶劣时代之子”也罢，如果从这些用种种诗的名称来称谓的这种朦胧的希望与绝望、不安与不知天高地厚等类似不可思议的、混合物的时代感情出发，尝试把所有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背景抽出来，那么在这样的时代里，难道就不会出现某种抽象化了的纯粹的超时代的苦恼吗，不会像从砂中挑出的砂金一般放射出光辉来吗？对于我来说，我坚信这种砂金的存在，相信一只黑色的不吉利的蝴蝶的存在，这种存在胜过任何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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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提供：新潮社，三岛由纪夫和著名女演员杉村春子，她也被称为“文学座”剧社的灵魂人物。“我乐观地相信：一旦演出结束，大幕降下，观众就再也看不到素颜的演员。我猜想自己会在年轻时死去，也是这种信仰中的一个要因……”
以这种抽象性——也许这是稍稍顺从我独断的时代的本质的抽象性——作为基础来思考的纯粹小说，有别于迄今的纯粹小说的主张，这与主张必须诀别时代的投影的词有所不同。文学或小说越纯粹，就越是时代的完全投影，是时代的最正确的投影，这样的主张不就能够成立了吗？我没有一天不在祈盼，祈望写出足以证明这个充满独断的主张的作品来。但愿有一只黑色的不吉利的蝴蝶，把那不断飞翔的、行踪不定的影子，投落在我今后的作品上吧。
1948年3月
02.
我的脸
我的脸，这是一个无聊的主题。
这个主题，比讲述自己冗长的梦更加无聊。
虽然这篇稿只需写三页稿纸就行，不过，脑子里想象着的还是按听一个小时《关于我的脸》的讲演作准备为好。
说实在的，在30岁以下的小说家的脸上，是不可能反映出小说家的灵魂之类的东西的，何况又是一张平庸无奇的脸。由于这张脸的长相不具备能成为落语（注：讲滑稽故事，是日本的一种曲艺，类似中国的单口相声）演员那样的特征，所以就写小说。
有人说我的脸长得很长很长。双亲的脸都长得长，双方交配的结果，不可能生出圆脸的孩子来。这张脸的特征，同所有的日本人一样，鼻梁不高，前齿突出，顾忌公开侧面像。我家老爸说话尖酸刻薄，总开玩笑说自己生的儿子的脸是歪的！歪脸！事实上，我的脸确实是歪的，从正面看，就像厕所里的旧草鞋，呈长刀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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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一张左右严重失衡的脸，据说别人看来活像罪犯的特征，可我却觉得这点正是我的脸值得自豪的秘密。但是樋口氏拍摄的这张照片，巧妙地掩饰了这歪曲的线条，模特儿还是承蒙摄影家的这种恩情的。
高度近视却不戴近视眼镜，因为不愿意让人看到知识分子味儿，理船员头也是为了同样的理由。当然，理船员头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我写稿时，有抚弄头发的毛病，如果是长发，手就会马上沾满头油。长发一定抹抹发油，由于懒散，头发脏得快，头皮就痒痒，推短发就不需要什么收拾，很方便。诸位，从经验上说，我愿向大家推荐这种发型，至少在夏天里很适合。
谈到不愿意让人看到知识分子味儿的问题，别人看我也许像是个摆起一副自己确实是个大知识分子的派头，像是与其隐藏不如表现出来效果更好，其实绝非如此。我的这种心情是来自更深层的我的潜在意识的综合表现，这种潜在意识的综合表现渗透到我整个生活态度里。多亏这个缘故，我一次也不曾被不认识我的人把我当作小说家来看待。
我非常讨厌观看自己很严肃的照片，我希望照片上的我像只无忧无虑的极乐的蜻蜓。
因此，同所有被照下来的东西一样，我对现实主义的照片怀有憎恶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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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摄影：细江英公，他摆出了一系列让人咋舌的大胆造型，照片显示出一种独特的华丽。比如说一张照片：他躺在自己的花园里，背靠着一件巴洛克风格的饰品，全裸，嘴里叼着一支白玫瑰；还有趴着的造型，露出了黑色胸毛。这本影集名为《蔷薇刑》，为三岛带来了不少负面争议。那些本来就不喜欢他的作家、评论家们纷纷表态，都说他的脑子到底是出问题了。
我并不那么喜欢自己的脸。但是，说极讨厌也是谎言。说极讨厌自己的脸的家伙，无疑是个相当强烈的自我陶醉者。同自己的脸好好相处，并逐渐衰老下去，这是最贤明的方法。
到了六七十岁时，可能会有人对我说你长相真好吧。
1954年10月
03.
我的信条
在宗教里有信仰自白这种东西，面对千万敌人也无所畏惧，即使背负着十字架，也要说出“我是信奉基督教的”，这样才能成为像样的基督教徒。
但是，在文学世界里，即使说“我是相信文学的”，我想也不会有什么了不起的效果。首先，不管什么时代，文学本身对震撼现实世界是不会具有那么大的威力的。
因此，文学家要成为英雄，就必须有思想和信仰。这样才会出现像小林多喜二那样遭杀害的可能性。如果没有思想和信仰，要成为英雄是很难的，一面写小说，一面搞什么剑道，光凭这些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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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岛由纪夫的书桌
既然如此，就抛弃一切英雄架势，当个彻底的卑怯者好了，可是我无论如何也讨厌有这种文学家等于胆小鬼的卑怯者的想法。
1965年7月
04.
我的非文学性生活
我的生活除了极其狭窄的文学性社交之外，同小说家几乎没有接触，这倒不是由于我玩世不恭，可能是因为小说家彼此都发现，小说家的私生活是只顾瞎忙，而且一忙起来，即使与同行不见面也能活下去的缘故吧。有一年，一个只有在老前辈的贺年宴席上一面之交的人，当场约我去访问一个未出名的小说家，我完全回避这类麻烦事，以讨个吉利。可以说，类似龚古尔的日记里出现的19世纪式的文学性的社交生活，早已完全从我身边消失了。
所谓文学性的社交生活，就是传统的、孤独与休闲的产物。在没有孤独也没有休闲的地方，理应也不会有文学性的社交生活，所谓文学沙龙这类文士联欢，与时下的实业家们的休闲是没有太大的差别的。
从前我曾无事而造访过老前辈作家，写些内容空虚的、罗列些文学式感想的长信。这位老前辈作家曾对我这样说过：“用不了多久，你也就没有工夫写这种信了。”现在果然连一张明信片都懒得写了，谈到这里就觉得西方的小说家之所以直到晚年还在写文学性的长信，可能是由于他们从事新闻写作的性质不同，在孤独和休闲方面，远比日本更能获得保障的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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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岛由纪夫亲笔书法，《潮骚》是三岛由纪夫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
日本的毫不夸张的吵闹文坛上，小说家必须在某处与它步调一致，而且还必须发明自己独自的生活。然而，这点并不像嘴巴说的那么容易，当完成独自的生活时，创作力也早已衰退了，在他自己的背后，只有过去的工作的堆积和已完成了的生活模型，宛如留下灿烂辉煌的年长的大家，这样的例子很多。
谈到我自己的事，近四五年来我不断尝试着做一种实验，即如何在一天当中，尽可能多地利用时间过着避免有文学气味的生活。第一，最好的方法是带着需要花钱的缺点去海外旅行，虽说这也有必须生活在不适合于工作的风土中的缺憾，但到海外旅行，还要出席会议，净是见一些文人的面孔，这样的日程安排实在没有意思。所幸的是，我两次获得了悠游自在地到海外旅行的机会，即是随心所欲地、自由地去自己爱去的地方，与自己喜欢的人说话，品尝自己喜欢吃的食品。不过，在外国一个地方呆的时间太长，就会染上那里的生活色彩，就会同日本语的语感疏远，这是很可怕的。
第二，为了避免日本新闻业那种老式的约稿和催稿时间性的烦恼，严谨地制定了工作和预定会客的时间表，事务性的商谈一概在电话里解决，来访者一年顶多通融一次。过去的小说家从早到晚得接待随时来访的编辑和文学青年，多半是百分之一时间商量工作、百分之九十九的时间闲聊天，白白消耗时光，到了夜间才去走访自己挑中的人，运动量不足，以至落得消化不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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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提供：新潮社，三岛由纪夫观看自己的剧作的彩排，1963 年。“戏剧唤醒了我欲望中的一大片领域，而这恰是写小说所无法满足的一片空地。现在，当我在写一部小说时，就想要接着写一部戏剧。戏剧占据了我事业两大磁极中的一端。”
第三，这样整理，就留下如何使用剩下的时间问题。这是个最大的问题，在现今这个时代，日本的社会、日本的新闻业既不认同，也不相信作家的孤独与休闲，可以说，要当市井的隐居者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寻找另一种忙碌的理由。许多作家为了寻找这种忙碌的理由而煞费苦心，他们打高尔夫球和赛马，可这毕竟还是缺乏智慧的措施，因为在前往的地方又看见了同行的面孔，实在于事无补。
我找到了我自己的忙碌法，我去看戏和进行体育锻炼，让它来对抗我本行的忙碌，可是随着深入到戏剧中去，不觉间又将戏剧化为“工作”，当初那种纯粹的、非文学性的乐趣终于逐渐淡薄了。剩下的就只有体育运动了。本来对我来说，自从在学校的时代开始，最棘手的就是体育运动，可如今让我穷追不舍的就只有体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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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影《潮骚（1975）》，根据三岛由纪夫小说改编。
我首先加入的是马术俱乐部，那里四周环绕着皇宫的护城河，不许闲人进人，远离文学气味，这倒是蛮好的。可是，取代文学气味的，却是笼上一种媚上欺下的势利主义，这是此项体育运动的缺点。其次加入的是锻炼肌肉俱乐部，这里才是年轻人的天堂，由于锻炼肌肉本身很快就学到手，而且这里正是那些文人及其糊涂虫、或者端着架势摆上流派头的人绝不会闯入的领域。但是，这项运动的缺点是没有剧烈的活动，也不多出汗，另一方面，我虽然继续进行肌肉锻炼，但不久我又心猿意马了。一是因为我又想练拳击，我暗自揣摩，文人再怎么感到遗憾，也没有人能模仿得了这项运动吧。可是开始迈入30开外的人，要跟上这支队伍谈何容易，所以我只搞过两三回拳击训练，不到一年的工夫我就远离了它。二是最近我开始练习剑道，我觉得这项运动最适合于30开外的人。再说，我还没听说过现在的文人有谁在练习剑道的。我的第三个目标是练习吊环运动，不过，我想从明年春天开始。
如果可能的话，今后我想有条不紊地安排生活，把时间一分为三，谢绝一切陪同，把时间分为：睡眠时间、工作时间和运动时间，这是最理想的。这三段时间若能巧妙运营，世人看起来你很忙碌，而对我个人来说，就成了把24小时只埋在“孤独和休闲”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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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提供：新潮社，三岛由纪夫在健身房进行早期体能训练，1956 年。“青铜时代男性平均寿命是十八岁，古罗马时代的男性寿命则是二十二岁。天堂里必定拥挤着美丽的青年。天堂里最近的景观一定很可怕吧……”
第一，在睡眠时间里，无论谁都是孤独而休闲的，别无异论的余地。第二，在体育运动的时间里，无论与谁见面，从文学性上说，都是绝对“孤独与休闲”的，这也没有议论的余地。第三，在工作的时间里，总之是严密地工作的时间，不是什么“文学性的”或是别的什么。比方说，穿着巴黎流行服装的美国富有的女性是“流行的”，它与创造这种流行的巴黎服装设计师本身不是特别流行的两者之间的关系相似。我最终需要的是文学，而不是“文学性的”事态。再说，就算我刚才说过把生活一分为三，但一旦工作起来，严密地说我并不属于生活。因此实际上，也许工作的时间应该从生活这个项目中排除出去。如果能将文学的影子和文学的气味统统清除掉，这才叫做生活的胜利。
然而，在我的这种理想里，却存在着时代投下的微妙的逆说和讽刺的影子。在现代的日本，不可能有孤独与休闲的必然产物——文学的生活，因为就算存在也不会被承认，所以我就这样成为自己的东西，实际上生活中非文学的诸多孤独与休闲，也许有如文学性的生活的补偿。不管怎么说，作家好不容易才争取到的生活上的孤独与休闲，已经不可能用文学性的口吻来叙述。它虽然是非文学的，但也不是现实本身，它就像空气式的帘子，是肉眼看不见的境界，还是像过去的作家需要文学的生活那样，也许暗示着现在作家同现实之间需要有一个缓冲地带。
1959年1月3日
05.
我的读书方法
我历来有一种习惯，喜欢在书上自己中意的地方划上杠杠，这种习惯至今还保留着，尽管不那么明显。我的床头柜上一定放着书和铅笔。但是，过去所划的杠杠，现在看来不免有点令人汗颜，当年自己竟在书上一些无聊的地方受感动，或对一些轻浮的警句感到佩服。日后重读过去读过的东西，很能发现自己年轻时候的趣味，这倒是蛮有意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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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提供：新潮社，三岛由纪夫在东京一家书店签名售书，1966年。三岛曾提到托马斯·曼有名言：“小说家必须有银行家那样的体态。”
自从过上小说家的生活之后，义务性的读书便多了起来，而自己主动埋头读的书就变得少了。于是，犹如需要读书方法一样，现在需要隐遁法了，据说在书评家中，有的人一目十行地浏览一遍，或根本不读，却能够写出书评来，这是精通隐遁法的高手。
然而，所谓书，是需要好生对待的东西，读书的人如果带着这种“读书方法”等，抱有这类不雅的、商人式的、狂妄自大的精神，那么通常书也会对他紧闭大门，不让他参拜它神圣的殿堂的。特别是阅读文学作品，需要有阅读文学作品的一定时间，细心和对应该陶醉的东西，表现陶醉的思想准备。
我担任着两三种文学奖的评选委员的工作，特别是其中一种，以长篇小说为中心的奖赏，必须阅读七八部各个作家满怀热情撰写的长篇小说。我深感分量很重，也是我很大的精神负担。如果心情上变得被动，最后就无法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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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提供：共同通讯社。公开葬礼。右起：川端康成（就在三岛由纪夫自杀之后，于1972年春天亦自杀身亡）、遗孀瑶子（她说：” 我想过他大概明年会做出这种事情来的。")、父亲平冈梓（”我当时没有特别惊讶。大脑拒绝接受这个消息。”事后平冈梓回忆时这样说过）、母亲平冈倭文重（前夜刚刚将儿子送出门外，“我看着他走出去，禁不住想：他看上去怎么那么累啊，背怎么弓得那么厉害呀。”）
因此，我让心情似流水，并注意使它流入作品中。这样，大体上就可以排除偏见，自己再怎么不喜欢的作家，也能虚心地体味这个作家的苦心经营的心迹。为此无论如何需要花时间。如果不想花时间，那就戴上有色眼镜，有偏见地去阅读好了。这作为迅速阅读法是最有效而确实的吧。
1969年1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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