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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于学习的日本人，竟然把长安与洛阳搬回了老家。
盛唐时代，长安与洛阳是东亚大陆上两颗璀璨的明珠，日本遣唐使来到这两座城市时，他们被城市的繁华所震惊，善于学习的日本人，打算把长安与洛阳搬回老家。
当然，从城市规划角度说，日本人并不是把两座城市挤着摆在一起，而是仿照唐长安城复刻了一座“袖珍版”平安京。唐长安城东西长9.7公里，南北宽8.6公里，在当时的世界观中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巨型城市；相比之下，平安京东西长4.6公里，南北宽5.2公里，每个边长都是长安城的一半。正因如此，平安京的面积只是长安城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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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安京条坊图。原图/山田邦和，来源/高桥昌明《古都京都》
城池虽小，但长安城的“条坊制”元素却一点没少。南北分为一条至九条，东西各有一坊至四坊；一条朱雀大路贯穿中央，北通平安宫（大内里），南达平安京大门——罗城门（电影《罗生门》之名便从此来）；东西两市分列于东西二坊与七条的交汇处，东西两寺则列于罗城门两侧。无论面积怎么缩小，但起码的格局还是保留了下来，这也是为什么中国游客一到京都，就总有种“梦回大唐”之感。
坐拥大唐之梦，日本平安时代初期的嵯峨天皇便有意附庸大唐风雅，以朱雀大路为分界，西侧（右京）为“长安”，东侧（左京）为“洛阳”。只可惜，因为日本人的选址水平并不高明，导致“长安”早早成为一片荒野，只有“洛阳”能以京都之名继续吸引全世界游客观览。
为还原长安，建废两座都城
老实说，平安京并不是日本历史上第一座“长安”。毕竟日本遣唐使早从唐初开始频繁来访，也早就想建设一座长安一样的城市。但看见并不等于能建，日本为了更好地还原长安城，还建废了两座都城。
第一座“长安城”叫藤原京，原址位于目前奈良县橿原市。676年，日本天武天皇刚刚即位5年，他有意仿效唐朝制度塑造中央集权制政府，下令建立配套工程，即建设一座“唐风”都城。都城建设在天武天皇本人去世以后一度停滞，最终在694年正式建成并迁都。这座都城存在期间，日本相继颁布大宝律令等重要法令，是日本正式洗脱部落制联盟色彩、走向中央集权制国家的象征。
但有趣的是，天武天皇即位前，日本正与唐朝进行战争（白江口水战即爆发于663年，13年前），所以这座城池并不完全借鉴唐长安城，而是直接依照《周礼》记载开始建设。根据《周礼·冬官考工记》记载，都城规模应为“九里四方”，都城道路应为“九条九轨”。藤原京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延展，都城规模被定为“十里四方”，道路定位“十条十轨”。最终，藤原京成为边长5.3公里的正方形城市，而边长1公里的正方形皇宫坐落于藤原京的正中心，一条宽24米的朱雀大路从皇宫一直延伸向南。
这座城市听起来规模极大，但正因规模太大，藤原京并不适合奈良地区丘陵密布的地形。事实上，藤原京南侧的七条至九条部分基本都位于丘陵之中，这使得城市的南大门——罗城门根本没有修建，导致城池欠缺都城必要的城防设施，难以抵御盗贼入侵。更重要的是，南侧丘陵、北部平原，这种地形导致南部平民区产生的排泄物会沿着河流排放到皇宫附近，这自然令人难以忍受。最终，该都城使用不到20年就迁都第二个“长安城”——平城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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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丘陵。摄影/Joshua Daniels，来源/图虫创意
平城京即如今的奈良市。城池修建时，日本与唐朝的对立关系已经结束，日本也从《周礼》理想化都城转向直接模仿更加现实的长安城。南北为一条至九条，共4.7公里，东西各分为一坊至四坊、总共4.3公里，皇宫（平城宫）位于城池最北侧，可以看到，平城京已经体现出后来平安京的基本城市规划模式。但有所区别的是，平城京西侧斜坡地区还修建一座“外京”，“外京”的规模为（南北）南一条大路至五条大路、（东西）东五坊至东七坊。
与藤原京相比，平城京修建了完整的罗城门与更加宽阔的朱雀大道，城防体系完备，东西两市、东西两寺也修建起来，“长安城”风范初具。但奈良所处位置高低不平，仍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比如西大寺与东大寺所处位置并不对称，再比如各条坊的建设主要依照地形而建，长短宽窄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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奈良市。摄影/无聊猪，来源/图虫创意
平城京的建设方式是“先街后屋”，意指先确定两条街道中心点的距离是45丈（135米），之后根据街道宽窄再确定房屋用地面积。这就导致街道越宽、房屋面积就越小，客观上导致私人居所与公共用地之间的矛盾。相比之下，第三座“长安城”——平安京的建设方式就更加科学，那就是先确定“町”的长宽各为40丈（120米），然后4町为1保，4保为1坊，全部为正方形。需要多大土地就直接累加多少正方形，如此一来无论街道宽窄如何，房屋面积都有一个确定数值，较好提升平安京的居住体验。
当然，能直接累加正方形，也说明平安京所处地形都是平原。从现代地理测绘数据观察，平安京南北海拔差距约40米，如按照南北全长5.2公里计算，那么坡度为0.08，是典型的平原地貌特征。能在如此宽阔的平原上建城，受到的限制自然小了许多，这也成就平安京的“小长安”地位。事实上迁都平安京的桓武天皇就描述过选址原因：“葛野（京都古地名）之地，山川秀丽，四方国人云集，乃交通水运便利之所。”
但需要注意，平安京并不是一座彻底完工的城市。794年迁都时，平安京实际上只建成了皇宫、朱雀大路与东西市、东西寺等主体建筑；到806年桓武天皇去世时，平安京东半部分、即“洛阳”东南部仍未完工，而西半部分、即“长安”的条坊制建设工程更是仅完工四分之一。随着桓武天皇的去世，平安京修建工程也宣告中止，为“长安”没落埋下隐患。
“长安”没落：平安京重心东移
“予二十余年以来，历见东西二京。西京人家渐稀，殆几幽墟也。人者有去无来，屋者有坏无造。”
982年，著名文化人庆滋保胤《池亭记》记载了公元10世纪后期平安京西半部分的情况。刚刚过去200年，号称“平安乐土”的平安京就已经毁坏大半，这又是为什么呢？
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平安京修建工程的不完整。如前所述，西京（右京）工程只完成的规划的四分之一，其中西京的西南角，即八条四坊、九条三坊、九条四坊三块土地甚至没有开发地基。由于这三块土地毗邻京都西侧重要的河流——桂川，适合种地，逐渐变为农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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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都桂川。摄影/funkysoulman，来源/图虫创意
当然，即便如此，平安京刚刚建成时，也有一些贵族往右京方向迁居。比如《续日本后纪》承和四年（836）十一月廿四日的记录就能证明：有一位“造酒司忌寸伊势麻吕”迁居右京九条四坊。“忌寸”姓在天武天皇时代所制定的“八色姓”规范中排名第四，是相当程度的贵族。应该说，虽然这片土地的开发速度很慢，但随着平安京市中心人口逐渐增加，也会有人为了图清静来到郊区居住。
但第二个原因，却彻底打消了京都贵族向西迁徙的念头。
第二个原因发生在《池亭记》成书前100年前左右。这一时期，京都降雨量大幅增加，根据古书记录整理显示，851年至900年的50年间有26次特大暴雨，这比起前一个50年（9次）和后一个50年（14次）都要多。连年连月的暴雨使得桂川泛滥，八条四坊、九条三坊、九条四坊三块土地完全沦为沼泽，难以居住。而洪水退去后，肥沃的土壤更加适合耕作，于是进一步向农田转化。
“长安”荒废如此，人们自然更向“洛阳”聚集。《池亭记》同样记载，10世纪中叶的应和年间（961-964），东京（左京）四条以北地区“人无贵贱，多群集”，“高房门邻门，小屋隔墙檐接檐”。“长安”迁出的大量名门望族开始在“洛阳”购置房产，拓宽自家门户，兼并小门小户。
甚至于天皇也开始偏离中心。976年，天皇内宫（内里）烧毁，圆融天皇搬到堀河院居住。堀河院位于左京三条二坊九町、十町，是当时太政大臣藤原兼通的宅邸，又气派、又有烟火气，圆融天皇非常喜欢这里，直接住了一年多。由于天皇选择居住，原本的家主藤原氏就搬去别处，堀河院的原有建筑逐渐拆除，开始仿照天皇内宫的模式专门打造为天皇的专属“外宅”（里内里）。
相比起来，传统的天皇内宫有一大堆礼仪性质的建筑，而外宅都是生活建筑，生活起来实在太舒服了，后来的天皇干脆常住“外宅”，基本不回内宫。安元三年（1177）四月二十八日，平安京大火，京都皇宫（大内里）遭到毁灭性打击，全部官僚机构与14座公卿宅邸遭到烧毁，此后便不再尝试重建原有的京都皇宫，而是把“外宅”变成正式办公机构。
热衷于建设“外宅”的不仅是在任天皇，还有退休天皇，即“上皇”。日本政治发展到11世纪以后，官僚体系完全被藤原氏操纵，天皇逐渐被架空。正因如此，为了对抗藤原氏专权，也为了免除官僚体制的束缚，天皇常常选择在刚刚成年之际就退位，让自己年幼的孩子接任皇位，自己以“上皇”身份退居后院，继续执政，是为“院政”。
既然要有一个远离藤原氏的“后院”，从12世纪中期退位的白河上皇开始，上皇普遍离开传统的平安京所在地，在平安京东侧河流——鸭川东岸修建寺庙与“外宅”。从白河上皇开始到近卫天皇，五位天皇总计在二条大路东侧的鸭川东岸修建六座寺庙，这六座寺庙均有“胜”字，因而被统称为“六胜寺”；此外白河上皇还修建了莲华藏院、法庄严院两所寺院，作为自己的居所。上皇东迁，武士自然要跟着一起来；修建庙宇，市民也纷纷来祭祀与经商，没过多久，鸭川对岸就与左京一样繁华。这片由白河上皇开发的土地至今仍留下一条名为“白川通”的街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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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鸭川。摄影/ZKX，来源/图虫创意
随着武士的崛起与院政的勃兴，新开拓的土地越来越多。到日本第一个幕府——镰仓幕府建立前，鸭川东侧已经出现多个上皇居所与武士机构。七条大路东侧的鸭川东岸，建起了规模庞大的“法住寺殿”，供当时的后白河上皇居住；为了随时配合上皇的举动，五条大路东侧的鸭川东岸也建立起“六波罗殿”，这里既是平氏一族的居所，也担负着京都的警察职能。
经过数百年变迁，平安京“长安”部分已经逐渐弱化，成为荒废之地；“洛阳”部分不仅逐渐发达起来，还带动了原来不属于平安京的鸭川东岸一同崛起。如此一来，“平安京”的名称逐渐从记载中消失，时人开始单独用“洛”一个字形容京都。
异样重生：平安京的毁灭与重建
京都一直流传着一则趣闻：在日本其他地方，提起“上次战争”，基本都是在说太平洋战争；但由于京都在二战之中免于美军轰炸，所以提起“上次战争”，京都人的第一联想是爆发于1467年至1478年的应仁之乱。
如果说天皇、上皇的各种“外宅”还仅仅可以看作皇族延展住所，那么应仁之乱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京都的格局。这起动乱中，日本第二个幕府——室町幕府分裂为东军、西军两大阵营，相互攻杀十年才算完事。但如果双方仅仅是打仗还好，由于京都街巷窄小，不利于武士作战，房屋又大多是木质为主，所以东西军在京都的战役大多以“烧”的形式完成：打不过不要紧，大可以把对手的阵营烧掉。
只不过，火一旦烧起来，就不一定会烧到哪里。经历应仁之乱后，京都“二条以北，北山东西皆烧为荒原，少有幸存之处，唯有（室町幕府）将军御所。”掌握“烧”的技能以后，日本盗贼纷纷化装成士兵，前往京都各平民家中烧杀抢掠，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京都反复经历烧毁、战乱与重建，原有的住宅与条坊制格局几乎完全被打破，京都从一个条坊制格局的大城市变成了两个几乎没有连接的小型城市（上京、下京）。某种意义上说，京都即便还留有一点大唐之风，也在应仁之乱后漫长的战国时代里化为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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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国时代京都市街道图。原图/高桥康夫，来源/高桥昌明《古都京都》。图中，不规则黑线的内部是当时京都居民的实际活动范围。北侧被称为“上京”，南侧为“下京”，两城事实上通过一条细长的“室町路”连接
当然，随着战国时代逐渐结束，织田信长、丰臣秀吉、德川家康等著名的日本统治者也对京都进行了反复的重建与复原。但重建工作并不是按照平安京的原貌开展，而是尽可能恢复旧有遗迹。这就导致当今京都有很多地段与平安京时期出入很大。
首先是皇宫。平安京时代的皇宫（大内里）已经不复往日繁华，因而丰臣秀吉在旧皇宫（大内里）原址东北角建设著名的聚乐第，作为武家政权的新据点。天皇则被安置在室町幕府时期天皇位于鸭川西北岸的“外宅”，即如今的京都御所（内里）。这也奠定了如今京都御所及附近街道的基本格局。
既然不需要复建平安京时代的皇宫，自然也不需要重建平安京的朱雀大路与罗城门。经历数百年荒废与战乱，原本宽达82米的朱雀大路早已变成窄小的“千本通”，已经失去了扩建的意义，于是，丰臣秀吉就把这条路一直留存至今。如今前往京都，站在罗城门遗址向北看去，唯一的建筑只有京都铁路车站，这座象征新的历史时期到来的车站把原本的朱雀大路拦腰斩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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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臣秀吉雕塑。摄影/beibaoke，来源/图虫创意
其次就是五条大桥的建设。丰臣秀吉政权虽然建了“五条大桥”，但其实际位置却是六条坊门路，这个规划导致原本的五条大路变成“松原通”（松原大路），也导致现代京都几乎没有“六条”这个地名。笔者曾在京都探访“六条通”（六条大路）之所在，最终发现这条街道已经变成河原町五条南侧的一条完全不起眼的斜街，而且仅仅延伸数百米就成了断头路。
另外就是打破“町”原有格局。如今去京都游览，其实很少能见到正方形的町，更多是南北向长方形的町。其原因在于，丰臣秀吉重建京都过程中打破原有“町”的设计，在许多町的正中间再打通一条或两条南北向的通道，以使京都各町难以团结一起，方便稳定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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