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有个概念叫“平行世界”，指的是处于同一时间体系的两个事物，由于空间体系不同，结果就像在各自轨道上疾驰的两列火车。
其实“平行世界”绝非只存在于物理学的想象。历史与现实中，两种独立发展的文明，其实就是两个“平行世界”，各有各的规矩，用一个学术概念，就叫做语境不同。
比如，王人博先生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里就说：“近代中国与西方的遭遇，就是两种文化语境的碰撞。在那一刻，中国与异己者面对面相撞，跌入一个自己并不熟悉的世界，瞬间也成为两个中国的分界线。”
▌跪还是不跪，这是个问题
1792年，乾隆五十七年，彼时四海升平，正处在“康乾盛世”的顶峰。
已是耄耋之年的乾隆皇帝，突然接到一封来自广东的紧急奏折，说一个名叫“英吉利”的陌生国家，打算朝贡天朝。
为了敲开清朝的大门，英国人动足了脑筋。英国人知道，如果以外交谈判的架势前往，很可能被拒之门外。所以找了一个无法拒绝的借口——向乾隆皇帝祝寿。
英国人带上了所能想到的所有好东西——从天体仪到蒸汽机，从吊钟、陶瓷、马车到最先进的枪炮刀剑。
尽管大清奉行闭关锁国的国策，但与印象中有所不同，清代的统治者并非与外界毫无接触，尤其是康雍乾祖孙三代，几乎都是“西洋通”。
康熙跟传教士学了许多数学、物理、天文等自然知识。雍正尤其喜欢西洋事物，现在故宫还有他穿西装、戴假发的画像，以及玩过的大量钟表、显微镜。
乾隆更是洋货的标准“发烧友”，巴黎或者伦敦“新潮”事物，往往上市没多久就会出现在圆明园里。
英国的这份礼物清单，让乾隆“心急火燎”，指示沿途各省悉心招待，务必速速来京。
但这种“和乐融融”的气氛没持续多久，刚一见面，一场关于“规矩”的角力就开始了。
首当其冲的，就是今天我们根本无法理解的“礼仪问题”——大清官员要求英国人按照清朝的规矩，行“三跪九叩”的大礼。
航行几万里就为了给皇帝磕个头，这在英国人看来同样是不可想象的。
双方围绕礼仪问题展开了“斗智斗勇”：
第一轮：马戛尔尼使团到达天津后，乾隆就派钦差大臣徵瑞前去传达圣旨，即觐见时，应按清朝礼仪，行三跪九叩大礼。
尽管徵瑞多次派人给使团做示范如何行礼，但马戛尔尼拒不同意，坚持鞠躬行礼。
第二轮：使团一行到达热河行宫后，行礼的事还没着落，清廷只好搬出乾隆帝身边的红人——军机大臣和珅出马。
和珅假称自己腿部受伤，试图迫使英国使节先去拜访他，以获得地位上的优势。
马戛尔尼则以旅途疲劳、身体不适为由推脱，派其副手出面。随后，副手斯当东出席了和珅主持的接见和晚宴，不过并未在礼仪方面做出任何妥协，坚持“对等”原则，双方陷入僵持。
第三轮：清朝负责的大臣为了调和两方的矛盾，想出了一个很聪明的办法，来满足英国人的“对等”要求 ——觐见之时，在乾隆身后举起英国国王的画像，这样一来，英国人实际上在给自己的国王磕头，而乾隆以为是给自己磕头。
然而，马戛尔尼非但不领情，反而不忿地在日记里吐槽：“我此行的主要目标甚至都没有提到，我所有的时间都被礼仪占去了。”
最终，面对“冥顽不灵”的英国人，鉴于乾隆帝寿辰临近，英使又属首次来华，清廷允许马戛尔尼以英国单腿下跪的礼节朝觐乾隆。跪还是不跪的争论，终于在形式上得到了解决。
1840年之前的这场外交事件，从最基本的礼仪开始，双方的分歧就开始公开化。就像拉链一样，一开始没扣上，个个都扣不上。所以后面通商、开放新口岸、常住使馆等要求根本不可能成功。
尽管这场外交会面以失败而告终，使团也狼狈地从北京离开，但这次会面意义深远，我们能从之后发生的无数历史事件中寻找到它的影子。
正如历史学家评价这次会见时说：“乾隆与马戛尔尼尚未死去，他们还生存在我们中间，又在我们身上转世了。”
▌“规矩之争”的三个层次
东西方两个国家的思维，实在是大相径庭。
清朝人无法理解英国人为什么拒绝做这个并不难学会的动作，英国人也想不明白清朝为什么如此在乎那个三跪九叩之礼。
比如清朝官方如此记载这次“礼仪之争”——“英国人非我族类，他们的膝盖不能打弯，是大清皇帝仁厚，才免他们下跪，允许用他们自己的礼仪觐见。”
这种理由在今天看来，十分荒谬，甚至愚昧。
但其实这是无视历史语境，倒果为因的一种“后见之明”。
朝廷的官员所做的一切，其实只是试图将一种在他们思维中“荒谬”到不能理解的事情——英国使臣不肯下跪，变得易于理解——不是不服王化，只是膝盖不能打弯。
人们读书读到历史的分岔处，最容易成为简单因果论的信徒，忽略了背后深刻的思想差别。隐匿在这场礼仪之争背后的，其实是三个层次的“规矩之争”。
所谓“规矩”，在王人博老师看来，不仅仅是一系列抽象的规范，还是经过长时间和社会环境磨合，形成的共同认知。
◎第一个层次：世俗礼仪vs宗教礼仪
跪与不跪，首先是世俗与宗教观念的冲突。
中国的哲学宗教观是以自然崇拜为基础，相信的是不变的“天道”，君主通过践行“天道”统治人间，世俗权力凌驾在宗教权力之上，很少有人关心现世之外的世界和生活。
所以，跪拜在中国只是一种世俗礼仪，最早在《周礼》里便有记载。随着汉代儒家“天人合一”观念的发展，皇帝作为天下万方的宗主，自然应该接受臣民和外邦的跪叩，以示尊崇，这是中国的“规矩”。
而西方的哲学宗教观则认为，上帝是超越世俗的，“人永远是人，上帝永远是上帝。”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人只应该做上帝的奴仆，而不应臣服其他世俗统治者。
所以，西方人只对上帝双膝跪下，面对世俗统治者只行单膝之礼，从不叩头，这是西方的“规矩”。
中英双方有着截然相反的宗教哲学观，对跪拜的理解自然大相径庭。
◎第二个层次：天下观念vs主权观念
在跪与不跪的背后，体现的是两个国家间国际“规矩”的不同，即“代表谁磕”。
因为使者代表国家，如何行礼，行什么礼，其实是两个国家之间关系地位的体现。
中国的国家观念是“天下体系”。
这套以礼法为代表的“规矩”，对内通过“三纲五常”，规范人和国家的关系，让人们各得其所，各司其位。
对外将这套礼法推及国际，强调中国位居天下中央，是文明之邦。周边国家都是有待中央文明之邦教化的附属。
因此，中国愿意怀柔远人，向四周“传播声教”，以自己的文明之光将他们从不幸的黑暗中拯救出来——英国是“夷”，如今前来归化，自然要下跪。
相反，英国人的国际观，是基于十七世纪欧洲残酷的“三十年战争”结束后，参战各方签订的一个条约体系——威斯特伐利亚体系。
这一体系确立了国家主权至上的国际基本原则，国家之间不论大小，一律平等、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等。今天的国际关系，仍然遵循这些基本原则。
根据国际法的原则，主权国家互不统属，英国使团对清朝进行的是一次平等的友好访问，不可能进行不对等的“三跪九叩”。
“等级观念”和“平等精神”的冲突，这是清朝和英国两个国家对国际秩序理解的最大矛盾。
◎第三个层次：道德系统vs规则系统
两种不同语境下究竟要如何“定规矩”的冲突，在这一层次已经超出了磕头本身。
王人博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反复提到：面对相同的现象，不同的思维形式和价值标准的语境下，自然会出现截然相反的判断。
中国仍处在传统的道德系统里——“定规矩”依靠“三纲五常”、“三从四德”这样的道德信条，但这些道德信条彼此之间不一定有相互解释关系。一种道德信条的变化，也无法自动地带来连锁变化。
在这种语境下即使单方面取得很强的成就，也很难带动其他领域协同发展。
而西方当时已开始迈入现代国家，其语境是一种在规则系统之下——每一条具体规矩都不是孤立存在的，规矩与规矩互为解释，构成一个逻辑自洽的系统。
一条规矩的变化，整个体系也随之变化，所以具有很强的拓展性，能不断地进行自我演化。
在这种语境下，西方文明更像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坚船利炮的力量其实并不取决于科技，而是与制造出它的手之间具有内在关系，那就是它的价值观。
比如宪法，既是“定规矩”的系统，也是对价值观的一种表达——它是一个过程，而非目的。
正如王人博老师在书中所说：“如果说宪制意味着被保护个性的发展，那么国家富强首先要求的是个人对国家的贡献，为了富强牺牲个人自由，这本身就不符合宪制价值规范。”
在王老师看来，现代与古代最大的区别，就在于制定了个人与国家间权利义务划分的“规矩”——宪法，人们能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享有平等和自由的权利。
因此，这场现代“规则系统”与传统“道德系统”的“定规矩”之争，才是“跪与不跪”这一冲突的本质。
▌1840年以来的中国：普遍的“规矩” VS 特殊的“语境”
马戛尔尼的访问，其实只是为两种规矩的冲突开了个头。
近代以前，中国和西方，虽然两种规矩各自不同，但很少有交集。自从近代世界立宪运动开始，整个人类的历史汇入了同一条时间流——王人博老师称之为“格林威治时间”。
马戛尔尼访华的失败，注定了1840年后的中国历史将以另一种方式开场。
王老师在《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中写道：
1840年鸦片战争的爆发，事实上，就是一次特殊规矩与普遍规矩的剧烈碰撞。
晚清的精英们第一次意识到，大清有大清的规矩，世界另有规矩。此后的历史，有一条清晰的主线，就是向西方学习，探求自身的复兴之道。然而，对外来“规矩”的认知及其局限，却使中国在拥抱现代性价值的路上，走了不少弯路，直至今天。
在现代性价值尚未完全落地的今天，无论国与国之间，还是司空见惯的价值观撕裂，其实都是对“规矩”及其本质认知的撕裂。从《1840年以来的中国》一书，至少可以梳理出下面最常见的几个误区：
◎将文化与文明混为一谈，并用前者否定现代性的普遍价值。结果，文化资源反倒成了向文明转型的包袱。事实上，文化不必要，也不可能相同，但文明必然会趋同（《1840年以来的中国》序言）。
◎走向两个极端：无视语境的差异性，以及将语境当作拒绝现代性普遍价值的挡箭牌。
◎对工具理性的东西，比如，技术、管理、甚至市场，统统拿来主义，对价值理性的东西，比如，自由、个人主义等，却视若洪水猛兽。岂不知“坚船利炮的威力，与制造出它的手之间，具有内在联系”（《1840年以来的中国》序言）。
◎用“后见之明”将历史简化为粗线条，甚至错误归因。比如，有人说，是救亡压倒了启蒙；有人说，是因为选错了老师；有人说，是知识分子的理想主义，加上民粹崛起，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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