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后的董作宾、杨联升与钱端升
温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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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报》于1926年9月1日续刊日开始，即将“文人论政”这一办报宗旨，具体化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民间立场，树立了中国文人办报的典范，因此在1941年5月15日，荣获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颁发荣誉奖章。正因为它站在文人的立场上对社会发言，使得《大公报》广泛关注新闻之外的文化领域，特别是它的文学副刊。所以，当《大公报》津、沪两版《文艺》和《星期文艺》，以及沈从文等京派作家在北平主编的文学副刊于1948年底全部停刊时，正是标志那个时代知识分子面临转折的先声。
就在那一年11月14日，大公报的《星期文艺》刊出了一周前在北大蔡孑民纪念堂召开的方向社第一次座谈会记录，题目是《今日文学的方向》。参加讨论会的有朱光潜、沈从文、冯至、废名与汪曾祺等十六位，会议的主席是《星期文艺》的主编之一袁可嘉。讨论中他们用了一个形象的词汇——红绿灯，来比喻自己不得不面临的抉择的政治和文学命运。同时，这些作家大部分也都是著名的学者，他们都明白已经来到一个十字路口，而路口上的“红绿灯”将决定他们的选择和被选择。在国内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形势是如此，那么在国外呢？
在此拟以一封杨联升于1948年7月31日致董作宾函，以及信中提到的钱端升，来引出董作宾随着国民党播迁台湾、杨联升留在美国与钱端升回到中国大陆，三者之间不同的人生结局，以探讨知识分子面对政治剧变下的无奈抉择与沉痛命运。在此除了第二段涉及甲骨文真伪的辨认，与本文的主旨无关外，其余的内容照录如下：
彦堂先生接奉：
手教得悉。所寄《武丁十甲》石印本三十份业已到达，甚慰！译稿刊出后，自当寄奉三五十份以供赠遗，绝无问题。石印原说六百份，估价不及二百元，系此处一家小印刷厂承办，亦有拉拢生意之作用。本定四条印四张，后改两面印，遂多出六百份。价钱亦未改，糊里胡涂付钱了事。印刷所对此类生意，并不感兴趣。虽印单色，价钱亦不能甚低。翻印《殷历谱》，断不能用此办法。但为先生有单张艺术品，欲行石印送人，则或可令其估价耳。
先生九月间东游，能早示知日期最好。费正清家颇为舒适，交通亦便，钱端升与之相处半年，宾主极相得。
先生能来小住，自然更为热闹。“地方”尽力招待，自不消说。能多举材料见示，尤为感谢。
持宇兄近来精神是否稍好，为念。更改之图料已作罢！天下事亦难尽如人意也。
存训兄埋头苦干，见时并乞致意。
此请
教安
后学联升敬上
先从董作宾说起杨联升写这封信时，正是1947年1月，董作宾应芝加哥大学中国古代史教授顾立雅博士（Dr. H. G. Creel）的邀请，到该校东方语文系考古学客座教授两年的第二年下半年。顾立雅教授曾参加安阳发掘，与董作宾原是旧识。第一年春季董作宾讲授“中国古代史研究”，夏季是“中国考古学研究”。该年及次年冬季，两人合开了“周代金文”和“中国古代文字学”。董作宾自撰中文讲义，手写复印。班上他用中文讲义，顾立雅从旁协助，那时至少有三四位高年级的学生跟他做过研究。
董作宾来美之前，顾立雅曾有信给他说：“你可以教你爱教的功课，做你喜欢的研究，没有规定的日程，也没有人干涉你的工作，也有足够应用的书籍可供参考。”来了之后，不但在教学上果然如此，并且那时芝加哥大学的中文藏书已达十万册，而经部小学以及有关中国古代史的资料，特别丰富，在欧美各大图书馆堪称首屈一指。所以，董作宾到了之后，颇觉环境安适，有随心所欲之感。
那时在哈佛大学有赵元任、李方桂与钱端升等，在耶鲁大学有梁思成、罗常培及丁树声，在纽约有老舍，在费城有冯友兰，还有傅斯年也到美国养病，一直到1948年8月才回到上海。他们大多是董作宾在中央研究院史语所的旧识，所以在美期间，他曾三次出门旅行与访友，访问美国各大学的汉学家，参观各大图书馆和博物馆的中国藏书和文物，并游览各地的名胜和工厂；第三次即信中所提的1948年9月的东游。
信中所提到的《武丁十甲》，就是董作宾用朱墨两色手写的《武丁龟甲卜辞十例》。他去波士顿时曾赠送哈佛燕京学社一份，后由杨联升摘要英译，发表于哈佛《燕京学报》第十一卷一、二期合刊，并附他手写真迹。信中第一段，应该就是杨联升跟他报告的这件事。
更有意义的是，从胡适1947年5月22日的日记中可得知，他发出“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选举‘人文组’的‘人文’部分拟提名单”涉及考古学及艺术史：董作宾、郭沫若、李济、梁思永。不过董作宾于1948年2月20日选举之前，从芝加哥写信给胡适：“春间中研院邀院士，您必出席，关于考古学方面，希望您选（梁）思永或（郭）沫若，我愿放弃。因为思永兄病中，应该给他一点安慰，沫若是外人，以昭大公，这是早想托您。”
虽然郭沫若早在1927年便公开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指责蒋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政治立场鲜明，但是胡适还是把郭沫若列入院士的候选名单。而董作宾则认为，自己已经是中央研究院的人，所以自愿放弃，可谓大公无私。
早在1929年底，董作宾、李济在殷墟发现了著名的“大龟四版”，龟版上刻满了殷商时代的占卜文字。郭沫若流亡日本，正编写他的《卜辞通纂》一书，得知消息，立即去信史语所，恳求一观全部拓片，以为参考。经傅斯年和董作宾同意，并同情郭沫若那时被通缉的处境，以最快的速度将全部拓片寄去，并特意说明此拓片尚未发表，谨慎处之。郭沫若收到后，立即私自将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并在交付印刷后才告之史语所。董作宾、李济等颇为尴尬，考虑到他是研究学问，因此在非正式的场合告诉郭沫若，他这样做是不对的。由此可见董作宾不计前嫌，尊重学术独立自主的精神。
可惜的是，1949年1月随中央研究院迁台湾后，董作宾即忙于教学行政上的事务，而荒废了学术上的研究，并且为稻粱谋而奔波。1953年6月15日，他写信给胡适：
去年（赵）元任、（陈）世骧极力进行拉我到加大，顾立雅也拉我回芝大。今年都不成。我和先生谈过，积蓄快贴完了，靠卖文不能活，卖字无人要，只有靠“美援”，不知先生有无他法？
这是私人私事，人快六十岁了，还是恓恓惶惶为活着而忙碌不休，可发浩叹！
可见迁台初期，即使像董作宾都生活得非常艰辛。无奈之下，他只好辞去中研院史语所所长之职，找时间到香港、星马等地的大学教书，以赚取较高的薪资。因此那时他对甲骨学的发展趋势十分悲观，所以他在1956年写的《甲骨学前途之展望》中说：“展望世界，甲骨学的前途，甚是暗淡。甲骨学的沉闷，也就是中国史研究之停滞，茫无端绪了……”连和他一起在安阳发掘、“中研院”史语所的同事李济，也对他晚年没能做出较早年更多更大的贡献，而陷于一般性文章和事务性应酬深感惋惜，对环境迫使他没能再做出最好的成绩，视为学术界的损失。
如今随着台湾时局的变动，2003年4月末，由他的两个儿子董玉京、董敏，按照他的遗愿，将其遗著、手稿、墨迹捐赠给陕西省临潼兵马俑博物馆永久收藏。当代研究甲骨文的权威董作宾，只留下他的遗体，葬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高山之阳，与胡适之先生墓为伴。
杨联升后半生病魔缠身致函董作宾的杨联升，原名莲生，原籍浙江绍兴，1914年生于河北保定，193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1942年获哈佛大学硕士学位，1946年2月取得博士学位。本定回北大任教授，兼中央研究院副研究员，因到旧金山（教暑校），值联合国秘书处成立，需要语文研究员一名，经友人介绍，遂向北大请假一年，往任。来年3月16日，杨联升接到北大校长胡适的英文电报：“建议接受哈佛聘请。”同时胡适还和当时回湖南省亲后，到了北平的邓嗣禹（即信中的“持宇先生”，持宇是他的笔名，1942年获哈佛大学博士，曾在哈佛大学任职，1960年与费正清合著《清代行政机构研究三种》，1966年起任印第安那大学历史教授）说：他赞成杨联升到哈佛。杨联升乃返北平接妻缪宛君和次女恕立，回哈佛大学东亚系，任教三十几年。
1951年起，杨联升游学法国、瑞士、意大利、荷兰与英国，颇为各国汉学耆宿所重，法国戴密微曾以少年辈第一人相许。英国剑桥大学中文讲座曾于1952年正式相聘，时杨联升已升任副教授，有终身职，遂婉辞。这之后，杨联升升任正教授、讲座教授（因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各以讲座相聘，哈佛为他立哈佛燕京讲座教授）。1962年3月，他在巴黎法兰西学院用法语讲演四次（戴密微推荐，以前无东亚人），又在日本京都讲《盐铁论》与《颜氏家训》。1970年及1976年，先后获美国圣路易华盛顿大学及香港中文大学名誉文学博士。1974年，获法国铭刻与文学学院德卢奖（Drouin Prize）。1980年，在哈佛大学以名誉教授退休。1985年10月在香港新亚书院，为钱宾四文化讲座做三次演讲。杨联升还担任过《哈佛亚洲学报》编委会编委，及新竹《清华学报》主编。
杨联升曾就1948年为董作宾《武丁十甲》翻译成英文一事，于1968年7月25日，在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以“历史与语言”为题演讲时，以其中甲骨文的“帚”字，就是“妇”，国内的学者大都以为“妇”就是“太太”，那时他就把它译为Wife，可是日本学人，则有人以为是“儿媳妇”（Daughter-in-Law）为例，再提出来探讨。这可见其严谨的治学精神。
在哈佛大学期间与其同事、著名的中国学学者费正清做学术，以1800年为界，杨联升管以前，费正清管以后。费正清在美国乃一代学术巨擘，他创立了当代中国学。这种“中国学”有别于偏重语言学、文化学、传统汉学的中国学。它和欧洲传统汉学的最大区别在于，特别强调运用多种档案、多种语言、多种社会科学方法研究中国，从而导致一种被称为“新汉学”的中国学的形成。他能够和费正清相提并论，可见他在哈佛大学所受到的重视程度。
但是在这些学术光环的里面，隐含着在异国与洋人一较长短，背后所面临的工作压力，和失去与亲人联络的心理寂寞。我们从他与胡适往来信札中，就可以得知他自1958年（四十五岁）起，就开始长期患病。那年3月4日胡适给他的信上说：“那晚上你来我家，我没听见你说起身体近况，只在你走后我颇责怪我自己：‘干吗不让联升多谈谈自己的工作，干吗只管我自己talk shop！’所以这些时我常想写一短信向你道歉。现在我明白了，那晚上我说话固然太多，其实晚间也太晚，你也太累了，已不是向来的你了，所以你说话特别少。”可见他那时为了在美国学界立足所付出的心力，已经在身体健康上亮起红灯了。
过了七个多月，10月7日胡适给他的信，知道他“近来‘精神非常之不振，易感疲倦，杂忧虑极多’”，即劝他：“但你比我年轻得多多，不应该有这些现象。我盼望你到医院去住几天，一半为检查，一半为休息。”而且，“我很想知道检查的结果”。
最后连胡适和赵元任等人，提名他为台北南港中央研究院第三届院士候选人，来肯定他的学术成就，都没有用。因为检查的结果，他患的是精神病——忧郁症。患病后脑子活动无法控制，烦躁不安，没有一刻安宁，身体虚弱无力。严重时甚至立下遗嘱想自杀，必须进医院进行电疗，直到1959年4月才开始好转。以后每一两年病一次，一般少则三五个月以后好转，长则经年，大体上三年里面有一年是在生病。所以虽然他正值学者的黄金时代，但是已经为后半辈子付出代价了。
1981年11月6日，萧公权在美国病逝。杨联升于来年1月4日写信给成都四川大学教书的妻兄缪钺，即感叹道：“萧先生在华盛顿（西雅图）大学任教多年，对西方汉学程度与政治思想史之提高，有卓越贡献。其博士论文《政治多元论》当时已为名著。楚材晋用，终是可惜也，弟心境颇受影响。”此时虽他已经退休一年多，距离去世还有九年。不但病魔缠身，更兴起报效国门无望的感慨，令我们为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沉痛命运，不禁悲从中来！
钱端升沦为右派信中提到的钱端升，1900年生于江苏无锡。他比董作宾小五岁，比杨联升大十四岁。他是著名的宪法学家、政治学家，是中国现代政治学的奠基人。所著《中国政府与政治》及与王世杰合著的《比较宪法》，在学界享有盛誉，影响广泛。他的这两部著作，都是完成于1949年以前。
1917年钱端升考入清华大学。1919年，获官费赴美留学，插入北达科他州立大学四年级读政治学，次年获文学学士学位，暑期就读于密歇根大学政治系。紧接着入哈佛大学，所学课程属于历史、政治和经济三系合成科目，偶尔也旁听哈佛法学院的一些课程，1922年6月获文学硕士学位。1923年11月，他修毕哲学博士课程，并通过考试，完成博士论文《议会委员会——比较政府研究》。1924年初，钱端升获哲学博士学位后，访问英国、法国、德国、奥地利等国的宪法或政治学教授、各国议会议员和工作成员，于那年5月回国。此后一直到抗战胜利，先后任教于清华大学、南京中央大学、北京大学和西南联大。
1945年11月15日，他与费孝通等四位教授，参与西南联大和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专四所大学学生自治会联合发起的反内战时事晚会演讲，在昆明西南联大新校舍草坪，参加者六千余人。当地驻防军包围会场，并鸣枪威胁，引起教授和学生的极大愤慨。隔日又因中央社发布不实消息，引起学生的愤怒，使矛盾激化，四位学生被枪杀，由此引起了一系列的罢课，从而形成“一二·一”学潮。
抗战胜利后，虽然他热衷于政治活动，而且是当时的政协委员，但是并不影响到他的学术地位。1948年4月，他和董作宾、郭沫若、李济一起当选中央研究院第一届院士，可见国民党政府除了派特务暗杀外，大体上还是尊重知识分子。并且在前一年的12月，费正清（1933到1935年他在清华大学担任讲师时，通过梁思成夫妇和金岳霖，认识到钱端升和张奚若等）邀请他到哈佛大学担任客座教授，直到来年9月才回国。即杨联升致董作宾信中提到的，他住在费正清家。
他在哈佛大学讲授“中国政府和政治学”，同时他也为太平洋关系协会完成他关于同一课题研究的英文手稿。这项研究是以他和其他学者的中文著作为基础的，当然对外国读者来说，其英文版是一部集大成的新著。他努力以赴，并得到一个热心的美国秘书的协助，费正清夫妇也帮着审阅原稿。这是一部关于国民党政府的资料详尽的著作。但当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50年出版时，他已经回到北京，而且没有要求寄书给他。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钱端升看起来还是像过去一样受到重视。而且从1952年下半年，继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刚刚结束之后，全国高等学校开始进行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这样他原先任教的北京大学法学院就脱离出来，和清华的政治系，还有华北人民革命大学的一部分，重新组建成北京政法学院。尽管他那一代的政治学者，在当政者眼里学的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学，但是经过了思想改造，他还是被调过去担任这个政法学院行政上的院长，可见他跟党已经很靠拢。钱端升还加入了两个社团，一个是中华教育工会，另一个则是外交学会，每天忙得不可开交。那时百废待举，所以他几乎就像一头骡子，倒下去又拉起来。
不过反右之初，整风运动开始的时候，虽然他在院长的行政工作上，就已经忙不过来，但是处在他那种地位，仍然要应付上级的指示。他也带头召集教授们召开座谈会，鼓励他们积极地提出自己的意见。结果这些行为成了“钱端升带头煽风点火，进行反党”，后来还把他弄到“章罗联盟”上。从此他从一个活动很多、经常见报的人，突然成为一个在公众眼里销声匿迹的人。
1972年，基辛格到中国访问。为了建交，首先面临的是双方的资产怎么解冻，于是又开始启用他。后来，周恩来通过乔冠华征询他的意见，让他去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
刚开始他很高兴，热情也很高，不过所长却把他供奉起来，不让他做事。所以他曾对其儿子钱大都说：“我也不是官，他只要当我是一个学者，让我研究问题我就满意了。”但是他这个简单的愿意，却始终无法实现。所以1948年从美国回来后，到1990年去世为止，他的学术生命几乎消失殆尽。
花果飘零哪是家《费正清对华回忆录》上曾说：“这些由原在北京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分成的两大群将会继续受到历史粗暴而轻率的对待，但是他们继续尽其全力……在内战和革命时期，为他们的祖国效劳。他们中间没有谁在其斗争中取胜，也没有谁离开过斗争。最终会有人给他们所有的人制定一张资产负债表。他们是遭受灾难的一代，但绝不是湮没无闻的一代。”
但是这一甲子以来，假如没有这么多的政治纷争，也许董作宾可以继续在中国大陆研究甲骨文，钱端升也可以尽其所学，将他的“中国政府和政治学”研究更上一层楼，说不定都有更高的学术成就。不过即使像杨联升、萧公权那样，取得类似费正清的学术成就，但终归是楚材晋用。所以，1985年12月9日，杨联升在香港新亚书院钱宾四文化讲座的演讲结束后，原本北京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与武汉大学均有邀请，结果不知何故，这次内地之行的学术活动未得成行。于是写了一首“梦中无路不能回家，甚觉急躁”的诗，失落之感溢于言表：
梦回身尚在天涯，花果飘零哪是家？
重庆高堂童最乐，儿孙别辈壮堪察。
每因长夜怀师友，更假余年念清华。
空里游尘何处寄，东西南北总恒沙。
从今以后，随着那一代知识分子的花果飘零，举世在商业浪潮的冲击下，我们如何能传承当年学术独立自主的传统呢？我也无言以对。也许只能等待时间来证明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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