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日中午，我从成都市锦江区启程，在成都站乘坐Z50火车，开始了我时隔两年的回家之路。
按照正常行程，我会在10月2号早晨达到石家庄，然后再从石家庄乘坐大巴，回到我的老家河北省邢台市新河县。
在回家前，我妈对我说，网格员已经警告过他们，亲人返乡必须报备，不然就要承担法律责任。
于是，我就通过一个二维码表单，认真填写了报备信息，并上传了自己最新的健康码、行程码和核酸阴性结果，随后我就上了火车。
然后，我和这位网格员持续了二十四个小时的战争，就正式拉开了序幕。
我上火车没多久后，就接到了老家小区网格员的电话。
他语气严肃地告诉我，只要我回去，那就会把我拉进方舱，集中隔离七天。
我说，那不行，我从低风险区过来，成都和邢台的出行政策都写得很明白，落地三天两检，连居家隔离都没有，你居然直接让我进方舱集中隔离，你是疯了吗。
他见我态度很是强硬，便换了柔和一些的语气说，那七天居家隔离，你能接受吗？
我说，七天五检？
他说，不，是七天居家隔离，要给你家门口贴上封条的。
我说，那不可能，还贴封条，你是疯了吗？
他又说，那七天五检？
我说，不，就三天两检。
他说，那这样吧，咱俩各退一步，三天居家隔离，你尽量少出门，可以吗？
我想了一下，然后说，好的。
然后，他就挂断了电话。
到这里，最让我惊讶的还不是“即便从低风险区回来，也要进方舱集中隔离七天”这件事，而是“网格员口中的防疫规定居然是可以讨价还价的”。
挂完电话之后，网格员让我加了他的微信，然后在微信上要了我的行程车票信息，这些在之前填过的报备表单上都有，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跟我再要一遍。
然后，他又问我要了我父母的身份信息和联系方式，说是小区用来登记的，我也没有多想，就给了他。
我以为讨价还价完之后，这件事情就结束了，没想到这才刚刚开始。
在他和我索要完上面那些信息之后没多久，他就又给我打来了电话，告诉我还是必须要集中隔离七天。
我问他，为什么。
他说，因为所有申请和审批都是要由县长批准通过的，而现在正是国庆假期，县长是不上班的，所以没有人审批这些返乡申请，因此你就必须要进方舱集中隔离七天。
我说，所以，你的意思是说，因为县长国庆不上班，所以我就要被拉进方舱集中隔离七天？
他说，是的。
我说，你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疯话。
他见我不吃这套，立刻就又改了说法。
他说，因为你到石家庄后，要坐大巴回来，而大巴一路都会不停地上人、下人，这种风险实在是太大了，所以你回来后就必须要进方舱集中隔离七天。
因为我老家这个县城是很小的，小到根本就没有火车站，更不要说通火车了。
也就是说，不管你从什么地方回来，到家前的最后这段路都一定是大巴车。
我说，那你的意思是说，所有人不管从哪里回来，不管是不是来自低风险区，只要是最后这段路坐了大巴车，回去就必须要进方舱集中隔离七天，对吗？
他说，你可以选择自驾回来啊。
片刻的沉默，回荡在我和他之间。
我说，你听听你自己在说什么疯话。
他又说，那你能接受什么？
我说，居家隔离三天，这就是最多了。
他说，行吧，那我按照这个给你填表了，但能不能批下来，我也不确定哦。
我说，行。
就这样，我们的第二次通话结束了。
但是，从他最后这句“能不能批下来，我也不确定哦”所流露出的意思，我就觉得这事儿不可能到此为止。
果然，没过多一会儿，他又给我打来了电话。
他说，卫健局不同意我居家隔离三天，必须进方舱集中隔离七天。
我说，国家的出行政策和县卫健局的公告，都写得明明白白，低风险区回来的人，只需要落地三天两检，如果你要让我去方舱集中隔离七天，你就拿出文件和政策来，不然我是不可能去的。
他说，这是卫健局说的，我也没办法，你要有问题，你就找卫健局吧。
我说，行，你把卫健局的电话给我。
他就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我立刻打了过去。
卫健局的电话是一个大姐接的。
我把网格员的说法给这位卫健局的大姐说了一遍。
大姐说，政策都是网格员负责解释的啊，你为什么会打到我这里来，你问他们就好了。
我说，可是网格员要让我去方舱集中隔离啊。
大姐说，那我就不知道了，不然你打防疫办的电话问问。
于是，她就又给了我一个电话号码。
然后，她就挂断了电话。
这个防疫办的电话，我至今都没有打通。
于是，我就又给网格员打了过去。
在得知卫健局的说法是“一切政策都归网格员解释”之后，他的态度便更加骄傲、更加胸有成竹了起来。
但我坚持不肯松口答应进方舱集中隔离七天。
我就坚持住一点，那就是国家政策就是低风险区过来，只要落地三天两检就可以。
期间他用了各种各样的说法试图恐吓、威胁我，让我意识到如果不进方舱集中隔离，那问题就相当严重了。
但我就是不肯松口，坚持他们不能违反国家规定和政策。
他说，那我们就先按居家隔离三天来落实吧。
然后，他就挂断了电话。
至此，其实我已经在和他的拉扯当中感觉非常疲惫了，想着居家隔离三天也不是不能接受，那就这样吧。
结果，刚过去十几分钟，我妈就给我打来了电话。
我妈说，网格员给她打电话了，又是一通警告和恐吓，让我必须去方舱集中隔离七天，然后再回家居家隔离三天，总共要隔离十天。
到这里，我已经非常生气了。
他见吓唬不住我，居然去吓唬我的父母，原来他前面跟我要我父母的个人信息和联系方式，是为了用我父母来对我施加压力。
我立刻就又给他打了过去。
这时，我的语气已经很不好了。
我说，国家、卫健局公告都没有说低风险区回去要进方舱集中隔离，你比国家还大吗，你现在这属于知法犯法，你要是不讲法律，那我们就找个讲法律的地方去，看看到底是你知法犯法的罪过大，还是我从低风险区回家拒绝集中隔离的罪过大。
他沉默了一会儿，叹了口气说，那我们还是按三天居家隔离来落实吧。
然后，他便挂断了电话。
但到这时，我已经不相信他的话了，我知道他一定不会就这样轻易死心的。
果不其然，大概过了一个多小时之后，他又给我打来了电话。
他用给我下最后通牒的语气说，县长刚刚下了通知，要求我进方舱集中隔离三天，不用七天了，这就是最终决定。
之前在他口中那个“国庆假期不上班的县长”，突然就开始上班工作了，并对我这个普通人的回家政策做出了如此具体的指示。
到这里，我已经觉得他嘴里这一会儿一变的政策实在是太过幽默，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他这荒唐的说法。
我说，那我怎么去方舱呢？
他就直接用微信里发了一个地址定位给我说，你下了车自己过去就行。
我说，啊？我自己过去？
如果我当真是有那么巨大的传染风险，那他就不怕我在自己去方舱的途中，把这风险带给沿路经过的路人们吗。
但他显然是不觉得“自己去方舱集中隔离”这件事有什么荒唐之处，还好心地给我提出了建议
他说，你也可以让你爸妈开车送你去方舱，但不要和你爸妈有任何接触，还有让你爸妈给你带着被褥枕头，咱们这儿方舱里是没有这些东西的。
到底是怎么一种“爸妈开车送我去方舱”的方式，才能既做到“送我去”，又做到“不和开车的爸妈有任何接触”呢。
我是想不出我应该在车的哪个位置才能做到这个了。
但我此时已经被他说的话荒唐到哑口无言、无从驳起。
而且，方舱里连被褥枕头都没有，那里面到底会是个什么生存条件，我确实也不太敢仔细想象了。
但他显然把我问“怎么去方舱”这个动作理解成了我我已经松口愿意去方舱了。
于是，他立刻严肃地对我进行了又一次的警告。
他说，这是县长刚刚下的通知，你要是还有意见的话，可以打电话问县长，但我看县长是不会搭理你的。
他一边说着这句话，一边忍不住轻蔑地笑出了声。
然后，他就挂断了电话。
我就是被他这声轻蔑的笑给彻底激怒了。
此时，车窗外的天已经渐渐黑了下来，我被他气到根本没有胃口吃东西，更不要说休息片刻了。
到这时候，我其实已经没有那么在意到底是要去方舱集中隔离七天还是三天了。
我完全就是被他轻蔑的笑声和放肆的挑衅给彻底激怒了。
我已经是抱着“既然你非要把我送进方舱，那我也一定要给你填够麻烦才行”这种自暴自弃、鱼死网破的心情了。
我就抱着这种心情，开始去搜寻所有可能有用的投诉和举报方式。
从成都开往北方的火车是会不断穿山脉、进隧道的，手机信号也因此时断时续，非常不稳定。
常常是我刚在一个页面输入完投诉信息，点提交时网络断了，我就又要从头来过。
整个投诉过程一直持续到后半夜。
我把国务院客户端、国家卫健局网站、河北省卫健局短信……等等所有可以投诉的渠道全都投诉了一遍。
其实我在做这一切的时候，也并真心没有觉得这些投诉能真的有什么用，我也知道这些投诉最有可能的结果就是石沉大海。
因为我在搜寻的过程中，就已经看到有许多人的投诉是没有得到回应的。
但我就是不服气，我就是觉得不能任由他在我头上这样放肆地拉屎撒尿，我必须要为自己做一点什么。
所以，那天晚上，我就在已经非常疲惫的状况下，憋着一口气做完了所有这些事，然后在火车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那晚，我在火车上睡睡醒醒的，就这样到了第二天早上，我到石家庄了。
在石家庄站做完核酸、做完抗原、做完报备，然后就出站了。
然后，我就打车去了石家庄的南焦客运站，买了回家的大巴车票。
到这时，我忽然想起，他前面说过，坐大巴回去风险很高，自驾回去就没问题。
那我如果打一辆出租车回去，不就等于是自驾了吗？
虽然打车会多花一些钱，但也比去方舱集中隔离来得好。
于是，我就给他打了电话过去，说出了这个解决办法。
他可能是看我态度跟昨天比起来更加妥协了，所以他便更加强硬地说，那怎么能行呢，我说的自驾是说你从成都就开始自驾，而不是从石家庄开始自驾，你坐火车也是风险极大的，所以你必须进方舱集中隔离三天。
我没有说话。
他见状，便又换上好心安慰的语气说，我也不是没有为你争取啊，我该为你争取的都争取了，可是县长不同意啊，我也没有办法。
我深吸一口气，然后说，你，或者县长，都不能越过国家的政策和规定，国家就是定了低风险区回来落地三天两检，你们这样做就是不合理的，不合理的事情我是绝对不会配合的。
他可能是见我并没有彻底妥协，于是就破罐破摔地说，那我也没办法了，我现在也是等县长给卫健局的通知，然后卫健局再通知我，等会儿通知来了，我把通知转发给你。
我说，好的。
然后，大巴车就开动了。
从石家庄到新河县大概是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的车程。
到这一步，我其实已经基本绝望了，我知道已经没有什么希望。
但我怎么也没想到打垮我的最后一根稻草，是我的爸妈。
我在大巴车上收到了我爸的信息。
他问我，昨天和网格员沟通得如何了？
我说，他现在说等通知，等我到了以后，再看情况吧，他就是在知法犯法。
我爸说，你能保证你这一路过来都没有被感染吗？
我说，我低风险区过来，为什么要平白无故被拉去方舱集中隔离？
我爸说，你要重视起来，千万不能大意，这事关爸妈的健康。
我说，你们是怕我传染了你们吗？
我爸没有说话。
我又说，你和妈妈也觉得我应该去方舱集中隔离，是吗？
我爸还是没有说话。
我说，行，我知道了。
然后，我们就没再说话。
我其实知道这不能全怪爸妈。
他们在老家这个小小的县城里生活，能接触到信息确实有限。
对病毒、对政策、对网格员和网格员身后所代表着的某种不可知的权威，都有着比我多得多的恐慌和畏惧。
所以，我知道我不能怪他们在此时决定和我划清界限。
但要说我真的不心酸难过，那也不是真的。
至此，我已经接受了这个最坏的结果，也接受了自己下车就要进方舱集中隔离了。
我在车上给自己做了很多很多的心理建设。
比如，去方舱就去方舱吧，我不是一直自诩是青年小说家嘛，去一趟方舱说不定还能积累下很多珍贵的一手历史素材，也不全是坏事。
就是类似这种自我说服、自我催眠的心理建设。
就这样，大巴车距离我们县城越来越近，就在还剩下最后二十分钟车程时，我接到一个陌生号码的来电。
我接起电话，对面是个男人，他说，他是县卫健局的。
他问我，梅骁，是吗？
我说，是的。
他说，是你昨天在国务院客户端留言举报了咱们县过度防疫吗？
我说，是的。
他说，你们小区的网格员让你进方舱集中隔离？
我说，是的。
他说，这怎么可能，咱们县从来没有这种政策，咱们县的政策就是落地三天两检，不可能让你低风险区回来的，还去集中隔离的。
他又接着说，让我来确认一下，你是来自成都锦江区？
我说，对的。
他说，锦江区这都一周多没有新增了啊，整个成都都只剩金牛区还有仨中风险而已。
我说，是的。
他说，所以，没问题的，这些网格员真是瞎胡闹，你就跟他说卫健局给你打电话了，你不用集中隔离，只要三天两检就可以。
我说，好，如果他再有问题，我就打这个电话联系您就可以了，是吗？
他说，是的。
我说，好的，谢谢您。
然后，我挂了这位卫健局工作人员的电话。
我正打算给网格员打电话，还来得及没动手拨打，他就先给我打了过来。
网格员说，没问题了，你直接回家就行，咱们还是三天两检，前三天尽量不要出门。
我说，好的。
然后，我就挂断了他的电话。
十分钟后，我下了大巴车，然后回到了家。
至此，我和网格员持续整整二十四小时的拉锯战就正式结束了。
我这算是胜利了，可我却完全不觉得开心，只觉得身心俱疲。
在这一天一夜里，我但凡在任何一个时刻、任何一个环节，有任何一点软弱，那我此刻就已经在方舱里集中隔离了。
而且，我也不确定国务院客户端的投诉是不是就一定有用，因为在搜索投诉信息、投诉渠道的过程里，我确实也看到了很多人的投诉是没有结果的。
我只能说这一次在我这里是管用了的。
我希望这不只是运气好，因为我们不能只靠运气活着。
我希望以后大家再遇到类似荒唐的状况时，这方法都能管用。
作者: 梅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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