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桩凶杀震惊全国。
香港女性蔡天凤遭前夫一家杀害碎尸，手段相当恶劣，落网人数已增至七人。
再加上香港小报的细致渲染，让人汗毛直竖。
没想到香港电影里的情节在现实里上演了。
以及。
这个案件又会改编成一部奇案片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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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说最近，口碑颇高的香港三级片《正义回廊》，就改编自真实案件。
2013年香港发生的大角咀双尸案，凶犯周凯亮携好友谢臻麟，策划、谋杀自己的亲生父母并分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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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碟时代，这些奇案片更是无数人挥之不去的童年阴影。
从中也窥见了香港繁荣之下完全不同的另一面。
凶案没有停止。
但那个香港奇案片喷涌而出的年代，也许不会再来了。
这个社会，有没有更加正常呢？
01
残忍
说吧，小时候你有没偷偷看过这些录像带。
看的时候只觉得惊悚猎奇，但身在内地的我们，并不了解这些案件都真实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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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仙饭店之人肉叉烧包》，改编自1985年澳门的八仙饭店灭门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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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溶尸奇案》，1989年发生的空姐溶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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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羔羊医生》，大名鼎鼎的雨夜屠夫连环杀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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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门色魔》，90年代发生在屯门区的连环强奸杀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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仔细查查你会发现，所谓的“香港十大奇案”几乎都有对应的电影，而且有的拍了好几个版本。
1993年，就一前一后上映了两部根据空姐溶尸案改编的电影，《溶尸奇案》和《郎心如铁》。
任达华在不同的电影里演了好几次“雨夜屠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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奇案之奇，大多在于手段残忍诡异，侦破过程曲折，耸人听闻。
连环杀人、虐待、碎尸……
由于香港媒体的极度发达和高度自由，这些凶杀案都被事无巨细地报道出来，成为市民争相讨论的话题。
有热度，就有噱头。
于是一批主打“真实还原”的猎奇电影，纷纷诞生。
早年的标题党大概就是如此——
常规的，比如《香港奇案之纸盒藏尸》。
绘声绘色，“津津有味”的，有《人头豆腐汤》《烹夫》《人肉天妇罗》。
在内容上，重点渲染的是凶手恐怖的作案手段。
以至于很多奇案片非常血腥暴力，带着浓重的cult味。
《郎心如铁》里受害者的头在地上直勾勾地盯着观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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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肉叉烧包》里详细呈现了男主如何杀害一家人，并将他们做成包子的过程。
虽然如今来看道具和血浆都很假，但地面摆满一堆残肢的画面，还是深深伤害了很多人幼小的心灵。
（假装有图）
改编自“hellokitty藏尸案”的《人头豆腐汤》，详细呈现了铁锅炖头颅，食用内脏等重口情节。
往往与暴力双拼的，还有色情。
女性的柔弱和美色被极尽剥削。
比如很多奇案片会直接以“强奸”“奸杀”当做标题和噱头。
九十年代初期，是奇案片发展的最高潮。
特别是1992至1993年间，以《羔羊医生》《人肉叉烧包》为代表的奇案三级片，票房达到了1000万以上，赶上了《英雄本色》和《霸王别姬》。
在1993年，奇案片更创造了历史。
《人肉叉烧包》捧出了第一个金像奖三级片影帝，《郎心如铁》则让吴佳丽成为第一个三级片金马影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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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电影无疑是格调不高。
1993年《南华早报》曾批评香港电影市场出现的奇案热，是片商在满足观众“窥奇求怪”的需求。
但越是俗的，越证明有广泛的需求。
香港的九十年代，社会心态膨胀、失衡，对未来失去安全感。
奇案片成为一个隐秘的宣泄口。
在这个时候，大家来不及去考虑社会影响，或者受害者家属的感受。
电影还会大肆渲染，凸显是“真实改编”。
比如在《羔羊医生》里，原罪犯林过云将女受害者身体部位切割并制作标本的习惯，被电影用道具极大程度地还原。
林过云，直接改一个字，林过雨。
但为了满足故事需要，很多情节又都是杜撰的。
影响最恶劣的便是八仙饭店案件里，凶手把尸体做成包子一直都只是传言，从未证实。
但此片一出，直接引发了港澳两地的叉烧包滞销危机。
过分吗？
当然。
但按照香港法律，只要遵从了分级制度，就可以上映。
至于伦理道德，那处于灰色地带。
1990-1994年广州著名凶犯罗树标连续强奸杀害19名女性，据他交代是受到香港“雨夜屠夫案”三级片的影响，模仿林过云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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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非常戏剧的是。
香港于1995年以他的故事为蓝本，又拍了一部奇案片，还起了一个非常恐怖的名字：《广州杀人王之人皮日记》。
并且在电影中写到：真人真事改编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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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愤怒
香港犯罪电影发展的土壤可以归结为两点。
一是高度自由和飞速发展的丛林社会中，光怪陆离的社会事件与黑白难辨的复杂人性。
二是分级制度，又确保了百无禁忌，大胆敢拍。
这样的环境下诞生的香港奇案片具有两面性。
它有其残忍剥削的属性。
但同时，又成了一把大胆划开香港光鲜表面的带血利刃。
49年后，香港电影是对旧上海电影的翻版与移植，不断重复才子佳人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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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七十年代城市发展，渐渐开始重视市民文化与当下现实。
能够引发全港轰动的社会治安事件，无疑是极好的电影题材。
1974年，麦当雄执导了基于香港真实案件改编的电视剧《十大奇案》，获得巨大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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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当时堪称血腥恐怖，但现在看来很像是尺度大点的法制栏目剧。
同一时期，邵氏拍摄了以著名绑架凶杀案“三狼案”为原型的《天网》。
三狼指三个凶手马广灿、李渭及倪秉坚，在59至61年间连续绑架和杀人。
这部电影主旨在当下看来非常朴素：天网恢恢疏而不漏。
电影的一大部分时间并非用来呈现残忍的作案，而是凶手落网、遭遇审判和行刑的过程，可以说有很重的警示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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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邵氏乘胜追击，拍摄了蔡澜、倪匡参与编剧的电影《十大奇案》。
内含三个故事：《灶底藏尸》《血溅吊颈岭》和《龙虎武师》。
彼时的奇案片虽然仍以法律教化宣传为重点，但已然透露出后来的发展方向。
比如开始渲染奇情、情欲，再比如使用恐怖片的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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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最重要的是。
它展示了一副香港底层画卷，那些孕育仇恨和暴力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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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也成为后来奇案片撇去各种博人眼球的噱头之后，统一的底色。
八十年代香港电影新浪潮和开启分级制度后，电影创作自由度大幅提升。
一方面是观众“俗”的猎奇需求。
另一方面，是电影创作者借凶案，刺破社会的假面。
不是说，香港是全球治安最好的城市之一吗？
不是说，香港经济发达，法治与社会保障制度健全吗？
或者，香港真的是个善恶有报，付出就有收获的公平世界吗？
奇案片不是只有艳情和剥削，也开始生出反骨。
比如《纸盒藏尸之公审》，改编自1974年发生在香港跑马地的纸盒藏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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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少女被发现藏尸街头纸盒，嫌疑人为中年男子欧阳炳强。
此案在香港造成轰动的原因，主要在于其法治进程上重大意义，和至今难辨的疑点。
“纸盒藏尸案”是香港法庭首次在没有证人的情况下，仅凭“科学鉴证”技术便将疑犯定罪，即找到了所谓的“犯罪物证”。
而嫌犯虽被判有罪，但他始终否认自己真正杀了人。
欧阳炳强是否是真凶，如今仍有争论。
在当时的香港，“科学鉴证”定罪也引发了不小争议，甚至出现了很多抗议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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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盒藏尸之公审》虽然有着强奸凶杀的噱头，但却在探讨“科学鉴证”不成熟的隐患，和法律公正问题。
电影里欧阳是否是真凶变得不再重要。
警方一边用着国外引进的最新鉴证技术，一边却对犯人用着传统艺能——刑讯逼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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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头暴力凶案发生的场所，狭窄阴暗的楼道，是无数底层人每天必经的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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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结尾男主放走的那只蟑螂，不过是在表达那些卑微无奈的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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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纸盒藏尸案存在法律制造冤案的可能，《溶尸奇案》则是在探讨另一面。
真实案件中，两名嫌疑人本被判死刑。
但后又离奇翻供，男嫌疑人被释放。
那么，是否存在钻法律漏洞的可能？
在电影最后，吴镇宇令人发毛的眼神——
根据香港法律
任何上诉成功人士均不可再被同样罪名起诉
除非自证有罪
并要有足够证据证明自己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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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部最著名的《八仙饭店》里，质疑和控诉以一种极端癫狂的方式被展现出来。
表面上，它只是在呈现一种恶心和变态。
但切开皮肉，更切开社会的表象，释放出冲天的不忿之气。
不用说，杀人犯黄志恒当然是恶人。
那么在他对面的人又怎么样？
警长，每天带一个不同的小姐到警局指导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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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志恒杀人手段残忍。
但警察逼供的方式不遑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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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拉满的是，警察以办案为借口又吃又拿还不给钱的叉烧包——
人肉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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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片的高潮——黄志恒夜屠郑临一家八口。
小时候看，只被这极度的血腥吓得捂眼。
但回看，你会发现导演别出心裁地设计了明暗两条线。
明里，当然是杀人。
暗里，你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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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极其重男轻女的家庭。
这和命案有关系吗？
有。
也许它不能决定是否杀人，但却影响着案情的走向。
因为母亲不耐烦地把女儿赶下楼，所以女儿看到了楼下的争执。
因为儿子吵着要下去，所以才有了接下来——
黄志恒抓住儿子为要挟。
就轻松让被抓住命根的母亲，乖乖找来钢丝，帮自己绑好了全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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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们现在一联想到《人肉叉烧包》，就会浮现出黄秋生磨刀霍霍的画面。
但片中黄志恒一开始杀人，用的不是刀，而是用碎玻璃瓶——
和老板郑打架时敲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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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说明他杀人并没有计划，只是一时动气，就抄起最近手边的工具，凶器都顾不上挑选。
他本来只是想报复老板，没想过要害他的家人。
一开始杀了人，是无意间失手。
等全部的怒火发泄完后，他才想起来，家里还有四个女儿要解决。
于是换了更顺手的工具——
刀。
将她们一个个斩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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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法单一，没有感情，就像平时在叉烧店重复的劳作……
不管是给了她们生命的父母，还是夺走她们生命的凶手。
讽刺的是。
在他们眼里，女儿都同样地无足轻重，甚至是累赘。
这是导演在血光之中，藏下的一个非常黑色的黑色幽默。
这种人间失衡，善恶无伦的情景，在主流商业片中，只能腹诽。
在三级奇案片中，才能呈现得更淋漓尽致。
03
回归
随着新世纪后香港电影的没落，奇案片也不能幸免。
没有了那种膨胀癫狂的商业属性。
奇案片不再突出“奇”。
而是冷。
2001年，拍出过《人肉叉烧包》的邱礼涛，拍出了《等候董建华发落》。
电影原型案件是1985年的“宝马山双尸案”，香港八十年代最严重的童党杀人案。
在香港读书的一对英国小情侣惨遭一群青少年虐杀，震动全港。
令人发指的是，两名死者身上的击伤达到了几百处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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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早在92年，香港就以此案为蓝本拍过一部《宝马山奇案》。
这部电影走的是传统三级奇案路线，看它的另一个名字就知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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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一回，拍出过《人肉叉烧包》的邱礼涛一改曾经的疯狂，变得冷峻克制。
不再大肆渲染残忍的作案手段。
而是将视角放在了落网之后的少年犯的命运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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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案发时，有几位凶手尚未成年，按照当时的法律，要等成年后“待英国女王发落”。
但97年香港回归，他们的命运又落到了特首董建华的手上。
在时代剧变的当口，这些少年犯如何定刑，唯有漫长地等待。
导演借着少年犯的命运，表达着更复杂的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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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许鞍华导演以2004年的天水围灭门案为原型，拍摄了《天水围的夜与雾》。
一个来自内地农村的女子，如何在香港因丈夫家暴反复求助无门，最终和孩子一起被丈夫残忍杀害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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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案发时，香港媒体曾称其为“人伦惨剧”。
但在许鞍华这里，此案显然不是什么家庭情感伦理纠纷。
电影镜头记录了香港政府对处理家暴问题铺天盖地的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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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到了实际中，女主又一次次没有得到关键切实的庇佑。
她最后一次回去接女儿时寻求警察帮助，但警察以家庭纠纷为由拒绝陪同，才最终导致了一家人命丧黄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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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里，许鞍华尖锐地表达了对权力机关虚伪的控诉与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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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到2015年，以湖南少女王嘉梅命案改编的电影《踏血寻梅》。
横扫金像奖13项提名，被视为港片本土精神的再现。
《踏血寻梅》的尺度当然够大，够三级。
它有大量的性爱场景和毁坏尸体的血腥镜头。
但这些镜头又并非是渲染和挑逗式的，而以非常冷峻写实的视角透露着残酷和悲哀。
这个来自内地的底层移民女孩，究竟过着怎样的生活，有着怎么样的心境。
就像佳梅和她爱上的那位嫖客几次在酒店里的所谓“大尺度情节”，就足够明显——
佳梅处于镜头下方，呈躺倒的姿势，男人站起，用水将她淋湿。
虽然佳梅表情并无不悦，但这种低姿态，顺从地“接受”他将欲望放入自己的身体里，画面里，一上一下，也暗喻了两个人在感情上的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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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他们在浴缸边的动作，更值得细看。
佳梅的两个手被箍在身后，像是献祭给男人的猎物。
而下一个镜头，是佳梅的手摸着花洒，她享受着与这个男人的亲吻、爱抚，她与这个男人“无偿”的性关系里，获得了虚妄的满足感。
一如她在这座毫无归属感的城市里，想要寻求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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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片在拍犯罪时，犯罪行为本身，从来只是各种视角的出发点。
不论是《等候董建华发落》里，内地移民的母亲对女儿伤心地说：“是你要带我来香港的，还说这里是天堂，这里没有一个好人，连你也是一样。”
《天水围》里对媒体撒谎的警察。
还是《踏血寻梅》里表达的那种绝望感。
以及《正义回廊》里，媒体为搏版面的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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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们都在控诉着不同的“香港病”。
你会发现，新世纪以来，香港奇案片在淡化曾经的猎奇属性，更植根于香港的现实问题。
甚至一个很明显的现象是，如果曾经的奇案片还在试图用激烈地方式进行规劝和批判。
如今的奇案片，比往日更显出背水一战的悲壮气息。
由于分级问题这些电影不存在于大陆上映的考量，所以，这些曾经边缘化的“三级片”，反而在如今承担起了香港电影本土性表达的重担。
但互联网时代，一部电影招致的舆论反馈是非常及时的。
是否对受害者极其家属造成二次伤害，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道德话题，也会全程受到舆论的跟踪。
去年，根据操场埋尸案改编的扫黑除恶电影《操场》一经立项便遭到了家属起诉，称未获得家属授权，担心乱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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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时，韩国根据真实案件改编的电影《暗数杀人》遭到家属起诉，称未取得同意，且片中的作案手法过于细节还原，导致二次伤害，最终制片方亲自向家属道歉才最终达成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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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不说是刺痛大众神经的极端案件。
就连张婉婷为母校几个女生拍摄的成长纪录片《给十九岁的我》，在香港上映后广受好评，不少人从中看到了自己真实的青春经历，豆瓣上打出9.1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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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上映后，片中的受访对象突然在网上和媒体上爆料，纪录片的公映并未得到他们允许，并涉及侵犯隐私，在争议下导演选择暂停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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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的隐私，与导演的表达，边界应该怎样划分？
在今天的互联网文化下。
舆论正在博弈出一个新的规则。
相应的，过去香港奇案片的那种百无禁忌、极尽过火的面貌，很可能难以重现了。
就如今天的蔡天凤。
同样是血色的罪案细节，在爆炸式的传播后，很快引来反感，网友纷纷指责这种做法为“嗜血”。
不同的传播法则，影响了民众对暴力内容的容忍度。
新的电影创作环境，也决定了电影能呈现的尺度。
毕竟对于我们社会而言。
阻止案件曝光是相对容易的。
——比阻止案件发生容易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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