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年，我的一位亲戚南下广东打工，据说他们的月薪能达到600多元。那个时候，对于我老家来说，那已经是一份高薪了。
当年我刚满十七岁，就求村里的人带我南下，花了200元的介绍费，进了东莞横沥的威佳电子厂。还有另外三个和我一起南下的同村女孩，小萍、秀玲和红艳。因为我们四个是同年出生的，从小一起长大，相互之间了解透彻，关系非常亲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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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四个人中，小萍的外貌最漂亮，村里人都说她以后的命运肯定会非常美好。小萍的学习成绩其实不错，如果她能读完高中，肯定能考上大学。可惜，她的父母并不愿意供养她。
因为她父母相对更重男轻女，一直希望能生个儿子，结果生了四个女儿后才放弃继续要孩子。小萍在家里排行老二，但是是最孝顺的一个。
起初只有我一个人想要南下，这个消息一公布，其他三个女孩都不约而同地决定跟我一起去。说起我的那个亲戚，实际上他是我的远房表哥，比我大五岁，已经结婚生子，妻子在家里照顾孩子。
表哥一看这么多人要跟去，起初并不情愿，他说刚去那几天找住的地方都是个问题。后来，她们三个每人交了一百元的带路费，这才让表哥闭嘴。
我们从广州火车站转车到达东莞，找了一个小旅馆住下来。第一次远离家乡，我们四个没有感到劳累，只有兴奋，一夜未眠，兴奋地叽叽喳喳。
第二天，表哥把我介绍给一个老乡，说她在一家电子厂工作了好几年了，可以帮我先介绍进厂。至于小萍他们三个，还需要再等上一两天。
等表哥离开后，那个老乡立马向我要了200元的介绍费，说她还得求别人帮忙。为了尽快进厂，我二话不说就交了钱。事后才知道，表哥事先已经给过她100元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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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水线上工作虽然简单，但时间非常长，经常要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好在厂里提供吃住，我能够省下大部分工资寄回家。
流水线上的工人都是年轻的女孩子，许多看起来还不到二十岁。年轻就是美，她们一个个像含苞欲放的花朵，可惜却身穿肥大的工作服，在机械式的流水线上将青春逐渐挥洒掉。没想到，我也成了其中的一员。
那个时候手机还没有普及，甚至呼机也很少见。进入厂后，我和小萍她们三个失去了联系。虽然表哥留下了他们厂传达室的电话号码，但我每周最多只能休息一天，没有机会出门打电话，再加上电话费也很贵，所以我打算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再联系他们。
我在电子厂认识的第一个女孩来自江西，比我大两岁，身上充满了轻灵之气，美丽动人。她刚进厂三个月，但看起来对周围环境相当熟悉。她知道附近哪里有好吃的，知道哪里有溜冰场、电影院和公园。
我很好奇她是如何那么快了解这些信息的。可以看出，她豪爽大方，喜欢说话，总是滔滔不绝地说个不停。很快我就从她那里得知她有一个男朋友在附近的一个玩具厂上班，她来这里工作就是为了能与他在一起。她的男友早在几年前就来到这里了，对这里的一切非常熟悉。
我之前连家乡的市区都没有去过，完全是一个封闭的人。因此，对周围的事情的感知比别人慢一拍。和江西女孩呆在一起几天后，我感到周围的世界变得更加广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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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周末，江西女孩热情邀请我和她一起去看她的男朋友。我闲得无聊，就答应了。当我见到她的男朋友时，简直不敢相信，一个如此漂亮的女孩子找了一个外貌如此平庸的男人。更不用说其他，单单身高就不行，估计都不到1米65，脸色黝黑，身材粗壮。
在那个溜冰场，我从未尝试过溜冰，不敢上去，只好在旁边等候。这时，一个男孩子走过来，热情地要教我溜冰。我拒绝了多次，他只好有点不开心地离开。我看到他随后邀请其他女孩子，最终成功地牵着一个女孩子的手进入溜冰场。
当天晚上回到宿舍，我忍不住问江西女孩是如何认识她男朋友的。她反过来问我是不是觉得他长得有点丑，我感到不好意思说。
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最初她并不喜欢他，因为他的外貌实在是令人难以入目。但他对她非常好，在初中毕业聚会上，他们都喝了点酒，然后不知不觉地发生了关系。后来她将错就错，又在一起好几次，那时年轻不懂保护自己，她为他偷偷流产过一次。
她说到这时，一笑了之。随后她又说其实她最近又怀孕了，打算趁着厂里不太忙的时候去诊所流掉。我吃惊了，迟迟不知如何回答。
她见我惊讶的样子，又说：“别大惊小怪了，我们流水线上很多女孩都去过诊所流过孩子。很方便的，附近有几家小诊所，收费也不高。”
虽然我没有谈过恋爱，但我也知道一些事情，我问她：“已经受过伤害了，为什么不采取措施？”她低下头，喃喃地回答：“有时候容易心急，这次以为自己不会那么倒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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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厂不到两周，我就在宿舍的晚上谈话里得知，大部分女孩子都有过“谈恋爱”的经历，有些甚至换了好几个男朋友。她们的聊天内容非常大胆和热烈，正如江西女孩所说，她们对于流产这样的事情也会毫不羞愧地互相传授经验。她们知道附近哪家小诊所收费低，知道哪家药店能买到避孕药。
我想她们大概已经忽略了爱情本身，只是需要一个人来缓解工作的乏味和远离家乡的孤独而已。
在我还没有领到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有一天介绍我进厂的那个老乡急匆匆地来到宿舍，说我表哥来找我，在门口等我。
见到表哥，我才知道小萍她们三个被安排在不同的地方。小萍被一个老乡带去了深圳，红艳进了附近的一个服装厂，秀玲则跟着表哥进了他们的电镀厂。我一听闷闷不乐，想着以后要见小萍可就难了。
事实上，秀玲和红艳和我一起在东莞的日子之后，再次见面已经是分别了三个月之后。枯燥的流水线生活和难熬的加班时间让我渐渐失去了刚刚南下时的热情，渐渐思念起家乡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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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我很快和宿舍里的几个女孩熟悉起来了。人毕竟是群居动物，需要和他人交流，哪怕只是简单的说说话也会感到温暖很多。
我特别喜欢一个河南女孩丹红，比我大一岁，是一位高考落榜生。她一直想重读，但家里没有钱供她，所以她决定自己工作挣钱，争取明年回家继续读书。丹红一个人独自南下，算是一个勇敢的人，误打误撞地来到了东莞。
丹红在东莞没有任何熟人，她说她也不想交朋友。除了上班之外，她都在悄悄地看书做题。我特别佩服她的与众不同，所以更喜欢和她一起相处。
我第一个月的工资只有750元，一领到钱，我就给表哥打电话，想着约他和秀玲一起出来吃饭。表哥一直说他很忙，秀玲也要加班。
这个钱我还没用热乎，就被江西女孩借走了200元。她哭着说她遇到了困难，恳求我务必帮助她。看着她伤心的样子，我也没有多问，毫不犹豫地把钱借给了她。
可没过多久，她偷偷辞职离开了，那钱也没有办法追回。事后我听宿舍里的人说，江西女孩遭遇了一些不幸，她的男朋友找了新欢，抛弃了她。她一个人去诊所流产时出血过多，被紧急送往医院才救回了一命。
听完这个故事，我不禁唏嘘不已，已经没有心思追讨那笔钱了，只能默默祈祷她以后能好好爱护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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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让我意想不到的是，和我同宿舍的丹红连续几个晚上都没有回宿舍。白天见到我时也总是躲躲闪闪的，我上前想问她，她就找借口溜走。
过了一周，丹红终于回来了，但她总是心事重重的样子，再也没有看见她专心看书的样子，和我说话也总是心不在焉。
有一天，快下班时，丹红偷偷拉着我到一边，说要我帮她一个忙，陪她去看医生。走出厂门后，我才知道她也怀孕了。这真是震撼人心的消息，她怎么也走上了这条路？
原来丹红被我们厂的质检部主管给迷惑了，那个人有很多机会到流水线上来检查产品。他们渐渐地认识，并且无事时会对她献殷勤。丹红没有和其他男孩接触过，再加上离家远离亲人，感到寂寞，她情不自禁地陷入其中。
“那你找他负责啊？”我急得跺脚。
“他已经离开了，去照顾即将生下孩子的妻子了。我完全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丹红抽泣着说。
“真是糊涂，你就这么好追吗？”我责备道，最后还是陪她去了一家门口只写着“人流”两个字的小诊所。那是一家在巷子里非常偏僻的小诊所，显然没有经营执照。
手术很快就结束了，我扶着丹红回到宿舍。她躺在床上不停地流泪，脸色苍白。可怜的女孩，为了虚幻的爱将自己伤害得如此严重。
大约因为年轻，丹红只请了一天假就继续上班了。看着她那样子，我实在是心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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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月后，我终于约到了秀玲和红艳见面。我们三个在公园里到处闲逛，一起吃饭，但我们再也找不回当初南下的兴奋和期望，谈论的只是家乡的事情。
秀玲明显疲惫不堪，问她有什么心事，她总是摇头不作声。
在东莞呆了十个月后，转眼间就要过年了，我们三个约好了和表哥一起回家。小萍彻底失去了联系，也许回家能见到她。
坐火车的时候，秀玲变得更加寡言少语，表哥也感到奇怪。只有我和红艳像到救命稻草一样对回家充满兴奋和思念。
大年初二，小萍回来了。我们三个激动地跑去她家，才发现她变化太大了。她坐飞机从北京回来，带了一大箱我们从未见过的美食，她穿着漂亮的衣服，还化了妆，涂了口红。
我们三个在她面前还是那个农村姑娘的样子，而她转眼就成为了一个时髦的都市女郎。
没过多久，我的妈妈就开始唠叨，说小萍回家时给父母塞了两万元，而我只拿回了两千元，女孩子都差距怎么那么大。
我也不明白自己到底差在哪里，想问问小萍，但她总是转开话题。红艳的妈妈见过更多世面，暗地里对我们说：“难道她被有钱人包养了？”虽然听起来很有可能，但我们也不敢多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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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计划初十回厂，没想到正月十二那天，秀玲的妈妈突然跑到我家大骂。原来秀玲怀孕了，在家里几天一直吐，她妈妈起了疑心，非要带她去医院检查。秀玲才哭着告诉了实情，但死活不说是谁的孩子。
秀玲的妈妈气得差点喝农药自杀，秀玲才说是我表哥干的好事。事情开始变得混乱，秀玲的妈妈纠缠着我妈妈来找我的表哥理论。
我一下子傻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听说我表嫂还拿刀去追杀我表哥，可我表哥提前逃走了。我舅妈拿了一笔钱赔给秀玲的妈妈，才算是平息了事态。
我和红艳回厂的时候，秀玲刚刚做完流产手术，留在家里休养。小萍坐飞机去了北京。
此后的几年里，表哥再也没有回家。我和红艳离开东莞，一起到深圳宝安的一个电镀厂工作，之后又到松岗格第电子厂工作了五年多。然后回家结婚生子，在家乡的小城买了房子，孩子都快要大学毕业了。
秀玲后来去了中山，在那里遇到一个安徽男孩，结婚后随他去了合肥安家。
丹红在复读一年后考上了一个二本院校，之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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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小萍，传闻说她确实被一个台湾老人包养着。从2001年开始，她的父母放弃了家里的农田，脱离了农民的身份，小萍为他们在镇上买了房子，并时不时地寄钱回家。
从那年春节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见过小萍。只是不时听到家乡的人说，她后来被人抛弃，然后又再找到一个老板继续过上“金丝雀”般的日子，但好像听说她一直没有拥有自己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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