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很多自称觉醒、熟读历史、反对中共的人，能够解释毛泽东和历次政治运动怎样吞噬别人，却始终相信自己的身份、财富和名望足以换来例外。他们换了立场，却没有换掉看待权力的方式；嘴上反共，身体、利益和做事的方法仍然活在那套秩序里。
所有动物一律平等，但有些动物比其他动物更加平等。
—乔治·奥威尔《动物庄园》
一、读懂了历史，却没认出自己
我小时候读中国历史，常常读到一些吃人的故事。
张献忠也好，隋末乱军也好，某支邪恶的军队攻破一座城以后，便把老百姓叫作“两脚羊”。不分男女老幼，衣服也不脱，整个人推进一座大磨，连皮带骨碾成肉泥，充作军粮。
我当时年纪很小，读到这里产生的第一个疑问却不是这支军队有多残暴。我想的是：人肚子里不是还有屎吗？这样一起搅进去，能吃吗？
长大以后再想，这种描述当然未必是可靠的历史。它更像没有进过厨房的人，根据自己对“残暴”的想象编出来的一幅画。随便杀一头猪、一只羊，都要放血、去毛、开膛、清理内脏。真把什么大型动物连衣服、骨头和肠胃一起推进磨里，得到的也不会是什么可以供军队食用的肉酱。
写下这些故事的读书人大概没有处理过一块肉。他不需要知道事情怎样发生，只需要把敌人写得足够邪恶。至于这套说法能不能经受常识检验，反而不重要。
这个毛病一直没有消失。
今天很多中国知识分子、文化人和所谓觉醒者，谈起毛泽东、反右、文革和六四，同样可以说得头头是道。他们知道共产党怎样利用知识分子，怎样改造艺术，怎样消灭不受它控制的商业力量，怎样在需要时拉拢一个人，又怎样在不需要时把他碾碎。他们甚至可以熟练地分析历次政治运动是怎样发动的，权力怎样运转，受害者当时又是怎样想的。
他们读懂了所有人的历史，唯独没有在历史里认出自己。
一个普通人相信共产党不会伤害自己，我们可以说他无知。一个研究过历次政治运动的人仍然相信自己能够获得例外，那就不是不知道，而是把知识和自己分开了。
他知道共产党怎样对待知识分子，却相信自己不是普通的知识分子；知道它怎样收拾企业家，却相信自己的企业、财富和关系不一样；知道艺术家不过是权力需要时摆在大厅里的装饰，却相信自己是“大艺术家”，国家需要他的名望和作品；知道法律可以被随时改写，却仍然相信事情轮到自己时，总会有人讲一点法律。
我认识谁，我获得过什么奖，我的作品在国际上多有影响，我为国家作过多大贡献——这些东西被他悄悄地换算成了一张护身符。
可他自己读过的历史早已告诉他，这些东西从来不是护身符。
历次政治运动反复证明，没有任何身份能够提供长久的保护。大知识分子、大艺术家、大资本家、高级干部，甚至昨天还在整肃别人的人，明天都可能成为被整肃的对象。运动不是为了辨认谁更有价值，而是不断重新划分谁是敌人。一个人的价值，只在权力需要他的时候成立；一旦权力需要一个敌人，他曾经拥有的价值反而会成为罪证。
可是许多人理解历史时，把那些被打倒的人看作历史材料；判断自己时，却把自己想象成历史的主角。别人是统计数字，自己有姓名、有作品、有朋友、有委屈，所以机器即使开动，也应该能够认出自己。
高氏兄弟中的高兟，长期以讽刺毛泽东和批判中共的作品闻名，后来定居纽约并取得美国永久居民身份。他当然比绝大多数人更清楚自己批判的是一个什么政权。可他还是带着妻儿回到中国，随后被捕、判刑，妻儿也被限制离境。
中共用后来制定的法律追究他多年前的作品，当然蛮横；限制他的妻儿离境，更是下流。但是看到这件事，我的第一反应仍然是：傻逼了吧，被抓了吧。
我不知道他回国时怎样计算，也不需要替他编造动机。实际行动至少说明了一件事：他没有把自己作品里描写的那个政权，当成一种会同样作用于自己的现实危险。他知道绞肉机怎样工作，却不相信自己也是肉。
这不是一个人偶然想错了，而是一种很常见的毛病：讲历史时什么都明白，轮到自己时，前面讲过的道理突然都不算数了。
嘴上承认这个制度没有规则，身体却按照规则仍会保护自己来生活；嘴上知道权力随时可以翻脸，利益却继续放在权力伸手可及的地方；嘴上说自己已经觉醒，身体却确信自己的身份足以换来例外。
嘴和身体发生冲突时，身体通常比嘴诚实。
二、身体比嘴诚实
这种毛病并不只表现在有人明知危险仍然回国。它也藏在很多自称反共或者觉醒的人的日常生活里。
他们嘴上相信自由、民主和人权，身体却留恋国内那套生活秩序：廉价而顺从的人力，随叫随到的服务，关系带来的通融，身份带来的优待，对下位者的支配，以及只要压迫暂时没有落到自己头上，便可以假装它不存在的安稳。
他们嘴上厌恶权力，身体却熟练地辨认权力、靠近权力、利用权力；嘴上批判特权，轮到自己享受特权时，又把它解释成能力、人脉、本事或者生活经验。
有些人真正反对的并不是那套秩序，而是自己没有在那套秩序里占到一个更舒服的位置。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些人即使已经到了海外，政治立场看起来十分激烈，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却仍然完整地留在中国。他们仍然迷恋领袖，服从名望，崇拜强者，欺负弱者；仍然用出身、学历、财富和社会地位给人排序；仍然把不同意见理解成背叛，把组织理解成效忠，把批评理解成夺权。
他们反对共产党坐在最高处，却不反对总有一群“正确的人”骑在别人头上。他们只是相信，那个正确的人应该是自己。
当然，一个人暂时没有能力离开中国，或者因为父母、孩子、收入和身份不得不留下，并不能证明他的反抗是假的。现实困难就是现实困难。我说的不是这种被困住的人，而是另一种人：一方面把“觉醒”当成高于普通人的身份，另一方面又拒绝承认自己仍然依赖、享受甚至维护那套生活。他不愿意为自己的信念支付成本，还要把这种不支付成本解释成清醒、策略和成熟。
于是，一套很中国的分账方式出现了：立场归立场，生活归生活；道德用来要求别人，利益用来安排自己；嘴负责觉醒，身体负责继续服从。
他们看普通人时，也是这套分法。
现在很多所谓觉醒者特别喜欢使用“乌合之众”和“基本盘”。在他们的叙述中，自己属于少数看清真相的人；中国绝大多数普通人则愚昧、自私、麻木，是共产党赖以生存的基本盘。
可是，真想改变中国，那些人就不是中国以外的障碍物。他们就是中国。
一个普通人为什么服从，为什么沉默，为什么不愿意拿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去冒险，首先是需要了解的问题。人要吃饭，要住房，要养孩子，要照顾父母；会害怕，会贪心，会计算风险，也会在不同条件下改变选择。这些都不高尚，也不卑劣，只是人。
王小波写《沉默的大多数》，没有站在沉默者外面给他们看病。他知道自己也是其中之一。这里甚至不需要“同情”，因为同情仍然可能是一个站着的人俯身看另一个人。他更接近一种认领：这些人就是我们，我们首先都是人。
现在这批所谓精英既做不到王小波这样把普通人当人，也做不到毛泽东那样把普通人的欲望、恐惧和利益纳入政治计算。他们一面鄙视“基本盘”，一面等待这些基本盘突然觉醒，走上街头，替他们完成革命。
他们影响不了普通人，本来应该检讨自己的调查、表达和方法，却把结论倒了过来：不是我无能，是中国人愚昧；不是我不会组织，是基本盘不值得拯救；不是我的话没人愿意听，是乌合之众理解不了真理。
这样一来，行动上的失败反而证明了思想上的高贵。他们越无法影响别人，越能证明自己清醒；普通人越不搭理他们，越能证明众人愚昧。
这是一个永远不会失败的解释系统，也是最典型的精神胜利法。
一百多年过去，阿Q脑后的辫子并没有剪掉。他只是学会了自由、民主、人权几个新词，给精神胜利法换了一个现代名称。
三、习近平不是许愿机
这些年，我越来越不愿意骂共产党了。
不是因为我对它的评价变好了，更不是因为我原谅了什么。只是因为我逐渐意识到，单纯骂共产党没有什么用。它最多提供一次廉价的情绪释放：我愤怒了，我表达了，我站在了正确的一边，于是我仿佛已经做过什么。
共产党并不会因为海外多发表一份声明就少抓一个人，也不会因为有人给习近平起了一个“总加速师”的外号便自动瓦解。
所谓“总加速师”，说穿了十分荒唐。口头上最反对习近平，行动上却把所有事情都交给习近平：由他摧毁经济，由他激怒人民，由他瓦解共产党，最后再把一个现成的新中国交给那些一直坐在旁边等待的人。
这不是判断，而是愿望。它把行动者的无能改写成了历史规律：我什么也不必做，历史正在替我工作。
还有一类人，经常被称为“敢说”。他们批评教育，批评社会风气，批评中国人的种种毛病，有时也会擦到现实政治的边。因为普通人连这些话都不敢公开说，他们只要把常识说得大声一点，便很容易被当成勇士。
他们当中当然有人真的有勇气，也有人确实为说话付出过代价。可我更关心另外几个问题：为什么这些话当时可以说？说到哪里便不能再说？这些话听起来很尖锐，真的碰到了权力最怕的东西吗？
中国并不是一直用同一把尺子管人说话。以前能说的话，后来可能不能说；今天没有被删，也不等于明天还可以说。二十年前能够出书、演讲、上电视的人，后来可能销号、下架，慢慢从公众面前消失。管得越来越紧，这是事实。
但即使在比较宽松的时候，也不是什么都能说。批评教育、文化和社会风气是一回事；追问权力从哪里来，谁应该负责，又是另一回事；如果不只说话，还开始找人、筹钱、建立联系，事情便完全不同了。
政府通常不会把这条线画清楚。今天不管，不等于允许；暂时能说，也不等于那是说话者真正拥有的权利。
中国所谓的公开说话，很多时候像一个租期不明的摊位。权力暂时不赶，摊主便以为那块地方属于自己；围观的人看见他在那里高声叫卖，又把没有立刻被赶走当成英勇。直到某一天摊子被掀了，大家才想起来，那张地契从来不在他手里。
所以，评价一个人是否“敢说”，不能只听他说得多难听。还要看他说的是什么，为什么能说，说到哪里停下，以及说完以后留下了什么。只是让观众痛快一阵，又让说话者多了一个“敢言”的名声，这与真正改变什么不是一回事。
中共不是一家经营不善、等着没钱以后关门的公司。它掌握军队、警察、监狱、情报、宣传、财政和各级政府。只要这些拿枪的人继续听命令，上面的人没有彻底翻脸，普通人又无法自己组织起来，经济恶化、人民痛苦甚至饿死人，都不会自动带来民主。朝鲜已经把这个道理演示得足够清楚。
即使中共突然垮台，事情也不会自动走向自由。谁控制军队和核武器，谁维持铁路、电网、粮食和城市秩序，怎样防止地方武装割据，怎样让十几亿人在权力交接中继续生活——这些问题没有答案，“共产党垮台”便可能不是目标的完成，而是另一场灾难的开始。
推翻一个统治者和建立一个能够接替他的秩序，是两件不同的事。恨谁、骂谁、盼谁死，都比回答“然后怎么办”容易。
反共如果只是态度，和爱国、觉醒、悲悯、宽恕一样，都可以成为一种自我装饰。反共如果真有一个需要达成的目标，它就是一项工作。既然是工作，就必须回答几个最普通的问题：对象是什么？有什么资源？采取什么方法？付出多少成本？得到什么结果？
中国很多反共知识分子和海外民运人士最大的问题，不是不够愤怒，而是没有把反共当作工作。
从1989年至今，海外民运当然不能说绝对什么也没有做。有人保存六四记忆，有人帮助政治犯和流亡者，有人把国内会被删除的信息告诉外界。有人确实把受迫害的人从中国弄出来，再帮助他们在海外活下去。这些事情的价值，比一百份声明都大。
黄雀行动之所以值得反复讲，不只是因为它富有传奇色彩，而是因为它确实把人救了出来。香港活动者、商人、船主、黑帮分子、国内接应者、外国外交人员和情报资源组成了一张并不干净的网。里面有钱、有假证件、有收买，也有不能公开的关系。可它有一个无法否认的结果：人出来了。
政治工作本来就不可能靠一群不吃饭、没有私欲、永不犯错的圣人完成。它需要钱，需要专业人员，需要关系，需要妥协，也需要用制度防止这些东西腐烂。
中国知识分子却普遍羞于谈利益。
一个组织的工作人员要拿工资，一名调查者要交房租，线人可能只是拿钱办事，受害者到了海外也要吃饭、就医、安顿家庭。这些都是再普通不过的事实。可民运圈一谈到钱，就立刻变成谁拿了谁的钱、谁被谁收买；一谈到人的欲望，又变成谁和谁睡了、谁道德败坏。
他们不是没有利益和欲望，只是不肯承认。于是工资不能公开讨论，资源分配没有稳定规则，权力和性关系也缺乏边界。所有人嘴上都在为民主，真实的利益只能躲在地下，以丑闻和派系斗争的方式爆发。
不肯谈钱的人，做不了事。
一个能做事的组织，不需要所有成员都是圣人。它只需要承认人要吃饭、要挣钱、会害怕、会贪心，也可能滥用权力，然后用分工、账目、监督和边界把这些东西管起来。把利益说清楚不会弄脏事业；假装没有利益，才会让利益在地下控制整个组织。
四、共产党还没倒，主席台已经摆好了
郭文贵能够在海外民运圈骗到那么多钱，并不是一个骗子偶然闯进了一个干净的政治运动。他几乎是这套环境一定会养出来的东西。
他出售的是一整套中国式政治幻想：他从权力核心逃出来，掌握普通人不知道的内幕；他认识美国最上层的人；他有钱、有能力，也有一套灭共计划。相信他、跟随他、把钱交给他，既可能发财，又能参与革命，还能在未来的新中国提前占据一个位置。
他嘴上反对独裁，内部却很快又造出一个小号的独裁组织：领袖不许质疑，内幕无法查证，是否忠诚比证据重要，钱怎么花没人能管，所有批评者都可以被说成中共特务。
这些人不是因为太懂民主而被骗，恰恰是因为他们从来没有理解民主。他们真正相信的仍然是明君、内幕、关系、站队，以及押中下一任皇帝。
立场换了，看待权力的方式没有换；敌人换了，看待别人的方式没有换；伟大领袖换成民运领袖，中央英明换成美国主持正义，为共产主义奋斗换成为民主牺牲。
词换了，说话和想事情的方法没有换。
迷信领袖、内幕和站队的人，也不需要调查。他们觉得答案早就有了，现在只缺一个强人替自己把事情办成。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很少做调查。
既然早已知道共产党必然灭亡，也知道普通人都是愚昧的基本盘，便不必再问一个县的财政怎样运转，基层维稳的钱从哪里来，失业者靠什么生活，地方政府、银行和企业之间是什么关系，普通人在什么情况下服从，又会在什么情况下愿意冒险。
毛泽东是我极端看不上的人。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至少说明了一件事：一个人想利用、组织或者改变某一群人，第一步不是给他们命名，而是接近他们。
那份报告当然算不上严谨的现代社会调查。时间有限，立场先行，也有选择材料和夸张表达的地方。但它毕竟进入了现场。毛泽东看到了农村真实存在的土地关系、宗族权力、私人怨恨、身份屈辱和人的欲望。他知道谁最愿意先动手，谁会观望，谁会随着力量对比改变立场。他不一定尊重具体的人，甚至经常把人当作政治材料使用，但他知道政治必须经过真实的人才能发生。
费孝通的《江村经济》《乡土中国》，陈桂棣、吴春桃的《中国农民调查》，走的是不同的路。它们的共同价值不在于作者天然比别人善良，而在于承认现实有权纠正作者：先看人怎样生活，再形成判断；形成判断以后，还要回到人的生活中接受检验。
这才是所谓觉醒最基本的条件。
觉醒不是知道更多关于别人的历史，也不是记住一套正确结论。真正的觉醒首先意味着：用来解释别人的道理，也必须能够解释自己；要求别人承担的代价，也必须算到自己头上；既然相信那个制度会怎样对待普通人，就必须承认它也会怎样对待自己。
嘴上说的世界如果只约束别人，不约束自己的选择，就不是信念，只是一件用来取得身份的衣服。
所以，每遇到一个闪闪发亮的大词，都应该把它拆开。
说到人民，具体是哪些人？
说要代表别人，别人同意了吗？
说到原谅，被伤害的人同意了吗？
说是声援，具体帮助了谁？
说是反抗，对方实际付出了什么代价？
说是真相，材料能不能让别人查证？
说是事业，钱从哪里来，花到了哪里，做事的人靠什么生活？
说是行动，最后究竟完成了什么？
如果没有结果，是能力不足、方法错误，还是公开宣称的目标本来就不是真正的目标？
这种清理不会因为读过几本禁书、出了国或者改信某种宗教便自动完成。它必须进入日常生活：不躲进大词，不拿情绪冒充事实，不拿动机代替结果，也不能因为自己站在正确的一边，便不再检查自己。
所以我说“我们”的思想是肮脏的，而不是“他们”。
我没有站在一个干净的位置，宣布十四亿中国人愚昧。我同样接受过那些教育，使用过那些词，也同样需要不断检查：哪些已经变成我自己声音的东西，其实只是旧权力借我的嘴继续说话。
真正困难的，不只是把共产党从国家里赶出去，而是把共产党以及比共产党更古老的那套看待权力、看待别人和安排利益的方法，从自己的脑子和身体里一点一点清出去。
否则，即使旧制度真的在某一天垮掉，人们也只会用同样的领袖崇拜、同样的身份等级、同样的利益遮掩和同样的精神胜利法，再建立一个换了名字的新制度。
到了那个时候，我们或许仍然会说自己完成了一场伟大的革命。
只不过餐桌上摆着的，还是那盘被精心烹饪过的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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