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维钧作为中国第一代职业外交官群体中的代表人物，活跃于近代外交界近半个世纪，被誉为“民国第一外交家”。在巴黎和会上，他代表中国发言，从历史、文化、经济、战略等方面阐述山东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最后拒签和约，捍卫了国家主权。他还在国联讲坛上谴责日本侵略。不过，唐德刚从外交决策角度衡量，认为顾维钧在外交决策上的权力相对有限，所以称他为“半个”外交家。不如握有相权的李鸿章和周公。

可能就是因为权力相对有限，顾维钧认为中国的事情难办，尤其是外交。他始终以为内政的对象是国人，而外交的对象是它国。在内政上有时候可以开大价钱，甚至可以开空头支票，反正人民无知无力，对你也莫可奈何。至于外交，那就得货真价实，不能搀一点假，不能要大价钱，否则就会自讨没趣，自食其果。他曾总结道：“中国的外交，从巴黎和会以来，我经手的就很多。所犯的毛病，就是大家乱要价钱，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大亏。”

晚清著名洋务派领袖郭嵩焘曾出使过欧洲，他在日记中写道：

“吾尝谓中国之于夷人，可以明目张胆与之划定章程，而中国一味怕。夷人断不可欺，而中国一味诈。中国尽多事，夷人尽强，一切以理自处，杜其横逆之萌，而不可稍撄其怒，而中国一味蛮。彼有情可以揣度，有理可以制伏，而中国一味蠢。真乃无可如何。”


前辈的郭嵩焘与后辈的顾维钧观点其实基本一致，就是国人与洋人打交道时，用的还是国内的套路，漫天要价，玩弄诈术，人家洋人思维严谨理性，“断不可欺”，很容易就看出你的实力、底牌，识破你的伎俩，结果偷鸡不成蚀把米。就如顾维钧说的那样，不愿意吃明亏，结果吃了暗亏。不愿意吃小亏，结果吃了大亏。并且反复如此，还不知道自己究竟错在哪里。


至于国人，尤其是文人，那就是乌合之众，他们最能说大话，说漂亮话，打口炮，反正自己不上前线，不去谈判，不负责任。比如甲午海战失败，李鸿章奉旨去日本签《马关条约》，自己挨了日本刺客一枪，几乎为国捐躯，因此给中国节约了一亿两银子，结果还是被国人骂为汉奸。李鸿章签约的条款都是光绪和慈禧同意的，他只是个执行者，但国人就是要骂他，并且一骂就是一百多年。而光绪还是爱国皇帝。


顾维钧认为办外交，争与让，都要讲究策略。当争的时候必争，当让的时候也必让。只争不让，那就是下命令，强迫对方接受我方的命令。在某些外交事件中，群众情绪激昂，喊出了“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口号。顾维钩对这一点最为反感。他说：“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是子孙万代的事。我们这一代的人，只能当这一代人的家，哪里能当子孙万代的家?个人还可以‘玉碎’，一个民族，是‘玉碎’不得的。”


不过顾维钧先生把国人的这些漂亮话太当真了。宋朝养士四百年，只出了一个文天祥；明朝敦吏三百载，只有一个史可法。绝大部分人还不是事到临头便“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没有几个人真的要玉碎的，但漂亮话还是要说的，不然如何证明自己高大上、伟光正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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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犯顾维钧还有脸谈外交，哈哈哈！

1948年12月25日，新华社发布了43名战犯名单：蒋介石、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季陶、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宋美龄、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王叔铭、桂永清、杜聿明、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陶希圣、曾琦、张君劢。

顾维钧可是新华社第一批公布国民党的战犯哦！有空去抵制那部鼓吹国民党战犯的电影叫我的1919。^_^  ^_^

直到今天
仍言而无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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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

宁为玉碎 不为瓦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