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12日，朱镕基去世。很多中国人再次想起那个拍桌子、骂贪官、声称给自己也准备了一口棺材的“铁腕总理”。他生前说，只希望人民在他卸任后评价一句：他是清官，不是贪官。
然而，英国《金融时报》披露，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19年前，也就是2007年，他在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的年收入是1700万美元。按当年汇率计算，是1亿2926万8000元，相当于5185名中国职工一年的工资。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就是大名鼎鼎的中金公司。朱云来为什么能进入中金？一家国有控股的投行，为什么会给总理的儿子开出这种天价？今天，我们顺着这1亿2926万元，重新评价朱镕基的“清官”遗产。
第一章：曼谷董事会[/b]
故事要从2008年1月的曼谷讲起。
中金公司把季度董事会安排在素可泰酒店。这是曼谷一家豪华酒店。会议一开始，坐在桌子两边的人已经不像合作伙伴，更像两个准备分家的家庭。
一边是摩根士丹利。它持有中金34.3%的股份，急着卖掉。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后，摩根士丹利持有的相关资产大幅贬值，不得不认下超过90亿美元的亏损，急需现金救急。它在中国还有一个更现实的麻烦：按照当时的监管规则，一家外国金融机构不能同时控制两家证券合资公司。只要中金股份一天没有卖掉，摩根士丹利筹备中的新合资项目就不能往前走。
另一边，是朱云来领导的中金中方管理层。他们知道摩根士丹利着急，所以没有急着帮它退出，而是抓住机会要求更多利益。
英国《金融时报》记者汉妮·桑德尔后来采访了多名参会者和潜在买家。她写道，朱云来在董事会上没有直接发言，董事李弘提出新的股权激励方案，并警告，如果董事会不同意，中金高管可能集体离职。
接着，投行部主管丁玮站出来，说中金是管理层用“血汗”建成的。他当着股东的面问：“公司所有者为中金做了什么？”香港股东查懋声当场被激怒。
丁玮这一问，把中金管理层的心态说明了。中金的大股东不是几名私人老板，而是中国国有金融机构、摩根士丹利、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等股东。管理层受股东委托经营公司，现在却反过来质问股东：你们凭什么拥有这家公司？
这种强硬不是装出来的。中金管理层掌握客户、项目和政府关系。摩根士丹利手上有股份，却已经失去经营控制权。更要命的是，它能不能开展新的中国业务，还卡在中国监管机构手里。
朱云来随后对一名潜在买家讲了自己的标准。他说，通常一家券商应当由管理层持有一半股份，同时把收入的一半用于员工薪酬。既然如此，中金管理层只有20%的经济权益，实在太少。
表面上看，这是一场外资股东和中国管理层的公司纠纷。真正的问题却是：中金管理层为什么有能力把持股34.3%的摩根士丹利逼到这个地步？朱云来手里究竟有什么？
答案不是高深的金融技术，而是中国大型国企的上市生意。
第二章：天价高薪[/b]
《金融时报》的报道披露，朱云来2006年收入1000万美元，2007年增加到1700万美元。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记录，2007年人民币对美元年平均汇率是100美元兑换760.40元人民币，也就是1美元兑换7.604元人民币。
17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1亿2926万8000元。
做一个比较，你就知道这笔钱在那个年代有多吓人。同一年，全国城镇单位在岗职工平均年工资是24932元。这里还没有包括大量收入更低个体劳动者和农民。即使用这个偏高的城镇单位工资作比较，朱云来一年的收入，也相当于5185名城镇在岗职工一年的工资。
换一种更直接的算法：一名普通职工不吃不喝连续工作5185年，才能挣到朱云来一年的收入。
朱云来平均每天收入35万4159元。也就是说，他一天的收入，等于普通职工干14.2年。
再看他的收入增长速度。2006年，朱云来收入1000万美元，约为7971.8万元。到2007年，他的人民币收入增加到1.3亿元，一年多了4955万元，增幅超过62%。同一年，全国城镇职工平均工资增长18.7%。普通人还在为一年多挣几千元高兴时，朱云来一年增加的收入，已经接近2000名职工一年的工资总和。
不要以为投行高管全都这么拿钱。2007年是中国股市最火热的年份之一，中信证券的利润增长超过400%。这家中国头部券商的董事长王东明，当年总报酬是245万元。朱云来的收入，是王东明的52.8倍。
如果认为中国券商的工资标准太低，那就再找一个华尔街的参照。2007年，高盛CEO劳埃德·布兰克费恩获得7032万美元总报酬，创下当时华尔街纪录。朱云来的1700万美元，大约是他的四分之一。
但是，两家公司根本不在一个体量上。高盛当年收入459.9亿美元，中金只有8.692亿美元。高盛的收入是中金的53倍，CEO报酬却只相差4倍。
再看中金自己的账。
《华尔街日报》后来拿到摩根士丹利出售中金股份时使用的机密材料。2007年，中金总收入8.692亿美元，向员工支付的工资、奖金、住房福利等合计4.349亿美元，正好占公司收入的一半。
按2007年汇率折算，中金全年收入约66.09亿元，员工薪酬约33.07亿元。朱云来一个人的1.3亿元，占中金全部收入的1.96%，占全体员工薪酬的3.91%。
也就是说，中金每挣100元，就有将近2元变成朱云来一个人的收入；公司发给所有员工的每100元报酬里，朱云来一个人拿走将近4元。
相比之下，布兰克费恩的报酬只占高盛收入的0.15%。按照公司收入计算，朱云来的报酬比例，是当年华尔街最高薪CEO的近13倍。
这组数字还解释了曼谷会议上那句看似夸张的话。朱云来告诉买家，券商收入的一半应该用于薪酬。中金当年的真实账目，恰好就是50%。他不是在描述一个理想，而是在捍卫一套已经让自己获得1.29亿元年收入的分配制度。
所以，问题不能停在“这份工资是不是太高”。真正需要追问的是：中金的66亿元收入来自哪里？它靠什么项目挣钱？朱云来又是怎么坐到分配这笔钱的位置上的？
![]()
（资料照片） 第三章：谁造了中金[/b]
中金不是从市场竞争中自然长出来的公司。它从出生第一天起，就是国家金融改革的一项特殊安排。
1993年，世界银行驻中国首席代表林重庚向中国高层提交报告，建议建立一家中外合资投资银行。那时中国准备让大型国企到境外上市，却缺少熟悉国际资本市场的本土机构。中国政府随后要求建设银行研究方案，人民银行又为此出台管理办法。
当时负责中国宏观经济和金融工作的核心人物，就是国务院副总理兼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朱镕基。建设银行行长则是王岐山。
1994年10月25日，五家股东代表在北京钓鱼台国宾馆签约。王岐山代表建设银行，约翰·麦克代表摩根士丹利。1995年，中金正式成立，注册资本1.25亿美元。建设银行持股42.5%，摩根士丹利持股35%，其余股份由中国投资担保公司、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香港名力集团持有。王岐山出任首任董事长。
这个过程里，朱镕基负责的是国家金融改革方向，王岐山负责把方向变成机构。王岐山不是普通的银行高管。他在朱镕基分管金融期间升任人民银行副行长，随后掌管建设银行。中金成立，是朱镕基金融改革班底的一项标志性工程。
中金还获得了其他机构很难复制的待遇。当时监管对合资投行外资持股有限制，摩根士丹利在中金的比例却超过通常标准。中金的目标也非常明确：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改制、重组和境外融资服务。
这句话翻译成普通话，就是中国政府准备把一批最大的国企送进国内外资本市场，而中金的设立，就是为了对接这一肥差。
1997年，中金主导中国电信香港，也就是后来的中国移动上市，融资42.2亿美元。随后，中石油、中石化、中国联通、中国人保、中国人寿等大型国企陆续成为中金客户。
这些项目不是江浙一带的民营老板主动找券商上市。这些巨无霸国企的负责人由组织任命，改制方案需要政府批准，上市地点、资产范围、融资节奏，都与国家政策紧密相连。谁能拿到项目，专业能力当然重要，但有没有高层权力资源更加重要。
中金一名前员工对《金融时报》说得很清楚：朱云来去见省级领导时，见到的是曾经为他父亲朱镕基工作的人。另一名参与收购的人把中金称为“一招鲜”，它最擅长的就是把国有企业送去上市。要得到这类项目，最重要的条件是与党和政府的关键官员建立关系，而朱云来拥有大量这样的关系。
这就是报道中那句最刺耳、也最准确的评价：“他把父亲的政治生涯变成了钱。”
中金不是朱镕基为儿子私人开办的公司。真实的权力变现通常也不会做得这么直接。它的运作方式更体面：父亲制定改革，亲信建立平台，国家把最值钱的项目交给平台，儿子再进入平台掌握经营。每一个单独环节，都可以找到一套漂亮的官方解释。把它们连起来，利益流向就清楚了。
第四章：大气物理博士[/b]
朱云来1958年出生，早年读的不是金融，而是大气物理。
1977年，他进入南京气象学院，毕业后到中国气象局工作，后来赴美国留学。1994年，他在威斯康星大学取得大气物理博士学位。
这一段履历很扎实。问题出现在后面的速度。
拿到博士后，朱云来突然转向商业。他在芝加哥德保罗大学用八个月取得会计硕士学位，随后进入安达信芝加哥分部，再到瑞士信贷第一波士顿工作。到1998年，他真正接触会计和投资银行，大约只有三年。
就在这一年，朱镕基当选国务院总理。也是这一年，王岐山把朱云来带进中金香港办公室。《金融时报》的原文不是含糊的“经人介绍”，而是明确写道：朱云来由王岐山带进中金。
接下来的升迁更快。1998年入职，2000年进入中金管理委员会；2002年开始担任管理委员会主席、总裁等职务；2004年正式出任首席执行官。
从加入中金到进入最高管理层，只用了两年。从一个只有几年金融履历的半路出家者，到实际掌管中国最特殊的投资银行，只用了四年左右。
中国官媒后来很喜欢讲朱云来的朴素。他穿布鞋，办公室没有父亲照片，在中金五周年纪念刊物里不放自己的照片，参加活动不愿谈家庭背景。还有报道说，朱镕基当上总理后，把儿女叫到一起，告诫他们：“对你们来说不知是福是祸，你们要好自为之。”
这些细节塑造了一个低调、勤奋、不靠父亲的形象。朱云来确实勤奋。有中金员工回忆，他曾为一家拥有70家子公司的国企写出500页报告。他也确实把中金经营成中国最强的投行之一。
但勤奋不能回答三个最关键的问题：为什么偏偏由王岐山把他带进中金？为什么一个金融新手两年就进入最高管理层？为什么在他掌权后，那些由父亲旧部和政府官员决定的大型国企项目不断进入中金？
布鞋是一种生活习惯，不是利益回避制度。办公室不挂父亲照片，也不会切断父亲建立的人事关系。真正的廉洁，不是高官子女表现得多么朴素，而是高官子女不能占据与父亲权力直接相关的获利位置。
普通人从物理转行金融，要从初级职位重新排队。朱云来的道路却是：先由父亲的亲信带进最特殊的平台，再用两年进入决策层。官媒把这叫“科学家办投行”，我更愿意把它叫作权力家庭的职业快车。
这里还有一层制度背景。1985年，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就发布过禁止领导干部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2000年，中纪委又规定，省部级领导干部子女不得在该领导干部管辖范围内的外资和合资企业中，接受外方委派担任高级职务。
朱云来进入中金，形式上走的是中方管理路线，不是摩根士丹利委派。这样一来，他既进入一家摩根士丹利参股的合资投行，又避开了“由外方委派”的红线。规定盯住了任命文件，却没有管住真正的利益冲突：主管全国经济和金融的总理之子，进入总理金融亲信创办、主要服务国企改革的公司。这种安排即使能通过内部规定，也经不起公共利益的检验。
![]()
示意图 (Feng Li/Getty Images) 第五章：一百多家企业和两千亿美元[/b]
接下来要看朱云来究竟管理了一门什么生意。
中金成立后的第一个大项目，是1997年中国电信香港上市，融资42.2亿美元。2000年，中金又以宝钢78.5亿元人民币的A股上市项目进入国内市场，并连续三年位居A股承销第一。
朱云来掌权前后，正好赶上中国大型国企集中上市，也正好是朱镕基推行“抓大放小”国企改革的时间段。中石油、中石化、中国联通、中国人保、中国人寿、建设银行、农业银行，一批控制能源、通信、金融和保险的国家企业，要经过重组、估值、包装，再把股份卖给国内外投资者。
中金几乎经手了每一项这些大交易。
央广转引《中国经济周刊》的统计称，朱云来任职期间，中金为一百多家企业提供上市保荐和承销服务，募集资金超过2000亿美元。2000年至2007年，中金承接大批“中”字头国企项目。到2010年底，中金累计承销A股6460亿元，承销中资企业海外IPO 924亿美元，在两类市场的占比分别达到36%和40%。当时规模最大的十宗A股IPO和十宗中资企业海外IPO，中金分别主承销了九宗。
2010年农业银行A股和H股上市，融资221亿美元，是朱云来的巅峰项目。那一年，中金仅投资银行部门收入就超过5亿美元。
这些数据说明，中金的竞争优势不是网点多，也不是普通投资者多。它最大的优势，是能拿到最大的国企上市项目。
把时间对起来，因果关系已经很清楚：国企上市潮越大，中金收入越高；中金收入越高，管理层分到的钱越多。朱云来的天价收入，不是从海外客户自由竞争中挣来的，主要来自中国国企的改制、上市和交易服务。
国企的资产是谁的？官方说属于全民。国企上市是谁批准的？是党和政府。承销机构由国企管理层选择，上市能否推进，则掌握在监管体系手中。最后，服务这些项目的中金管理层拿走国际投行式的薪酬，而其中收入最高的人，是主管这场改革的朱镕基的儿子朱云来。
这就是中共权贵资本主义最成熟的形态。它不需要把国企股份直接送给高官子女，也不需要在办公室里交付现金。只需要把子女放在国家资产流动的关键位置，再宣布他们领取的是“市场化薪酬”。
更有意思的是，中金后来失去大批国企上市项目，业绩很快下降。2011年至2013年，中金净利润分别只有约1.3亿元、3亿元和3.7亿元，行业排名跌到第45、第27和第33。国企上市潮过去，中金的“贵族”光环也迅速褪色。
这再次证明，中金最值钱的资产不是办公室里那些金融模型，而是它在国家权力体系里的位置。朱云来当然会做项目，但给他创造1.29亿元收入的，不只是一份500页的报告，更是别人进不去的关系和入口。
第六章：拿到20%还嫌少[/b]
高薪只是中金管理层得到的第一层利益。第二层，是没有出现在正式股东名册里的影子股。
2009年，《华尔街日报》记者看到了一份摩根士丹利出售中金股份时使用的机密文件。文件显示，2004年至2006年，中金向管理层和员工授予了相当于公司20%股权的影子股票。
所谓影子股，不是真正登记在工商资料里的普通股份。持有人没有投票权，也没有董事会席位，但可以像股东一样分红。中金部分员工用自己的年终奖金认购，然后分享公司利润。公司原本设想，等中金上市时，再把这些影子股转成正式股份，让员工分享公司上市后的升值。
这20%的经济权益从哪里来？它不会凭空出现。管理层多拿，原有股东的经济利益就会被稀释。摩根士丹利名义上仍持有34.3%的股份，但计算影子股以后，它的实际经济权益降到27.4%。
当时摩根士丹利这部分权益估值超过10亿美元。也就是说，一项没有在普通股东名册中出现的内部激励计划，已经可以改变数亿美元利益的归属。
朱云来个人持有多少影子股，公开资料始终没有披露。但《金融时报》把两件事放在同一段写得很清楚：中方管理层已经积累约20%的经济权益；朱云来2007年收入1700万美元。
到了曼谷董事会，中金管理层不是准备收手，而是要求更多。朱云来认为20%太低，管理层持有一半才符合行业惯例。丁玮则质问股东为公司做过什么。
这里必须把“血汗”两个字拆开看。中金员工当然付出了劳动。但这家公司最核心的客户，是由政府决定改制上市的国企；最大股东长期是国有金融机构；它能在成立之初获得特殊政策和市场地位，也来自国家权力。管理层可以要求奖金，却不能把国有平台和政治资源说成自己创造的私产。
影子股还影响了中金上市。一些知情人告诉《华尔街日报》，管理层担心上市后高级员工薪酬必须公开，重大决策还要接受小股东监督。至少一家潜在买家因为管理层不愿上市而退出。
上市意味着两件事：账要公开，权力要受约束。对拿着高薪和影子股的管理层来说，这两件事都不舒服。
2014年10月，朱云来辞去中金总裁及管理委员会主席。几个月内，中金清退影子股，随后启动香港上市。2015年的正式招股书，只用一句非常克制的话承认：集团曾经为“部分合资格高级员工”设置激励计划，该计划已于2014年终止。
招股书没有列出持有人，没有说明朱云来持有多少，也没有公布清退金额。曾经相当于公司20%经济权益的计划，到了661页的上市文件里，只剩下一句话。
同一份招股书还披露，2014年中金收入最高的五个人，全年报酬加在一起约7030万元。这个数字甚至只有朱云来2007年个人收入的54%。七年之后，公司五名最高薪人士合计，仍然只相当于朱云来当年一个人的一半。朱云来的1.29亿元不是“中金高管普遍都这么拿”，而是高峰时期最顶端的特殊分配。
这不是一项普通福利，而是一段被上市程序处理掉的利益历史。朱云来离开，影子股终止，中金上市，三个动作紧紧连在一起。中金终于向公众开放账本之前，最敏感的那一页已经先被翻过去了。
![]()
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朱云来。 Tyrone Siu/Reuters 第七章：摩根士丹利也赚了[/b]
讲到这里，不能把摩根士丹利写成一个被中国管理层欺负的无辜受害者。
摩根士丹利进入中金，是为了获得中国市场。当时外国投行很难直接开展人民币证券业务，中金给了它一个特殊入口。作为交换，摩根士丹利提供国际投行的制度、技术、人才和品牌，帮助中国国企进入海外资本市场。
中金成立初期，摩根士丹利派出多任高管，但前五任总裁平均任期不到两年。中方团队逐步掌握客户和实际经营。到2000年前后，摩根士丹利已经基本退出日常管理，变成财务投资者；2002年朱云来掌权，中金的控制权完全转向中方。
摩根士丹利对此不满，却没有离开。原因很简单：中金能挣钱。外国资本发现自己控制不了这家公司，但只要大型国企继续上市，它仍然可以分享利润和股权升值。
1995年，摩根士丹利为中金股份投入约3700万美元。2010年，它把34.3%的股份卖给TPG、KKR、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和大东方人寿，交易价格超过10亿美元。摩根士丹利随后宣布，仅这次出售就确认约7亿美元税前收益。
投入3700万美元，十五年后退出时获得超过10亿美元交易价值。这不是一笔失败投资。
所以，中金迷局不是中国权贵单方面抢走华尔街的钱，而是双方从一开始就在交换各自最值钱的东西。摩根士丹利提供资本市场工具，中国权力体系提供国企项目和监管准入。外国投行帮助建立一套把国有资产变成证券的机器，权贵家庭则逐步掌握机器。最后双方争吵，是因为每个人都想分得更多。
这种合作对普通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一边是国企职工在改革中下岗，国有资产被拆分、重组、上市；另一边是帮助国企上市的投行高管按华尔街标准领取奖金。改革的成本由社会承担，最肥厚的金融收益却集中在少数机构和权力家庭手中。
摩根士丹利不关心朱云来是谁的儿子，只要这种关系能带来项目。中金管理层也不反对外国资本，只要华尔街的薪酬制度和估值方法能抬高自己的身价。双方语言不同，利益却完全相通。
这也是为什么只骂摩根士丹利，或者只骂朱云来，都解释不了中金。真正需要批判的是一套合作结构：国家权力决定谁拥有机会，外国资本给机会标价，权贵子女坐在中间，把政治优势变成看似合法的商业收入。
第八章：朱云来不是朱家的孤例[/b]
如果朱家只有朱云来一个人进入金融行业，还可以把它解释成个人职业选择。把妹妹和妹夫的履历放在一起看，这种解释就站不住了。
朱镕基的女儿朱燕来，读的是哲学和社会学。她在中国人民大学取得哲学学士和硕士学位，又在加拿大取得社会学硕士学位，曾做过大学讲师和访问学者，也在加拿大皇家银行等外资机构工作。
1997年，她进入中国银行。此后，她的职业道路同样迅速转入国有金融核心平台。她先后担任中国银行加拿大分行业务发展主管、中国银行港澳管理处助理总经理。2001年中银香港重组完成后，她出任发展规划部总经理；2010年升任助理总裁；2013年升任副总裁。
她负责的不是边缘业务，而是集团战略、总裁办公室和人民币业务。那正是人民币国际化和香港离岸人民币市场快速扩张的时期。
朱燕来的丈夫梁青，则进入中国五矿在香港的资本平台。上市公司年报显示，2002年6月起，他担任江西铜业执行董事；到2007年，他同时担任中国五矿集团香港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后来又担任副董事长。
五矿香港不是一家普通贸易公司。它是中央直属国企中国五矿的海外资本管理和运作平台，负责海外融资、企业持股、资金管理、资本运营和矿产资源投资。今天这个平台控制的资产规模以千亿元计算。
梁青这条线的重点，不是一宗孤立的收购，而是他所在的平台。五矿香港连接中央国企、香港资本市场和海外矿产资源；江西铜业则是中国最大的铜业上市公司之一。朱家的女婿同时站在这两个位置上，说明朱家的家庭利益并没有停在银行和投行，而是延伸到了国有资源和海外资本运作。
于是，朱镕基的三名家庭成员分别站在三个位置：儿子掌管国企上市的重要投行，女儿进入国有银行并主管人民币业务，女婿掌管中央国企的香港资本和资源平台。
三个人都可以有学历、有能力、有工作经验。可一个政治家庭的成员，连续进入与父亲经济权力直接相连的国家平台，而且都进入管理层，这就不是一句“孩子有本事”能够解释的。
2012年，《纽约时报》集中报道中国“太子党”怎样利用家庭关系获得财富。报道指出，中国的政治和商业已经紧密结合，形成一整套裙带资本主义生态；任何金融改革，只要触及既得利益，就可能碰到领导人子女的生意。文章点名的例子之一，就是朱镕基家族和朱云来掌管的中金。
2016年，中文博主编程随想把多年收集的资料制作成《太子党关系网络》，最初就包括700多人、130多个家族。那张密密麻麻的图真正令人震撼的地方，不是哪一个人特别贪，而是几乎每个最高领导人家庭都能找到自己的国企、金融、地产或海外资本位置。
朱家不是这套制度的例外，而是其中最体面的样板。家人没有公开经营赌场，没有留下装满现金的房间，也没有哪一个人因贪污被判刑。他们只是进入最好的国家平台，领取最高等级的报酬，再由官方媒体讲述他们如何朴素、勤奋和专业。
权力完成了分配，市场负责发钱，宣传再负责洗掉权力痕迹。到了最后，每一笔钱都可以被称为工资，每一次升迁都可以被称为能力。
第九章：四千万稿费[/b]
朱镕基退休后出版了多部讲话和答问集。书卖得很好，累计版税接近4000万元。他把这些钱全部捐给实事助学基金会，一分钱没有留下。
这件事当然值得肯定。4000万元是真金白银，帮助贫困学生也是真实的善举。但如果用这笔捐款证明朱镕基家族与财富没有关系，那就正好说反了。
朱云来2007年一年的收入是1亿2926.8万元，相当于朱镕基全部版税捐款的3.23倍。父亲把多年写书所得全部捐掉，儿子只用不到四个月的收入就能补回来。
一句尖锐但准确的话是：怪不得朱镕基可以把稿费一分不留，因为朱家根本不差这笔钱。
这也让人想到习近平。中国官媒不断公布《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等著作的发行量，第一卷出版不到一年便宣布发行超过520万册，后来多卷本和各种选集、文集不断出版。如此庞大的发行量究竟产生了多少版税，是否进入个人账户，官方从未公布。
这些书大多由讲话和文件汇编而成，编辑、翻译、宣传和大批采购都由国家机构推动。2020年疫情期间，新华社说习近平“带头捐款”，却连捐了多少钱都不公布。朱镕基至少公开了稿费和捐款去向；习近平连版税收入和捐款金额都藏在黑箱里。
两个人共同的问题是：领导人的政治影响力制造了图书销量，家族又拥有普通人无法接近的财富和平台。中国公众只能看到宣传出来的善举，却无权查看领导人及家属的完整财产。
捐出4000万元，也不能回答儿子为什么能在国有控股的中金一年收入1.29亿元。
第十章：一百口棺材[/b]
朱镕基最著名的反腐讲话，是“准备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留给贪官，一口留给自己”。2000年记者会上，他又说：“我只希望在我卸任以后，全国人民能说一句，他是一个清官，不是贪官，我就很满意了。”
这两句话共同塑造了朱镕基的政治形象。很多中国人相信，他脾气大、手段硬、敢得罪人，至少自己不贪钱。即使不喜欢他的国企改革，也愿意承认他是一个清官。
问题在于，用“他本人有没有收钱”评价一个掌握最高经济权力的人，标准太低了。
对普通官员来说，腐败可能是收红包、拿回扣、买官卖官。到了最高权力家庭，根本不需要这样做。父亲决定政策和人事，门生建立机构，子女进入机构，机构获得国家项目，子女再领取高薪、奖金和股权。整个过程不需要出现一只装现金的皮箱。
这条利益链上，父亲的政治权力、王岐山的人事安排、国企的上市决定、中金的项目收入和朱云来的个人报酬，一环接着一环。
因此，本期节目可以明确下判断：朱镕基也许维持了个人不直接收受贿款的形象，但他没有阻止家人占据与自己权力高度相关的获利位置。利用公共权力为家族安排机会，让子女把政治关系兑换成高薪和股权，同样是腐败，而且是更高级、更难追查的腐败。
一百口棺材可以吓住收现金的官员，却管不住穿西装、拿奖金、拥有影子股的权贵子女。因为后一种人不认为自己在腐败。他们认为自己只是在市场中获得了应有的报酬。
结尾[/b]
朱镕基去世后，官方讣告记录了他的改革、政绩和党内评价。很多普通人也会怀念那个敢拍桌子的总理。这些记忆不必抹去。
朱镕基说，他只希望人民说他是清官。今天，我们有了更完整的答案：他可以是中共官场里相对自律的官员，却不是一个切断家族利益的清官。他的儿子、女儿和女婿，分别站上了国家投行、国有银行和中央国企的关键位置。
朱镕基没有逃出红色家族的共同逻辑：父辈掌握国家，子女进入市场；国家承担风险，家族获得财富；最后再用个人朴素和慈善，证明整个家庭清白。
赞(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