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自然灾害"这几个字，杨继绳信了很多年。他父亲就是1959年春天饿死的。他后来当了新华社记者，为了这几个字，五次去国家气象局，要查那几年的天到底怎么样。
1959年4月底，杨继绳在湖北浠水一中读高中，课余正替学校团委办"五四"墙报。儿时的朋友张志柏从村里赶来，急急忙忙地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父亲已经没有力气去刨树皮，想到江家堰买点盐冲水喝，倒在半路上，是村里人抬回家的。
杨继绳向班主任请了假，在学校食堂停了三天伙，取出三斤大米，赶回村里。门前的榆树没有皮了，白花花的，树根也被刨光，剩下一个土坑。村里没有狗叫，没有鸡跑。家里没有一颗粮食，水缸里连水也没有。父亲半躺在床上，想伸手招呼他，手没有抬起来，只动了动。杨继绳后来说，这只手和他在生物解剖课上看到的人体骨骼标本差不多。父亲嘴里嘟囔着，声音很低，是叫他赶快回学校去。
这个父亲其实是他的伯父，从他出生三个月起把他养大。不管刮风下雨，老人都抱着这个孩子走乡间小路，到四乡去求人喂奶。分了田以后去交公粮，老人让孩子挑两小袋稻谷同行，说过去没有田，现在分了田，交公粮是大事。走到半路孩子挑不动了，老人把孩子连同那两小袋稻谷一起放上自己的挑子，送到粮站。
两个月前，老人还托人叫杨继绳回家一趟。生产队偷偷杀了他放的那头水牛，他家分到一斤牛肉。杨继绳一进门就闻到肉香。老人不吃，说这牛跟他关系太好，他吃不下。杨继绳大口吃了，老人在旁边看着。那时老人的腿已经肿了，杨继绳不知道那是饿的。
这一回，杨继绳挑满了水缸，又到去年种花生的地里刨花生芽，用带回来的米煮了稀饭，送到床边。老人已经咽不下去了。三天以后，老人死了。
杨继绳后来写道："父亲饿死，我很悲痛，但没有丝毫埋怨政府。"他以为家乡的事是个别现象，父亲的死只是自己一家的不幸。第二年他考上清华，1964年入了党，毕业后分到新华社。
他父亲这个春天没粮吃，本该吃的是1958年秋天的收成。比常年减产三成以上的地，官方叫成灾面积。按官方自己的统计，1958年的成灾面积比前后几年都少，那是个好年景。
这一年的粮食没有留在农民手里。到了秋天，劳力都去大炼钢铁。浠水全县五十多万人，十三万多人砍树烧炭，他们学校把上下课的大铁钟砸了，投进炼铁炉。地里留下老人、妇女和孩子，熟了的粮食烂在田里。国家又按吹出来的产量定征购，就是从农民手里收粮，1958年收走1175亿斤。挤掉的是农民的口粮。
从1958年底起，农村就不断饿死人，各地告急，请求少征一点。1959年3月底，政治局在上海开扩大会议，毛泽东主导，把粮食征购的比例从29%提到40%。这些粮食要拿去出口，换外汇搞军事工业。4月9日，国务院秘书厅又送上一张春荒统计表：十五个省，2517万人没有饭吃。4月17日毛泽东批示，把材料印三十份，送十五个省的第一书记，请他们迅速处理。杨继绳的父亲就是这个月倒在买盐路上的。批示发下去了，毛泽东和中央仍把饿死人当作个别现象，不承认粮食不足，征购没有降。这一年全国产粮3400亿斤，比上年少600亿斤，国家收走1348亿斤，比上年多173亿斤。
那年夏天，一些省份真的旱了。七八月间黄河、长江中下游许多地方少雨，河南七到九月的雨比常年少一半，湖北也在受旱最重的省份里。杨继绳的父亲那时已经埋了三个月。
也是这个夏天，中共中央在庐山开会。彭德怀写信说大跃进出了问题，被定成反党集团，接着全党反右倾。大跃进、人民公社，加上总路线，合称三面红旗，都是毛泽东定的。这以后，谁说没有粮食，就要被扣上"否定三面红旗"的帽子。甘肃省委第二书记霍维德在家主持工作，7月15日开了粮食问题的会，会后省委向中央报告，全省除兰州市外，45个县市缺粮。8月16日庐山会议一结束，他被打成"甘肃的彭德怀"，经中央批准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
各地还在饿死人，总得有一个能说出口的原因。"自然灾害"就是这时候出来的。
1959年9月27日，《人民日报》登周恩来的讲话，说人民公社"在战胜今年的特大自然灾害、保证农业继续增产方面，显示了巨大的优越性"。1960年元旦社论说："农业生产，在战胜了几十年未有的特大自然灾害之后，就全国说来，仍然得到了比1958年更大的丰收。"这时候，"特大自然灾害"是拿来夸公社战胜了灾、粮食还增了产。
1960年死人最多，灾也越写越大。10月1日，国庆社论说这是"建国以来遭受到最大自然灾害的一年"。12月，新华社说"近百年来没有过"。1961年1月，八届九中全会公报定下来，"百年未有"，这就成了正式的解释。
1960年11月14日的紧急指示，要各地采集和制造代食品，玉米根粉、小麦根粉、橡子面、小球藻都写在里面。指示说的还是"农业生产连续遭受了特大的自然灾害"。灾只要算在老天头上，就追究不到毛泽东。
上面的人知道。1961年，粮食部和统计局受命让各省填表，汇总出来，全国人口减少了几千万。周恩来看后通知粮食部的周伯萍："立即销毁，不得外传。"同一年的9月30日，周恩来在国庆招待会上讲的是："克服连续三年自然灾害所带来的暂时困难"。
1962年1月，七千多名干部到北京开会。1月27日，刘少奇在台上讲，他回湖南问过农民："一九六〇年这个水塘干了没有？他们说：没有干，塘里的水没有车干。"他还说："我到湖南的一个地方，农民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你不承认，人家就不服。"那七分算谁的，九天前的1月18日，报告起草委员会上已经有人问到了毛泽东。北京市委书记彭真说，如果毛主席百分之一、千分之一的错误不检讨，将给我们党留下恶劣影响。周恩来接着替毛泽东说话，说个别问题是"我们供给材料、情况有问题"，"应当由我们负责，不能叫毛主席负责"。会开完，没有人为饿死人负责，天灾的说法也留了下来。
杨继绳是在文革里开始明白的。湖北省长张体学说了一句话：湖北在三年困难时期饿死了30万人。他这才知道，家里的事不是个别现象。后来当了记者，看到的东西多了，他写道："过去党教导我们，由于自然灾害，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现在才知道，完全是由于人祸，几千万人饥饿而死。"
他开始写这场饥荒。写到天灾这一部分，他想找一份不靠官方报表的数字。他先后五次到国家气象局向专家求教，找到农业气象学家高素华主编的一本图集，用全国分布大致均匀的350个站1951到1990年的资料画成曲线。
这些曲线算的是全国。中国这么大，总是这里旱那里涝，要看全国加起来，雨水比常年偏了多少。曲线上，1960年偏旱，气象上算一般干旱，比1955、1978、1988等七个年份都轻得多。1978年比1960年旱得厉害，那时文革刚结束，没有饿死人。1959、1961年全国的雨偏多，只算一般涝年，比1954、1973年轻得多。这是全年的算法。单算庄稼生长的4到10月，这三年的降水偏离常年的幅度，是四十年里最小的几年。
五十年代最大的灾是1954年的长江大水。有人死在洪水里，没有出现大规模饿死人。那时农村还没有完全合作化，农民家里还能存粮备荒。
官方的灾情数字确实很高，1960、1961年的成灾面积，在当时是最大的。这个数是各级政府一层一层报上来的，饿死人以后，报灾多了，上交就少，救济就多，饿死人的责任也轻。1978年的成灾面积和1960年相差不多，那年的粮食却增产了。
四川华阳县的左学富当年14岁，他说："根本就没得天灾。"他记得的是："谷子刚打下来，都还是湿的，就全部运起走了，说的是支援国家。"他嫂嫂后来得浮肿病死了。
书稿这一部分写完，杨继绳心里还不踏实。2005年8月30日，他在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见到已经退休的高素华，请她看他写的这些文字。高素华说他的理解是对的。她说："1958年到1961年，在全国范围内没有出现大面积的旱灾和涝灾，也没有出现大面积的低温灾害。这三年是正常年景。"
按这些记录，那三年没有比常年多出来的天灾，刘少奇说的"三分天灾"也站不住。
杨继绳算出来，那几年饿死了3600万人。他写了一本书，在香港出版，叫《墓碑》。他说，这块碑是给1959年饿死的父亲立的，给3600万饿死的中国人立的，也是给造成大饥荒的制度立的。
官方后来承认了错误，"自然灾害"这个说法一直没有收回。收回了，就要回答那几千万人是谁饿死的。1981年中共中央的历史决议写的是"主要由于'大跃进'和'反右倾'的错误，加上当时的自然灾害和苏联政府背信弃义地撕毁合同"。2024年12月30日，国家统计局网站解释总人口数据，写的是："1959年至1961年连续3年的自然灾害，经济发展出现了波折，人民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致使人口出生率锐减，人口自然增长率大幅度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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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继绳《墓碑：1958—1962年中国大饥荒纪实》，天地图书，2016年第15版，上篇第5—8、11—13、40页；下篇第652—659页（灾情统计、350站资料、高素华访谈）、第946、1017—1018页（炼钢铁、收粮）、第972—973页（周伯萍）、第1112—1113页（七千人大会起草委员会）、第1167页（十五省春荒）
《人民日报》1959年9月27日，1960年1月1日、10月1日、12月29日，1961年10月1日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3册（1960年11月14日指示）、第14册（八届九中全会公报）
《中国灾情报告1949—1995》，中国统计出版社，第64页
《刘少奇选集》下卷，1962年1月27日讲话
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958、1959年征购数）
秦卫东《甘肃流陕妇女回归记》，《炎黄春秋》2011年第10期
左颖嶷《风雨故土》，何清涟主编《20世纪后半叶历史解密》，2004年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国家统计局网站《正确解读总人口数据》，2024年12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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