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与印度一样，具备相当程度的广阔与神性。

你能见到无所不在的牛，也能见识到无所不能的神牛。
 

一些刚出道的明星，在上海举办演唱会，可能会有意无意采用一种话术。

“对不起大家辛苦了，你们甚至买黄牛票来看我，我很感动，但希望以后不要找黄牛，谢谢。”
其实每人都知道，不找黄牛，可能没法给另一半一段共同的回忆。
在一些时间紧迫又缺乏渠道的人看来，黄牛可以提供的服务价值和价格相比不值一提，它们是线下文娱的反哺者，是没有需求就创造渠道的过路财神。

 

黄牛从词义上，代表着某种“勤恳”。
“开票三分钟就售罄”很能说明问题，直到去了现场，你才发现，靠近过道和最后几排的位置，总是有无所事事的大爷大妈在点评明星的穿着，甚至有大量的座位还空着。
你不解，你沉思，本质上两情相悦的生意，但操作手法令人迷惑。

 

 

 

 

常规演出出票率达到60%-70%，能保证明星、经纪、票务和黄牛都会微笑。
剩下的都算额外收益，一些在二手平台临近演出还未售出的票，可能都免费送给了周边的群众演员，注意，来不来还得看他们的档期是否充裕。

去年上海天文馆开馆，短时间内票务后台就涌进了2000多个“异常帐号”抢票。

天文馆不得不升级了防护技术，同时在线下进行人证比对、真人验证的方式进行安全检测。

 

新交规实施之前，驾照买分卖分在“黑市”价格是12分4000元。

不管是上海的还是外省的牌照，只要是在上海地区违章扣分的，黄牛都可以处理。
 

 

分是如此，车牌也可以。

14年时，浦东新区未上牌的新车车主，必须在特定地点先购买“标书”，然后才能在网上参加拍牌。
上海的拍牌难度可想而知，人群中来回穿梭的黄牛，可提供“代拍”服务，价格从5000元到1.1万元不等。
“代拍”的价格只是支付给“黄牛们”的一笔劳务费，拍到牌照后，你还得为一块牌照支付7万余元的“牌照钱”。
“就这还是时价，14点后的价格更高，因为黄牛要喝下午茶，不劳动的。”
 

 

“春运那会返程，无论去哪票都不好买，当地的黄牛在我排队时，问我要不要走‘绿色通道’，只要300块，我跟他走到进站口旁边的人口检票口，神奇的一幕发生了，大爷朝站内扔过去一个遗像，喊了句‘我*，别挤我的小芳’，然后趁工作人员过去捡拾的时候，一把把我推了过去...”

“同时，同地，我还见过扔钱包和假肢的。”
就地取材，来源生活，黄牛不生产票，他们只是对‘借力’这个词充满深邃的见解。”

 

 

甚至，同样的操作，还出现了人传人的症状。
黄牛在狱外学不全的法律条文，可能在狱中会有切身的体会。

 

上次一同学去迪士尼，有个黄牛问她需不需要免排队的服务，只要200块，她一想合适，就给人转过去了。
然后那黄牛竟然带她们插队，别人骂她们他还帮着还嘴，我同学在上边玩项目，这黄牛就在下边和人家对骂，六国语言，保证输出到位。
想上厕所了，前面排队的比玩项目的还多，也有厕所黄牛，50一次，一身怀绝技的大姐跑完女厕队伍最前端，假装接电话，先小声咕哝一句，然后高喊了声：“阿拉有艾滋怕侬模子？”然后换了种口音，“我告你，我早阳了”，周围瞬间没人，“我大三阳的！”，又换了种口音。

事后我同学回忆，“大姐说她是为了照顾听不懂话的乡下人。”

 

 

 

 

但由于人太多，很多黄牛也都十分珍爱生命，放弃了使用物理手段，改卖起了挤不死人的园区早餐。
“星可以再追，命只有一条”。
 

整治之前的上海，几乎每个景点、每个商场，甚至每个领域都有黄牛。
它们像这个城市的502万能胶，把一些不相干的蛋皮，强行拼合在一起，算冲突美学。
加油加气有油气牛，医院有挂号牛，银行办公积金或买理财有金牛，上海是东亚最富潜力的城市之一，满溢的人才、稀缺的资源、拥挤的流量，是黄牛成长的天然土壤。
 

 

拼车有黄牛，买数码有黄牛，就连买月饼和蝴蝶酥也有黄牛。
甚至，商场促销返券，小朋友升学也都有相应行业的黄牛，如果社会工程学能发放学位，这些黄牛人均博士。
黄牛是一种职业，既然是职业，就会有工伤，每年被抓进去的和新出道的一样具有活力。
 

 

 

十年之后，再看《2012》，会觉得那是部搞笑电影。

如果最后登船仅仅靠的是财富，那么请找上海的黄牛，估计连诺亚方舟最后的船票都能给你弄来。

“以前的黄牛，就是典型的‘票贩子’，先囤票，再加价售卖，现在都用上高科技了。”

与黄牛相对的，是代拍行业，而当黄牛用上代拍，就好比是流氓会了武术，还能申领低保补助，让人无比懊恼。

 

“火车票都实名制，抢票的门道在于代拍，黄牛用你的身份信息，上抢票软件帮你抢。疫情期间，高价抢票费是乘火打劫，扰乱正常秩序，是非法的。”

 

图片来自 央视新闻 截图

 

在上海的方言语境中，惯用“党”字给社会现象分类，是一种认知概念系统，相当于现在的打标签。
“拆白党”是凭色相吃软饭的，“黄牛党”就是俗称的“票贩子”。这种行当在北京行话叫“拼缝儿的”，近年来上海方言还称“打桩模子”。
长期以来，黄牛总是和文艺领域充满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图片来自 央视新闻 截图
“黄牛”一词，源于上世纪20年代的上海。
彼时的上海已开埠80年，是亚洲的繁荣都会，被形容为“冒险者的天堂”，遍地黄金。于是，一些本地或外地的闲散人员，通过人海战术排队抢夺票源，然后再向公众以更高的价格出售，成为当时的地下经济之一。
由于票贩联群抢购票时，常如过江之鲫，又如黄牛在野，有蛮力、有方案也有秩序，故他们被称为“黄牛”。
京剧名角梅兰芳，在日本侵华期间蓄须明志，告别舞台，不为日本人演出。
他在1939年底于北京做最后演出时，当时一张票被远道过去的上海黄牛由两元炒上五十多元，创下了飞票纪录。
 

图为 梅兰芳
而粮票时期的倒买倒卖和投机倒把，反而不叫黄牛了，只称呼其为“倒票人”，因为实在是缺乏技术含量，完全凭借的就是渠道资源的稀缺，连“劳动”都算不上。
黄牛在某种程度来看，又是有品味的，他们懂文化产品的溢出价值，也懂名人的产出效应，更懂危机时刻人心的浮动与紧迫需求。

为了高额的利润，一些人选择了铤而走险，游走在法律的边缘，甚至以身试法身陷囹圄。

而真正的心安，也如同原野里的黄牛，不费心思地劳作过后，停下来遥望夕阳，回到那个人心朴素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