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原生家庭不是一切的背锅侠

不知什么时候开始，原生家庭成了一切的背锅侠。

比如有的人伤害他人，报复社会，成了恶魔。于是，就有人说他被人伤害过，小时候被家暴，受到过不公正待遇，所以人格不健全，才会报复社会。

在很多人思维里，都有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没有人天生就是坏蛋。似乎一个之所以成为社会公害，必定是曾经遭遇过某种不幸。

产生这种观点，主要是因为大众多数都是简单的线性思维，他们更容易理解似是而非的因果律。

弗洛伊德就是这一学说的开创者。他的精神分析理论强调童年经历和原生家庭对人格形成的重要性。弗洛伊德认为，你心里这么阴暗，不能怪你，因为你没得选，要怪社会，怪你爹妈。

原生家庭究竟对人的影响有多大呢？

美国心理学家曾经做过一项长达六年的跟踪调研，在分析了1000个犯罪样本的成长经历后发现，没有任何数据显示，单亲、家暴下长大的孩子更倾向于犯罪，温馨幸福父母体贴的家庭，孩子一样会放纵、堕落、犯罪。

有些人心理阴暗，不具备同理心，没有悲悯，但他们没有经历过任何的不幸和伤害，仅仅就是纯粹的坏。

举个简单的例子，关于体罚。

大多数的70后，60后，小时候都经历过家庭和老师的暴力体罚，当时流传一句俗语“黄荆条下出好人，棍棒底下出孝子”。

如果说暴力体罚和人的个性有必然的因果关系，是不是60后，70后暴力倾向的违法犯罪率就特别高呢？事实并非如此。

弗洛伊德的学生阿德勒是个体心理学的鼻祖，阿德勒认为，你成为什么样的人完全是你自由选择的结果，和你曾经经历以及以前发生过什么都没有必然的联系。

阿德勒反对弗洛伊德的说法，他认为一个人的性格之所以扭曲，是他的自由意志主动选择的。这个扭曲的性格和社会和原生家庭有一定的关系，但并不是必然的关系。悲惨的经历既是他的软肋，也是他的武器，他用这种悲惨经历来逃避主观选择的责任，那些所谓的不幸童年和经历只是借口而已。

事实原本如此，无论任何时代，既有在悲惨环境成长起来的优秀的人，也有在幸福环境下成长起来的混蛋。

02
教育和环境对个人影响巨大

2004年，法国音乐电影《放牛班的春天》，讲述了1949年的法国乡村，音乐家马修到了一间外号叫“塘低”的男子寄宿学校当助理教师。学校里的学生大部分都是难缠的问题儿童，体罚在这里司空见惯，学校的校长只顾自己的前途，残暴高压。 性格沉静的马修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改善这种状况，他重新创作音乐作品，组织合唱团，用音乐的方法来打开学生们封闭的心灵，改变了孩子以及他自己的命运。

二战中，对中国和亚洲人民犯下滔天罪恶的日本军国主义，特别值得惊醒。

一战后，经历了全球经济危机的日本，国内经济一团糟，失业、破产、贫穷接踵而来。在国际上，由于日本与美英的贸易摩擦，受到美英的孤立，内忧外困之下：日本民粹主义崛起。

日本整个国家开始进入疯狂状态，陷入狂热的军国主义之中，整个国家开始对孩子们开始实施民粹主义教育和仇恨教育。

 

其结果就是培养了一代战争机器，这些孩子长大后，变成了什么模样呢？

 

他们把这种行为叫做效忠天皇。

 

良好的教育和正常的社会环境，才是改变一个人最重要的因素。

这个话题不能展开，只能点到为止。

我们经常在网上看到一些新闻，也经常在现实生活中体会到：不是老人变坏了，而是坏人变老了。

如果仅仅是个例恐怕不值得一提，但是大规模的出现这些问题，那毫无疑问就是当初的教育和环境出了问题。

反思现在成群结队，漫山遍野的那啥，难道这都怪原生家庭，恐怕不能吧。

03
在无法左右的时代大潮中，一个人有选择的自由吗？

人生的意义是什么，这是哲学的终极命题之一。

宗教说奉献的人生是最有意义和价值的。苏格拉底说，人总是要不断的反省和审视自己，未经审视的人生不值一提。亚里士多德说，人和万物都是为了完成某种使命而存在。海德格尔说，人真正存在的意义在于信仰。叔本华说，人生的目的是追求幸福。叔本华和尼采都说，人生其实没有意义。

提出存在主义的萨特认为，存在先于本质。人刚生下来是没有意义的，也没有自己的本质，所有的意义和本质都在于你的选择，人的本质不是上帝赋予的，也不是环境决定的，而是因为自己的选择才有了存在的本质。

无论是善与恶、正与邪，一旦你做出了选择，你的意义便由此产生。

萨特说，人的存在是一种偶然，他人即地狱。简单说，无论你做出什么选择，总会有人支持你，也一定会有人反对你。

无论是秉持何种价值观，一定会招来一堆人的谩骂和攻击，这就是人的宿命。

但是，每一个人都有选择和表达的绝对自由，但这种自由不是为所欲为，而是指选择的绝对自由，这种绝对自由是可以超越时代背景的，这就是萨特的观点。

既然有绝对自由，那就意味着每一个人都必须去承担选择的绝对责任。

萨特认为，你必须孤零零一个人面对世界。简单的说，你不能把自己的选择假借上帝，或者假借某个组织，甚至糟糕的原生家庭。

萨特经历过二战，尽管他后来支持斯大林，但他关于“自我选择的绝对自由”却和汉娜.阿伦特的“平庸之恶”有内在的共通。

1961年4月11日，以色列政府对前纳粹军官艾希曼在耶路撒冷接受审判。艾希曼是纳粹高官，是犹太人大屠杀中执行"最终方案"的主要负责人，被称为"死刑执行者"。艾希曼为自己辩护时，反复强调"自己是齿轮系统中的一环，只是起了传动的作用罢了"。作为一名公民，他相信自己所做的都是当时国家法律所允许的；作为一名军人，他只是在服从和执行上级的命令。

全程参与了审判的汉娜·阿伦特，此后提出了著名的"平庸之恶"概念，这种恶是不思考，不思考人，不思考社会。

二战结束后，萨特的存在主义被人广泛接受，是因为人们迫切希望能够依靠自己的自由意志，改变人类自身颠沛流离的命运。

其实，放在现在，萨特的存在主义依旧有现实意义，不臣服于当下的环境，不向暴虐的命运低头，不被现实裹挟，你坚信人的自由选择，你就实现了意志的自由，你的选择可能会失败，但选择本身就是一种救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