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亚当·斯密（1723-1790）被誉为经济学的鼻祖。他所著《国富论》则是经济学的开山之作。有人说，亚当·斯密之后所有的经济学研究都是给《国富论》做的注脚。该书涉及的内容几乎框定了经济学所有重要的课题——生产、收入、资本、货币、贸易、税收，是当之无愧的奠基之作。
斯密所处的时代，人们还未脱离重商主义的观念，即认为积累金银储量是一个国家致富的关键。《国富论》的主要任务之一便是批驳了这种错误的观念。斯密认为一个国家的富裕程度不取决于金银的多寡（金银只是交换媒介而已），而是该国劳动生产物的多少（包括一切生活必须品和消费品）；生产物越多，则国民的物质生活越富庶，反之则越贫穷。一国致富的关键在于提升其生产能力，而非累积金银。很多旨在积累金银的政策，非但不利于提高生产能力，反而会制约生产力的发展，其结果非但不利于国家致富，反而阻碍了致富的道路。
第一卷 论生产力发展及收入分配
劳动分工提高生产力
斯密首先论述了劳动分工是提高生产力的关键。如果让一个人完全自己制造一枚钉子，估计他一天一枚也制造不出来；但是工厂里专业化分工的工人，每人每天能制造 48,000 枚钉子（亚当·斯密书中的数字）。原因何在？因为劳动分工提高了生产效率——“第一个工人抽丝，第二个拉直，第三个切断，第四个削尖，第五个将顶端磨光以便安装针头”。劳动分工提高生产力的道理已被现代人熟知，在此无需赘述。
值得一提的是，斯密指出了市场范围大小对劳动分工的影响。“交换能力萌生劳动分工，因而分工的程度必然受制于交换能力的大小，也就是分工的程度要受市场大小的限制。市场过于狭小则不能鼓励人们始终专务一业，因为人们不能用剩余物随意交换自己所需”。所以越大的市场，交换能力越强；大市场使更深入更精细的分工成为可能。
我们发现大城市的商业发达水平远高于小县城，其原因就在于大市场所带来的规模效应。第一，大市场带来更多样化的需求，那些在小城市没有多少受众的商业，只有在大城市才可能经营；第二，大市场带来规模效应，使得单位成本降低，同样的商业，在大城市经营的成本更低、效益更高；或者也可以说，在同样利润率下，大城市的经营者会比小城市创造更廉价更优质的产品和服务。这就是为什么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和服务都都会向大城市集中的原因。
在国家层面上也同样，市场越大的国家，越能进行广泛深入的分工，生产力的发展的潜力也更大。大国有能力形成各行业完备的产业链，培育充足的内需，形成庞大的内循环；而小国只能在某一行业（或某几个行业）的专业化，然后依赖与他国的贸易来提升国民生活水平。
在经济分工的模式下，没有人会生产所有的生活所需。他只会专注于某个精细的分工，然后用收入来交换别人生产的产品。所以，消费的本质就是需求的外包。随着分工的细化，人们将越来越多的生活所需外包给别人，并通过消费来购买这些产品或服务。在这个过程中，消费占比不断提升；但由于分工的细化，生产力也得到提高，所以每个人的生活水平也会提高。
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人均实际收入增长了22倍。有人认为，今天维持生活所需的消费比三十年前高很多，所以生活水平的提高并没有收入增长的那么多。这种比较是不恰当的。在过去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下，所有的生活所需，从饮食到衣着，都在家庭内生产，所需消费自然很低。但由于分工水平的低下，每个人所享有的物质也同样贫乏。改革开放以来，人均服装增长了34倍，人均软饮料增长39倍。消费占比的提升并不意味着家庭收入的减少，反而意味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斯密强调交换的互利性。通过分工与交换，交易双方都获得了生活水平的提高。通常人们可能认为，只有卖家才会从交易中获利，因为买家付钱，卖家赚钱。这也是一种“重商主义”思维，认为“有钱进账”才是有利的。但事实上，商业交换并非“卖家坑买家”的过程，而是互惠互利的。
价值与价格
和大多数古典经济学家一样，斯密将价值分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并指出这二者并不相等。空气对每个人都有使用价值，但是没有交换价值；钻石有极高的交换价值，但没有多少使用价值。经济学关心的重点是交换价值。但是斯密的交换价值理论并不清晰，甚至前后矛盾。
当人们做交易时，表面上交易的是商品，实际上交换的对方的劳动。斯密以此为出发点，自然而然地导向了所谓的“劳动价值理论”——劳动是衡量商品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
“对于任何商品的占有者来说，当他不打算自己使用或消费，只想用来交换其他有用的物品时，它的价值就等于能够用来购买或支配的劳动数量。所以劳动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正标准。”
在一切都是劳动直接所得的原始狩猎社会，劳动价值理论与直觉相符。如果扑杀一头鹿所费的力气是扑杀一头羊的两倍，那么一头鹿换两只羊是理所应当的，也就是说一头鹿的价值是一只羊的两倍。但是当人类的活动变得复杂，特别是生产的过程中有人类劳动之外的要素介入，劳动价值理论就捉襟见肘了。
假如有两个部落，部落甲专门扑杀鹿，部落乙专门捕杀羊，然后两个部落按照一头鹿换两只羊的比例进行交换。每笔交换中双方的劳动量是相等的，对双方都公平。现在，假如部落乙从部落丙买来了两只猎犬，在猎犬的帮助下捕杀一头羊所需的人类劳动量降低为原来的一半。也就是说，现在捕杀一头羊的劳动量仅为一头鹿的四分之一。那么现在一头鹿应该换四只羊吗？如果这样交换，对部落乙显然是不公平的。虽然他们的劳动量减少了，但那是因为他们有了猎犬。如果一头鹿换四支羊，那么购买并使用猎犬的行为等于没有获得任何回报。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按照人类劳动量来度量价值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生产过程中存在资本的参与（对捕猎活动而言，猎犬即是资本），资本（猎犬）也要有回报。
斯密显然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对于生产任何商品的劳动量而言，它不是商品一般交换、支配或购买量的唯一决定因素。显然还有另外的因素对其起作用，即对劳动垫付的工资和提供材料的资本利润，两者对生产物的价值或交换力在一定程度上起作用。”
除此之外，由于不同性质的劳动量难以互相比较，使得劳动价值理论形同虚设：“一小时的困难劳动比两小时的简单劳动包含更多的劳动量；需要学习十年的工作，在一小时劳动中比普通劳动一个月所包含的劳动量还多。” 齐白石工作一小时创作的画可能比很多人一辈子的劳动价值还多。究竟什么叫“凝结在商品价值中的无差别人类劳动”呢？
斯密一方面说劳动是衡量商品交换价值的真正尺度，另一方面又指出了资本对价值的作用；一方面说商品价值等于其所能购买的劳动量，另一方面也承认不同种类的劳动量无法互相比较。这使得斯密的价值理论显得扑朔迷离，而且前后矛盾。
斯密似乎也并没有严格区分价值与价格。但是他区分了商品的“真实价格”和“名义价格”：“以劳动单位表示的价格是商品的真实价格，而以金钱表示的只是商品的名义价格罢了……同一真实价格始终代表同一价值，但由于金银的价值会改变，同一名义价格有时便代表极不相同的价值。”
按照这个定义，斯密笔下的“真实价格”等同于他所说的“价值”；而名义价格，就是我们通常说的以货币度量的价格。虽然斯密在价值和价格方面的论述显得扑朔迷离，但至少一点斯密是对的——人们平时看到的货币价格并不“真实”。今天一个拥有100万的人未必会比三十年前拥有1万元的人更富有。这个道理以被现代人所熟知。
工资、地租和利息
接下来斯密讨论了劳动生产物分配的问题。“这些劳动生产物在不同国民之间分配，或作为劳动工资，或作为土地地租，或作为资本利润……无论任何人，其收入一定来自其资源，如劳动、资本或土地等。如果其收入来自劳动，则称为工资；来自管理或资本运用，则称为利润；如果来自其转借给他人的闲置资本所产生的收入，则称为利息。”
在斯密看来，工资、利润、地租三者的占比会保持某个“自然比例”。如果某以商品价格恰好由三者按照自然比例组合而成，那么这时商品的价格就是“自然价格”。由于供给和需求的波动，“市场价格”会偏离“自然价格”。然而供求规律也会使“市场价格”向“自然价格”调整；所谓市场有“自我调节”的作用。但在此处，斯密似乎又转向了“成本价值理论”，即商品价值是有由其生产成本决定的（成本包括工资、利润、地租）。总而言之，斯密的价值理论是混乱的，因此不再深究。
斯密接着分别讨论了工资、利息和地租的决定因素。
关于工资，斯密认为“劳动工资提高的原因并不是现有的国民财富，而是不断增加的国民财富”；“劳动者的幸福来自于社会进步，而非社会财富达到顶峰。在社会停滞不前的状态下，劳动者境遇是艰难的；在社会退步的状态下，劳动者的处境则是困苦的。” 也就是说，只有不断经济不断增长，劳动者的工资才可能提高。只有经济不断扩张，资本家扩大经营，才会雇佣更多的劳动力；雇主之间为争夺劳动力互相竞争，致使劳动者工资不断提升。
关于利息，斯密认为利息是利润的一部分：只有当借入资本的人能用该资本创造利润时，才可能将利润的一部分作为利息支付给资本出借方。利息的高低受资本之间竞争激烈程度的影响。如果资本供给大于需求，资本供给之间的互相竞争，会降低利率水平。
进而斯密认为：“如果一国的财富已达到其土壤、气候和位置所允许的限度，并维持现状，那么该国的劳动工资和资本利润可能都很低”。如果各行业已发展到饱和状态，无需雇佣更多的劳动力，那么劳动者之间的竞争会把工资压到很低。如果所有的市场机会都被挖掘，新增资本将无处投资，或者投资的利润极其微薄，那么资本之间的竞争会把利息压到很低。
但斯密似乎没有意识到这一论断是自相矛盾的。如果劳动力之间的竞争降低了工人对资本家的议价能力，那么资本家便可以攫取超额利润；如果资本之间充分竞争，超额利润会吸引更多的投资，更多投资意味着劳动力需求也随之扩大，这个过程也会提高劳动者的工资、压低资本的利润。所以如果资本之间能够充分竞争，市场均衡的结果是，资本利息被压缩到零，大部分劳动产出物都被劳动者所有。在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资本剥削劳动者之说。但如果资本之间无法充分竞争，那么部分垄断资本就会攫取超额的利润。因此，剥削的根源，不在于资本自身，而在于资本的垄断。那些阻碍自由竞争的条条框框，才是导致剥削和社会不公的真正根源。
斯密特别提到了中国：“中国的富商或者大财主可以在很大程度上享有安全，但是贫民或者小商贩非但没有安全，其财物随时都有可能被下级官吏以执法为借口而被强行掠夺。所以，在中国不能按各行业的性质和范围所允许的程度进行充分投资。而且，中国还存在压迫贫民、形成富商垄断的制度，这种制度可以让富商获得巨额利润。”
中国古代从不乏成功的商人，从陶朱公到胡雪岩都是例证。但是中国没有自由公平竞争的市场，从而无法形成“激励相容”的机制，无法把商人的逐利行为转化为社会进步的动力。中国的商人往往通过官商勾结来获取经营上的特权，其结果就是形成斯密所说的“富商垄断”，而贫民被残酷剥削。因而中国商人给人留下的印象往往是“奸商”。
商人的逐利行为是好是坏？关键要看商业坏境是好是坏。如果存在自由公平竞争的环境，商人获利的方式是通过创造更优质廉价的商品，那么商业竞争无疑对社会是有利的。如果商业通过垄断、欺骗、剥削获取利润，那么这种商业就成了社会的毒瘤。
关于地租。斯密并没有像近代经济学一样把土地算作资本；斯密认为地租收入有别于资本利润。地主并不像商人一样通过商业冒险获得回报，地主单凭对土地的所有权，就可以享受地租的收入。“其实质是因地主对土地垄断而形成的土地价格，这种价格并不与地主为改良土地而支付的费用成正比，而与土地生产物的价格成正比”；“随着土地的改良，土地所产出的食物能在维持耕种者正常消耗之外，还有剩余。这个剩余数额，足够补偿租地者雇佣劳动力时所垫付的资本，以及为其提供普通利润，此外还有部分剩余，剩余的这部分就构成了地主的地租。”
但是斯密认为，恰恰因为地租的收入和土地产物的价值成正比，所以地主的利益和公众的利益是一致的。“不管是什么因素促进或妨碍了地主的利益，也必然会促进或妨碍全社会的利益。因此，在任何商业管制或政策方面，地主阶级绝不可能为了促进自己的特殊利益，而去误导社会大众（至少当他们对于自己的利益有起码的认识时）。”
亚当·斯密无疑是自由市场的忠实信徒。在斯密的世界中，自由市场会形成一种自然的秩序，这种自然的秩序是最为和谐、使社会产值最大化的秩序。任何不当的管制，都只能破坏自然秩序的平衡，从而损害公众的利益，私肥个别阶层。
斯密并不是商人阶级的代言人，甚至恰恰相反，斯密的立场很大程度上是站在商人阶级对立面的。“商人们的利益总是在于扩大市场和限制竞争。扩大市场也许时常符合公众的利益；但是，限制竞争，必定会违反公众的利益，而且只会让商人们得以透过把利润抬高到超过自然水平的手段，对他们的同胞课征一种荒谬的税捐，用以自肥。任何新的法律或商业管制提议，如果是出自这个阶级，那么我们就一定要极其戒慎恐惧听清楚，而且一定不要采纳……” 斯密代言的是公众的利益，他在意的是一国总生产值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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