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之声中文网）1971年9月13日凌晨，一架三叉戟喷气客机载着中共的第二号人物林彪和家人从北戴河机场起飞，先向南，然后向西，再向北，缓缓地画了一条漫长的弧线才转向苏联方向，最后坠毁在蒙古温都尔汗的沙漠里。
从技术上，机（师）长潘景寅或是为了在华北雷达网中飞出一条等距的穿梭航线，或是为了避免机上人员过早觉察原定的南逃路线改为北飞，但作为林彪军事生涯的最后一次迂回行动，连同两个月前的基辛格访华，“913”标志着中共后五十年大迂回的开始。在她的百年之际，一个建党之初的革命党，如何向世界展现一个披着马克思主义外套、内里却是极右民族主义政党，就显得异常艰难。
一，大迂回
在欧亚大陆上可能不是最早、却最出名的大迂回源自八百年前的蒙古人。在西征之外，为了征服南宋，忽必烈迂回至大理，蒙哥迂回到鄂州、尔后命丧钓鱼城，忽必烈收拢了参与大迂回的左翼军团的力量，成功发动了军事政变夺取大汗之位。从公元1251年忽必烈被委任东方到1260年库力台大会上被选为大汗，蒙古帝国进入到一个全新的形态，游牧民族的大迂回战略从此改变了世界历史的方向。
类似的，在中共百年史上，这样的大迂回和世界历史的转向竟然重演。在前半段的五十年，正是因为数次成功的大迂回战略，中共取得革命胜利，并且以不断革命的姿态继续向亚非拉的“中间地带”输出革命。
第一次大迂回，以长征为代表。中共不仅以从江西到延安的战略转进，避开了被国民政府歼灭的命运，而且毛泽东籍此确立了独立于莫斯科的领导地位，还以避开正面战场的迂回战略，即“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在二战中获得发展，并且赢得了内战。
这是中国革命的大迂回。但是，在革命道路成功迂回的另一面，也是农村包围城市的另一面，却包含了一个贯穿中共百年历史、更深层面的迂回，从1937年毛主义形成的一开始就偏离了马克思主义。因为，如果说马克思最大的贡献是把一个自古以来被压制的底层阶级塑造为一支可见的政治力量，并且将无产阶级视作人类获得根本自由和解放的唯一可能。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说，“只有完全失去了自主活动的现代无产者，才能够获得自己充分的、不再受限制的自主活动，这种自主活动就是对生产力总和的占有以及由此而来的才能总和的发挥。”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共同占有和共同经济的共产主义是对黑格尔意义上市民社会中特殊性和普遍性、私人性和公共性之间矛盾的扬弃。
然而，即使德国的无产阶级也如韦伯所说，有一种“政治上的庸俗市民性”，现实政治中无论容克阶级还是市民阶级或者工人阶级都无法担当政治上的领袖。韦伯身后的纳粹正是利用了这一点，将德国工人和市民阶级的庸俗市民性转化为“平庸的恶”，那是对所有革命的仇恨，也就是一个极右政权的基础。
在中国革命中，相对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普世乌托邦、相对列宁和斯大林所相信的一国条件下可以发展社会主义的特殊性，毛主义的差异在于抛弃新兴的工人阶级作为革命主体，而转向动员中国庞大而古老的底层阶级——农村地区的流民阶级，以中共为体复兴了中国传统的底层政治。
这一底层政治的传统，可以追溯到兴起于唐宋之交、绵延至清朝中期的白莲教，并以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拳运动等面目屡屡刷新的底层政治，长期以来被正统的儒家政治以“乱力怪神、吃菜事魔”所排斥和镇压。但因一战结束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特别是《水浒传》和类似文学在白话文运动推动下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大众转播，充满造反、侠义、狂热的底层政治传统在马克思主义的掩护下复活了，经由延安的理论家如艾思奇、陈伯达们与极大简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斯大林主义的哲学教条相结合，形成了一个全新的毛主义理论和话语，很快征服了中共党内的儒家知识分子。
这是毛主义“农村包围城市”的历史起源，后来却以表面上结合列宁主义和儒家的儒家共产主义模式所掩盖，并且简化为“党的领导、武装斗争和统一战线”的“三大法宝”作为中共最核心的理论资源，也是从“中国革命”到“中国模式”无论如何转型都未改变的“三个身体”。
第二次大迂回，发生在中共执政初期，特别是1959年与苏联发生分裂以后。在刚刚获得苏联援建的156(5)个项目、初具基本现代工业体系之后，面对苏联内部对斯大林的批判和平反运动、外部对美国的缓和企图，毛主义的非理性狂热出现了：对内先后发动“反右”和“三面红旗”的极权主义运动，对外则以发动“金门炮战”的方式测试美苏关系。在此后几年，毛主义“不断革命”的激进路线逐渐升级为与苏联争取第三世界共运领导权的竞争、“两个拳头打人”与美苏较量的好斗模式。
从1959年到1969年的十年间，中共先后发动了“四清运动”、对印战争、中苏论战、文化大革命和中苏边境冲突。中共以极左革命党的姿态，不仅在内部不断革命，清洗官僚阶级，塑造出一整代“红卫兵”和“造反派”，而且不断输出革命。在全球化被冷战分裂的时代，从金门到印尼、从中印边境到中苏边境、从香港到英国驻华代办处、从越南到欧美的“68革命”，形成一个“农村包围城市”的世界革命图景。
二，转向极右
但是，极左路线的高潮迅即带来了终结。一方面，1968年领袖与红卫兵在天安门广场的数次接见、1969年“九大”的召开和军队介入的开始，既标志着文革的胜利，也标志着群众动员的结束，和军事领袖林彪政治地位的巅峰。但这一切狂热都难以抵挡苏联迫在眉睫的威胁，中共被迫寻求与美国的缓和，后者也正急于结束越南战争。
另一方面，这些琐罗亚斯德-白莲教-义和拳式的狂热，虽说属于主观唯心主义的非理性，可以“善恶存乎一心”来形容，尚能被党内儒家官僚们最低限度的理性所遏止。后者如林彪，以近于王阳明的“圣人之心如明镜”的超脱和洞察发布了苏联威胁的动员警报（1969年一号令），虽然引发了毛的猜忌，却也将中共拉回了现实政治。
这种令外界和同志们莫名惊诧的背叛和机会主义，却是中国儒家政治从宋朝以来的传统。如加拿大汉学家江忆恩曾经总结的，中国儒家文化和底层政治之间的落差毋宁是高位文化和低位文化的差异，也是儒家知识分子们长期以来“说一套、做一套”的根源，不得不求诸文化现实主义的权变来寻求战略协调。也就是后来改革开放过程中，人们经常发现的“打左灯、向右拐”。1971年林彪折戟沉沙以及1972年尼克松访华终于开启了中共后五十年一个新的大迂回，尽管名义上从未抛弃马克思主义，但是早在1989年之前就已经逐渐告别革命，走上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融合的道路。对中共来说，没有什么比维持党的生存、比保持官僚阶级的统治地位更重要的事情了。
从此，中国在1971年10月加入联合国和邓小平在1973年底复出之后，经历了1980年代改革开放、1989年的天安门镇压、1990年代的市场经济、二十一世纪初加入世贸组织、和十八大以来的剧烈变化。回顾其间若干历史性事件及其意义，就能大致重现过去50年中共的大迂回，一个国家如何创造民族主义的轨迹：
1976和1989年两次天安门广场的抗议，在匈牙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卢卡奇看来，这些大规模公开抗议之前所存在的隐蔽、活跃、自由的公共意见是社会主义民主化的重要动力。而政权针对这些抗议的镇压，则意味着他们放弃也封死了社会主义民主的道路。在建党100年纪念日前夕，中共文宣罕见地重提1989年事件，足以印证此点。
1992年邓小平引入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放松社会控制，作为1989年镇压民主化的交换，进入了一个集体领导、且最高领导人有序接班的威权主义时代。但在以“让一部分人先福起来”的政治承诺掩盖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和资本主义之间矛盾的同时，却从1990年代中期以大规模国企改革的方式消灭了整个工人阶级，代之以农民工和派遣工。结果，一个逐渐成为最大世界工厂的国家却不存在一个有组织、有意识的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地位一落千丈；而自称这个阶级的先锋队组织则逐渐蜕化为代表垄断资本的官僚资本阶级。
围绕1996年台海危机、1997年香港回归、1999年驻南使馆被炸，中共开始煽动排外民族主义，民族主义逐渐填补威权时代的意识形态真空。在自由主义和公民社会随市场经济兴起的同时，各种文化保守主义和国家主义思潮也次第崛起，补充民族主义的内容。特别是，解放军国际关系学院毕业的胡锡进从巴尔干战场返回之后，开始模仿塞尔维亚的民族主义小报改造《环球时报》。在都市媒体兴起的时代，《环球时报》也以都市报风格、以惊悚的地摊文学标题、以诡辩式的社论，成功地在1990年代的意识形态竞争中开辟了一个庞大的民族主义市场。当然，近年来随着更激进的反美、反革命民族主义社交媒体的兴起，《环球时报》的民族主义已经显得落伍、陈旧。
2011年茉莉花革命后中共开始视公民社会为敌人、为颜色革命的主体，遂逐一发动了针对互联网活动分子和公共知识分子、自由派媒体和大学校园、独立NGO、人权和劳工组织、人权律师和企业家等公民社会相关群体和领域的清洗。理论上，如卢卡奇所言，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目的，是公民社会的授权。而公民社会的授权既是将人的解放首先看作公民主体的结果，也通向政治权力的普及，即社会主义民主。公民社会的发展在这意义上，如同市场之于资本主义的中立性，是建立任何民主体制的前提。因此，中共对公民社会的拒绝和镇压，既是对民主发展的否定，也是对人的类解放的哲学否定。她从一个不断革命、追求解放和民主的革命党，变成了害怕所有革命的反革命党，彻底走向了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反面。
而历史上，这种清洗运动曾经发生在1930年代的日本和德国，迫使整个社会和知识分子群体发生转向。在卢卡奇看来，它所平行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以及改良主义路线，诞生了一种新的非理性主义，让工人阶级变得无助，让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变得绝望，当然也让大量年轻学生重新热衷读《毛选》，普通市民和中产阶级们也都对社会秩序的任何变动极其敏感，仿佛个个都是训练有素的审查官，充满了胆怯的市民精神。最终，它将转向“一个长期的、起初表现为‘无辜的’过程的顶点：理性的毁灭”，也就是卢卡奇所说的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兴起。
虽然任何法西斯意识形态都是虚无主义的，连纳粹德国也没有多少哲学追求，但是，中共今天转向的却颇有一些新意，从中能够看出一些扩展的努力。例如，当墨索里尼选择“罗马法西斯”作为他的运动象征时，是抽取了罗马的“两个身体”当中的军事部分，罗马公民原本分别生活在军营和罗马城中，法西斯主义试图按照军营生活重组社会原型，也就是反共和主义的极权主义。对中共来说，“三大法宝”的传统或许暗喻了中共的三个身体：党，军队，和联盟。这三者的结合，对党来说，与军队存在两个身体历史性的结合。民族主义的高涨无疑地有利于驱动两者现实意义的紧密结合，形成类似1989或者1969年的团结状态。
其次，中共发展资本主义的过去三十年和未来，与列宁当初面临能否在一个国家发展社会主义的类似问题：能否在一个国家发展资本主义？答案显然是否定的。匈牙利经济学家玛丽亚.乔纳底曾经论证社会主义因为自我耗竭式的演进而无法持续，苏联后期的停滞和人民普遍的“躺平”证实即是生动的例证。在中国，避免自我耗竭的崩溃，如果要避免“脱钩”，只能诉诸政治的“统一战线”。然而，统战的政治联盟，是以毛泽东关于“谁是敌人、谁是朋友，这是革命的基本问题”为标准的，过去五十年投向西方和资本世界似乎也面临着一个新的转折，从而难以为继。它所能做的，似乎只限于唤醒那些曾经输出革命的中间地带，并积极渗透欧洲的民主世界，在“一带一路”的名义下，以基础设施援助为交换，向亚非拉地区输出威权主义的治理模式，从而导致世界范围的民主衰落。
而最后，可能并非不重要的，支撑中共朝向一个极右民族主义政党完成大迂回的，不止是传统文化如阳明心学或者汉地佛教那么若干要素，而是一个罕有的“文明优越论”。它看上去稍微不同于旧的种族主义，鼓吹中国文明作为世界上唯一幸存且连续的轴心文明，而中共正在扮演这一特殊文明的先锋队，自然不再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这可以解释北京何以如此热衷“夏商周工程”、热衷各种本土智人化石的发掘，试图为五千年文明乃至独立的现代智人起源寻找证据。由此，中共将有貌似充足的例外主义理由，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文明国家而非民族国家辩护，从而逃脱民族国家应该承担的公民平等和国际秩序义务，并且复活蒙古帝国。
就在2021年“7.1”前夕，也在英国G7会议和美俄日内瓦峰会之后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国际孤立，中俄领导人宣布《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延期。这一情景仿佛1971年埃苏友好条约的签订，彼时埃及和苏联的关系已经恶化，订立友好条约只是印证而非挽救双方关系的恶化。然后，无论五十年还是百年的大迂回似乎都回到了林副统帅当年的命运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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