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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6日，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在福州开幕。“泉州：宋元中国的世界海洋商贸中心”项目被提交本届大会审议，并最终申遗成功。泉州，曾是中国古代“海上丝绸之路”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它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沿海小港，唐代崭露头角，两宋更因大量海商频繁往来，海外贸易日益繁荣而越发璀璨。至元代臻于极盛，因“千帆竞发刺桐港，百舸争流丝绸路”，而被誉为“东方第一大港”、“梯航万国”的“东南巨镇”，旋即在元末、明初陨落，最终沦为一寂寥无闻的地方小港。在近千年的历史长河中，究竟是什么将一座原本名不见经传的小城推升至“东方第一大港”的地位？又是什么将它从“东方第一大港”的神坛上陨落？这期间发生的一切，又给后人留下什么教训和借鉴？
一、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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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先秦秦汉时期的历史文献中，泉州可谓寂寂无闻。这里是越人聚居区，罕与中原诸国往来。秦一统天下，派大军南略越地，在此置闽中郡。秦末大乱，群雄纷起，越人首领无诸、摇、织率越人参加反秦起义；后来，他们又追随刘邦，攻灭项楚。刘邦称帝后，分别封无诸、摇、织为闽越、东瓯、南海王。泉州其时属闽越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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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剧照
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秋，东越王余善起兵反汉，自立为帝。汉武帝派四路大军入闽平叛。元封元年（公元前111年）冬，汉军攻占东冶。越繇王居股等合谋杀余善，投降汉军。汉武帝因越人民风剽悍，反覆无常，将其迁往江、淮间安置。这一时期，包括泉州在内的闽地与中原地区相比，生产力水平低下，经济、文化也很落后。
260 年，孙吴在闽南置东安县，县治在今泉州九日山下，辖今南安、晋江、同安等县，这是闽南历史上第一个正式建置的地方行政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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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晋之际，北方扰攘，大量民众南迁，史称“永嘉南迁”。泉州成为南迁的北方汉民选择的重要定居地之一：“东晋南渡，衣冠土族，多萃其地，以求安堵”。他们多沿江而居，故称其地曰“晋江”。朝廷在此置晋安郡。东晋南朝期间，南迁的北方民众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能，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包括福建在内的南方地区经济迅速发展起来，经济重心逐渐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转移。
至迟在南朝陈时，文献中已有泉州（时称梁安郡）用大舶与南海诸国往来的明确文字记载了。其实际海外商贸往来发生的时间，或许更早。尽管隋唐时福建地区与中原地区相比，经济、文化仍较落后，但这一地区的人民任劳任怨，胼手胝足地勤奋耕垦，经济在持续发展。五代时，今福建地区已呈现出“汙莱尽辟，鸡犬相闻，时和年丰，家给人足”的繁荣景象了。
唐睿宗景云二年（711 年），泉州正式定用今名。繁庶的经济，便捷的海上交通，使泉州与广州、交州、扬州并列成为当时海外商贸的四大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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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审知雕像
唐末五代，中原大乱。许多民众为避战乱，纷纷入闽。割据福建一带的统治者，如王审知等，也实行奉中原为正朔、保境安民、宗教宽容、重视海贸等一系列有利于发展经济的政策。王延彬执掌泉州三十年，“仍岁丰稔”；留从扩建唐代旧城，并在城墙四周种满刺桐树，泉州自此享有“刺桐城”美名。自汉至唐，长期较和平稳定的社会环境；大量北方民众的南迁，及其对福建地区的开发；统治者重视海外贸易等因素，促成了泉州经济的持续、繁荣发展，为其在宋、元时期跃至巅峰，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鼎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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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朝与海外诸国的商贸往来日益频繁。当时，重要的海外贸易港口有广州、明州（今浙江宁波）、杭州、泉州等。北宋中期，泉州对外贸易激增，港口经常“有番舶之饶，杂货山积”。宋哲宗时，正式在泉州设立福建市舶司。北宋时，泉州已与大食、波斯、占城等31个国家和地区有海上商贸关系；至南宋后期，已扩充到58个。泉州已几乎与当时最大海外商贸港口广州并驾齐驱，史书中往往泉、广并称，或称“广、福市舶司”，或称“泉、广市舶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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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寿庚塑像
鉴于泉州繁荣的海外贸易，及其带来的巨大经济收益，元朝统治者早在灭亡南宋、统一全国前，就极为重视泉州。1276 年，在攻陷临安前，元军统帅伯颜就急不可耐地派人前往泉州，招降主持市舶司事务的蒲寿庚。十二月，蒲寿庚上表降元。尽管这一举动，给他招致后世骂名；蒲氏后人也遭明廷严惩。但不容否认的是，蒲氏降元，使泉州免遭兵燹。一度繁华似锦的广州则因元军三次攻陷，蒙受巨大损失，地位开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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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较而言，由于受战乱影响较小，加之元统治者有意扶持和政策优惠，如鼓励当地官员招引外商来元贸易、设置市舶司并制定有关制度、封泉州神女林默娘“号护国明著灵惠协正善庆显济天妃”，并每年由朝廷特遣使者前往祭奠；注重泉州基础设施和经济建设等，泉州海外贸易量开始反超广州，成为东方第一大港，及元朝海外贸易中心。当时，泉州与98 个国家和地区有商贸往来，进口的商品数量、品种远胜前代。瓷器、纺织品、金属矿产品、农副产品等大宗货物也通过泉州，远销海外诸国。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称誉泉州是“世界最大良港之一”，阿拉伯旅行家伊本·白图泰则认为，泉州“是世界大港之一，甚至是最大的港口”。东、西方多国商人、旅行家、传教士、学者汇聚于此，有效沟通了中、外科技、文化交流，泉州也因此被后世誉为“海上丝绸之路”上东、西方文明的结点和文化交流枢纽。
三、衰落
元末明初，泉州地区因长期战乱不息，经济、社会遭受巨大摧残，海外贸易长期断绝，许多巨贾豪商被迫携带资金、贸易关系和资源，移居到其他相对和平稳定的地方，泉州逐渐由盛转衰。而给泉州造成致命伤害，使其从“东方第一大港”神坛上跌落的，则是明、清二朝皆曾推行的“海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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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剧照
明初，为孤立、打击盘踞在沿海岛屿上的元朝残余势力，明廷严禁沿海居民从事海外贸易活动。后来，朱元璋又严禁民间使用“蕃香蕃货”。宣宗、代宗、英宗时，又多次下诏，严禁“私造大船”从事海外贸易。虽然这一时期民间私人海贸愈演愈烈，但泉州作为曾经的海贸大港，海防重点，自然不会成为从事海外走私贸易的商贩们的最佳选择。因此，明穆宗于隆庆元年（1567 年）下诏，“开海禁，准贩东、西二洋”，史称“隆庆开海”，却选择了虽地理偏僻，但在此前走私贸易中，被走私商贩们选中进行出入、交易，从而导致“东、北巨贾竟骛争驰”，类似后世“走私贸易天堂”的漳州海澄月港作为主要海贸港口，泉州地位日益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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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皇帝剧照
清初，为防范、孤立、打击盘踞台湾的郑氏集团，清廷实行严厉的“海禁政策”：“严禁商民、船只私自出海，有将一切粮食等项与逆贼贸易者……不论官民，俱行奏闻处斩，货物入官。”顺治十八年（1661年），更是颁发“迁界”令，强逼沿海 30 里内的居民一律内迁：“膏腴弃为荒地，庐舍沦为废墟；无数人民，流离颠沛”；沿海地带，纵火焚毁，“火焚二月，惨不可言，兴、泉、漳三府尤甚”。泉州昔日“东方第一大港”的辉煌，彻底沦为黄粱一梦。
综观千余年泉州的兴衰，不难看出，自汉至唐，由于独特、便捷的沿海地理位置、相对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泉州逐渐成为北方南迁民众的主选定居地之一，并因此获得经济繁荣发展的难得机遇；唐、宋、元历朝都极重视海外贸易，并因此而制定一系列优惠政策，直接促成泉州跃登“东方第一大港”的宝座。因明、清二朝为孤立、打击敌对政治势力，强推“海禁”、“迁界”等政策，硬生生将泉州从“东方第一大港”神坛上拉坠，跌落凡尘。其成败历史经验、教训，值得后世深思、借鉴。
参考文献
（元）脱脱：《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
（明）宋濂：《元史》，中华书局，1976年。
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 年。
庄为玑 等：《海上丝绸之路的著名港口——泉州》，海洋出版社，1989 年。
李玉昆：《泉州海外交通史略》，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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