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得明确：暴力是元规则，是一切规则的规则。（出自：吴思《血酬定律》）

得人心者得天下，有一个前提：得能把人心的优势转化为暴力的优势。这需要组织性和行政效率。明末各方与满清相比，在此一项上完败。有再多的人心也浪费了。

满清得天下也是靠“得人心”，不过得的是其基本盘--满蒙八旗和汉八旗的人心。靠的就是不断的攻击和掠夺所获的财富和地位，凝聚了自己的民心，拉拢了归附的民心，转化为更大的暴力输出。形成正循环。

鉴于暴力是最终裁判，"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句话只有在双方在组织能力和军事能力上相差不多的情况下才有效。
石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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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要看你如何定位民心了。

底层百姓的人心是人心，豪强，士绅，商贾和军阀的人心也是人心。风雨如磐，第一个民心可以潜移默化，第二个民心要是没了，那可就真的是无可救药了。

下江阴，围城的有刘良佐。弓弦勒死永历帝，动手的是吴三桂。李定国破桂林，负隅顽抗全家死难的是孔有德。宁肯降清，也不肯和农民军合作。

如此种种，还敢说人心向背？


乱世纷争，就是一个不同政治集团博弈和对抗的过程。强胜弱，大灭小。
除开武力作为必要的手段，所谓利诱，赎买，反间，用降，稳固地盘都是打天下的手段。以术裹挟的民心，能调动起来的民心才是真民心。
士绅求媚新主，武夫待价而沽。

能凝合起来，能统一起来的民心才叫民心，否则就是一派散沙。对比野心勃勃，有较稳固后方和满蒙联盟的满清集团，南明的几大政治集团在干什么？举棋不定，各自为王，还幻想着和吃人的猛兽媾和？

强弩破缟素，一力降十会就是这个道理。国已朽坏不如国，有再多的夏完淳和陈子龙也救不回来了。

对于所有沦亡的旧帝国来说，所有外因，归根到底致命的还是内因。闯王可以十八骑逃入商洛山，左良玉等人拥兵自重，反而一腔热血的孙传庭，终究没看到更令他愤恨的那天。金兵渡河围开封，赵官家还有兴趣惩罚太学生和抵抗派，最后郭京六丁六甲来守城。何其荒谬，又何其残忍。


要诅咒，就诅咒那个时代吧。我们亲手铸造了繁盛的文明，又亲手毁灭了它。历史将会铭刻所有，背叛者，胜利者，更多的沉默者。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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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虾汉斯
因为清军有成百上千门红衣大炮（清朝道光年间 沈阳铸造红衣大炮），入关前就有近百，康熙朝铸造了900多门。并且立国之后军制也大量增加了鸟枪兵的比例，到雍正时已达50000支，成为各省绿营军主力装备。这种武备在当时是前所未有的，相对于以前的朝代和时代，装备的热兵器化非常有利于攻城略地和镇压没有军事经验的民众反抗。
    清入关前,清军武器装备主要以弓箭、长枪、扁刂刀、藤牌为主,鸟枪数量少,大规模装备军队受到限制,其鸟枪兵附属于弓箭步兵类。入关后,军队武器装备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对火器的重视,设立火器营。顺治五年

(1648年)组建鸟枪兵,成立了专门的鸟枪兵兵种,规定:“每兵发给鸟枪一杆”。此后鸟枪兵的规模不断扩大。康熙十三年(1674年)议定:八旗步兵二万一千余名,其中鸟枪步兵就要占一千七百三十七名,其比例约为千分之八十三。康熙十五年(1676年)设立的陕西、宁夏八旗驻防,委任鸟枪前锋校十六名,鸟枪前锋一百八十四名,鸟枪拨什库四十八名,鸟枪马甲九百五十二名,鸟枪步甲七百七十六名,完善了鸟枪兵的组织结构。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将军瓦代奏请增加镶黄旗、正白旗、镶白旗、正黄旗四旗兵额,每旗前锋各增加鸟枪一百名。随着鸟枪兵在军队中的增设,建立一支专门操演火器的军队,以适应战争形势的变化已十分必要。同年五月,都察院左佥御史陈汶器奏称:“每旗应设一营操练火器。”经议政王大臣等会议:“八旗汉军马兵、鸟枪手,每佐领增十八人,共二十人演习鸟枪。”设立汉军火器营,专门操演火器。康熙三十年(1691年)五月,荆州将军候巴浑岱奏称:“臣看到湖广总督、巡抚提督、总兵官标下,虽有火器,而满洲兵无火器,今应于四千名内,每旗应派一百名习学鸟枪,其所用八百杆鸟枪,于荆州库内取用,火药枪子,亦在武昌荆州库内支用。”又增设八旗火器营,置鸟枪护军参领十六人,鸟枪骁骑参领二十四人,鸟枪骁骑校一百十二人,由王公大臣统领。此后,各省营伍不断扩建鸟枪兵,以利实战。
。。。（雍正时）,全国部分省份已纷纷成立鸟枪兵,所拥有的鸟枪已超过五万余支,对军队武器装备的改制已成为朝廷的重要议事日程。

——《清代火枪述略》

清军典型的作战方式

反对所谓“秦汉三国时汉人更有血性”的说法，最简单的例子，面对刘邦的大刀长矛、篱笆锄头大军，秦王子婴尚且俯首系颈、委命项羽，那个时候血性在哪？

相比之下，南明抗清，举城战死的战例其实数不胜数，这正说明了是军事上真守不住，传统上说清政府农业政策

如何得民心或者江南人如何缺乏血性的说法未必是站得住脚的。

满人曾扬言:“将炮一百位摆作一排，凭它哪个城池，怎么当得起三四日狠攻?” 清军南下攻城，红衣大炮发挥的作用不要太大，几乎每个抗清坚城陷落，都有这方面记载，有不少城墙更是被直接轰塌的。否则很多南方城镇都有可能成为第二个钓鱼城。此外火器部队镇压未经训练、实战的普通乱民，也有天然的加成，因为非常容易造成大面积恐慌并扩散，现代人听到枪声爆炸声尚且怕，更别说很多从来没见过这回事的古人了。乾隆朝几件镇压暴动的小案例就可以看出，朝天鸣枪示警可能在清朝时就已经有了。

当初科尔特斯征服阿兹特克，就算加上盟友，兵也远远没有阿兹特克人多，而且阿兹特克还是武士民族，个个悍不畏死，但最后区区几百西班牙人还是征服了整个墨西哥，因为西班牙人的大炮最后几乎完全摧毁了特诺奇蒂特兰的原始防御工事。倘若自己手上是纯冷兵器时代的军队，科尔特斯恐怕早已全军覆没。

这个角度来说，都说清末是几千年未遇大变局，其实明末也是几千年未遇的大变局。1620年时明军才有30门红衣大炮。大明虽然率先引进了不少西欧的成型火器（也是时代更替的必然），但自身很多机制还没有跟上这一变革，比如说城防估计就还是冷兵器时代的水平，此外也无法防止自己对手利用这些新式武器。

现代很多战例可以看出，某军使用新式武器的期间，如果打了败仗，那是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将这些武器拖回或者捣毁，以防落入敌人手中。这说明假如明显领先于敌人的技术为敌所用，有可能比起完全不用，对本方伤害还更大。但明军毕竟只是一支封建王朝军队，不能按现代军队的机制来要求。所以大明的大炮不但落入了清军手中被大量仿制，甚至有的还被农民军缴获过来打自己。讽刺的是，明朝由于自身财政困窘，火炮损失了反而很难再补充。

此外，很多人只注意到大清江山坐得稳，却很少有人注意到同样也是马上民族出身、随后成功火器化的奥斯曼帝国，仅攻陷君堡后就坐了400多年的江山，而且还是在外敌环伺的情况下。奥斯曼帝国军事力量强并且改革跟得上时代众所周知，所以这很可能跟国家镇压力较强也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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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没分清合理与现实的差别，把儒学民本政治理想与现实政治混淆等同的错误。把得民心者得天下歪曲为只要是现实统治者就一定得民心，要么是真蠢，要么是装蠢以便跪舔统治者的奴才。

得民心者得天下，其直接的来源是《孟子》。

    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民之归仁也，犹水之就下、兽之走圹也。故为渊驱鱼者，獭也；为丛驱爵者，鹯也；为汤武驱民者，桀与纣也。
    ——《孟子·离娄上》

    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
    ——《孟子·尽心下》

而追溯源头，则是华夏上古以来，并由儒学发扬光大的民本主义传统。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
——《尚书·虞书·皋陶谟》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尚书·虞书.泰誓》
    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
——《左传.桓公六年》


所以得民心者得天下，建立在儒学认为“民贵君轻”，所以民众的认可和拥护才是统治合法性来源的政治理念基础上。得天下在儒学语义下，是一种法理性表述而不是政治现实。如桀、纣等现实统治者，因为其没有民众认可拥护，儒学并不承认其现实统治的合法性，而是将其视为人人得而诛之的民贼。儒学的“正名”，就是要求名实一致，所以“君君臣臣”不是维护统治者地位，而是警告统治者：如果实际所为不般配，就没资格享有其名位。

    齐宣王

    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日：“于传有之。”日：“臣弑其君可乎?”日：“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孟子·梁惠王下》


儒学政治理念与现代民主政治

理念完全一致：民众高于政府，政府合法性来源于民众认可授权，政府服务于民众的利益而不是相反，政府可以更换，民众不可以更换。现在普遍公认政治应该是民主的，政府应该是民选的，但现实中并非所有国家都是民主政治，挂民主羊头卖专制狗肉，甚至掩羞布都不要，无耻到把统治者的党派置于国民和国家民族之上也不乏其例。
形象点比喻就是：窃贼虽然可能持有盗枪来的赃物，但不意味着窃贼是合法拥有者。风龙云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