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名为“国家鼓励中低龄老年人再就业”的新闻出现在各大新闻APP的弹窗推送里。
68岁的邓兰下班后刷到了这条信息。
她戴上老花镜、眯着眼睛看完，叹了一口气：“说的是国家要鼓励老年人再就业，但其实对我们这些人来说，不干活怎么办啊？根本用不着鼓励，我们这群老头老太太就没休息过。”
邓兰一直在不停地找工作。
从工厂里帮忙缝帐篷到树园里帮忙拔草，即使每个月只能挣两三千块钱，她也从未真正“退休”。她希望自己“能干一天是一天”，这样房贷还没还完的孩子就能轻松一些。
即使没有这份书面倡议，那些像邓兰一样的老年就业者还有很多。
江秀今年72岁，头发白了过半，是另一位老年人的“保姆”。和别的保姆不一样，她和雇主的关系更像夫妻——与其说是打工，倒不如说浑身病痛的江秀给自己找了个寄居之所。
遂她心愿的话，她希望自己的命，能终结在陌生人的家里。
江秀有房子，还有两个儿子，但她没有家。
江秀还有许多情况相似的老年姐妹，努力寻找着类似的工作。运气好的，像江秀一样，和自己的雇主搭伙过日子，直到死去；运气差的，只能一家接着一家地换工作，直到再也没有力气。
老年人再就业，从来就不是一件新鲜事。
这些在社交平台上踪迹难觅的老年就业者们，藏在其他老人的家政服务里、藏在施工区域的灰尘里、藏在写字楼的杂物间里，沉默地等待命运降临。
[b]逃进城市
江秀是被一步步逼进城市的。
她生活的村子叫胜利村。一家人的生活顺利、平静。
夫妻两人共同经营一家规模不小的养鸡场，赚的钱勉强应付家里的开支；家里还有几亩地，闲下来的时候老两口种种蔬果。两个儿子都已经成年，不需要太操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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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秀的老家在东北农村
2003年，一场禽流感突然发生。
养鸡场里的四千只小鸡仔失去了销路。不仅卖不出去，这些小鸡连白送都没有亲戚愿意接手。活着的鸡仔们还需要不停喂饲料，为了及时止损，江秀和丈夫只能忍痛处理了所有还未出厂的小鸡。
养殖场一夜之间就垮了。江秀一家失去了经济来源，还欠下十几万的外债。
年逾五十的江秀夫妻只能想办法赚钱还账。丈夫去帮人开车、修路，在各个工地上辗转；江秀重新开始种庄稼，卖玉米换钱；地里不忙的时候，她就去帮邻里下地干活，一天挣50。
五年后，债务终于还清了。
但在还清所有债务的那一晚，想要庆祝一番的江秀丈夫，喝多了劣质白酒，当天夜里心脏病突发，没有抢救过来。
家里的经济支柱倒下了。
失去丈夫后，江秀本以为自己会一直在农村守着家里的老屋与土地，直到2013年，“棚改”推进到了她家乡的县城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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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秀的老房子
棚改货币化安置，指的就是政府部门直接以货币的形式补偿被拆迁棚户区居民，而后居民利用补偿款再购置商品房作为家庭住房的市场化改造模式。
江秀在农村的家被纳入当地的棚户区改造项目。
一套四合院式样的老房子，换到了市区的两套新房和30万元的拆迁款。两个儿子每人分到了一套房，江秀搬去和大儿子同住。
2015年，她的孙子准备结婚，早就离婚的大儿子多年来都没个稳定工作，又喜欢喝酒，口袋里根本没什么钱。江秀咬咬牙，把一直没舍得动的30万拆迁补偿款全拿了出来，给孙子的婚房交了首付。
孙子喜气洋洋地办婚礼、搬新家，而花光积蓄的江秀和大儿子的生活捉襟见肘。
同乡的亲戚一吆喝，大儿子跟着去了北京。“那里机会多，保安啊门卫啊之类的工作不愁找。”
家里一下子空了，没人供养的江秀也只能自谋出路。在农村的时候，江秀就认识一群情况和自己差不多的老年姐妹。
大家彼此之间交流信息、介绍“工作”：寻找经济条件较好的高龄退休男性，以保姆的身份，寄居到对方的家庭。
在其他进城务工的姐妹介绍下，江秀认识了现在的雇主夏老。
夏老从国家铁路局退休，一个月到手的养老金接近7000块，虽然年过80，但没灾没病，护理不需要废太多功夫。温顺勤劳的江秀很快得到了这份工作。
她没有劳动合同，每个月能挣1500元的“买菜钱”。这对她来说已经足够——吃住都在对方家，1500元绰绰有余。更重要的是，夏老温和体贴，两个人也聊得来。
朝夕相处久，夏老对江秀有了感情，江秀搬进卧室，两个人成了“夫妻”。
夏老提出过想和江秀领证，儿子气得扯着嗓子骂老父亲“丢人现眼”；江秀只能默默忍着羞辱，跟对方保证自己不图这个家的钱，更不会结婚。
江秀知道，即使需要忍受白眼，自己也已经比其他老年人幸运很多。
在她生活的村里，超过一半的老年人都需要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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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里张贴着“出国务农”的广告
因为他们没有及时办理养老保险，所以他们的晚年都不得不依靠自己。有把子力气的去城里做保姆、做保安；年老体弱的，就在村里帮忙去田里除草、扳玉米，挣60元一天的报酬。
而现状是，像这样年逾花甲依然需要工作的老人，会越来越多。
11月24日，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工作的意见》，要求探索适合老年人灵活就业的模式。
60-69岁的低龄老人再就业，已经成为趋势。
像江秀一样的老人们，在农村无法找到合适的工作，一旦失去子女的照料赡养，就只能进入城市，寻觅安身之所。
被掏空了
即使在城市里找到工作，留给老年人的生活空间也逼仄灰暗。
进城之后，江秀觉得生活一下变得无趣。
她时常怀念还在农村的生活：她怀念每年春天和邻里一起下地种玉米、她怀念茶余饭后去亲戚家串门聊天，在村子里，到处都是能和她聊上天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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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村如今只剩下老年人
城里不一样。
儿子和孙子都各自成家；大儿子去北京之后，她只能一个人闷闷地待在家里。没有亲戚、没有熟悉的邻居、也没有消遣，傍晚开着电视，满屋子里都流淌着寂寞。
比精神上的无助更紧迫的，是经济上的窘迫。
按照农村的规矩，当初拆迁款给了大儿子一家，那么大儿子就必须负责老人的赡养。可是大儿子，却无暇自顾。
早些年外出打工时，大儿子听信同乡的建议，直接去了北京。
他本以为自己会顺利找到一份月薪八千元的工作；可是到达之后才发现，自己被骗了——中介以“需要办理保安证”为由扣下了他的身份证。
人生地不熟的大儿子只能被迫接受了一份需要支付吃住费用、到手只有不到三千块的保安工作。
别说给江秀养老了，他连维持自己的生存都费劲。
江秀知道，指望大儿子根本不可能，更何况这个天天买彩票、幻想一夜暴富的儿子时不时需要她经济上的补贴。
找工作，成了江秀进城后的当务之急。为了尽快挣到钱，她几乎问遍了附近所有的餐馆和酒店。
迫不得已，江秀谎报年龄才得到了一份宾馆保洁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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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头招聘广告对中低龄老人有年龄限制
直到某一天，管事儿的需要复印她的身份证登记信息，才发现江秀早就超过了55岁的限制——做了一周多的打扫后，江秀失业了。
直到遇见老夏，她才算真正安顿下来。至少，在这个“家”里，她能挣到钱、还能有人陪着唠唠家常。
她身体不好，有风湿病，腰腿时常剧痛；上年纪之后眼睛也模糊了，但没钱做白内障手术。夏老给她的钱不多，但至少足够她买止疼片来止住风湿的疼痛。
城市里，像江秀一样的老年打工者从来都不是少数。
江秀知道，像老夏这样的国企退休职工才有资格过上相对舒适的晚年生活，那些和她一样没有养老保险、孩子又靠不住的老头老太太，只能趁着还有力气，再去打一份工，“至少要给自己挣到棺材钱”。
工作之后，她真正明白：无论生活在城市还是农村，对普通家庭的人来说，老去后没有谁可以真正轻松。
比江秀小三岁的邓兰，也在找工作。
和江秀不一样，她从未真的“退休”过。对邓兰来说，衰老意味着越来越少的职业选择、越来越低的薪资。
邓兰家在江苏镇江，家里的土地在退耕还林后就渐渐变成了树园，主要种植用作盆栽园艺的树苗。小树苗一茬一茬地冒出来，邓兰每天的工作就是种新的树苗，顺便拔拔草、驱驱虫。
在树田里，邓兰认识了一批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朋友。这些老人都来园子里打打零工，工费一小时10块钱，每天工作十个小时。
对这些平均年龄已经60岁以上的老人来说，树园里的工作并不轻松——夏天的工作时间是早上六点到中午十一点，下午两点到七点；冬天会稍晚。每天长时间的弯腰除草，邓兰的手指关节早已变形，驼背也越来越厉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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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老人们还会务农赚钱
这些老人其实也都不算贫困：邓兰退休前有一份工厂里的工作，丈夫从部队退伍后在工厂里上班，退休后每个月能拿到一千七百块的养老金。
这些和邓兰一起打零工的老头老太太们都有相似的情况：两老口所有的积蓄都支援给孩子买房了。
邓兰没有想过，苏州市区的一套二居室房子可以掏空自己和孩子整整两代人的积蓄。和江秀一样，把存款都拿回来给孩子买房之后，老人的经济状况就一落千丈。
更何况，孩子结婚搬走后，家里连个能说话的人都没有。邓兰的老伴心疼她腰腿不好，但是也拦不住她去树园做工——毕竟，孤独带来的窒息感同样是致命的。
邓兰的想法很简单：只要还能动，就不会闲下来。
“老而无依”
72岁的江秀和67岁的邓兰都没有养老保险。
为什么她们没有养老金？
2008年的时候，政府统一组织给农村老人们上养老保险。办理这份保险的基本要求是每位老人需要一次性缴纳12300元，并在后续的四年半里，补全剩下的26000元，这样每个月就能领到国家发放的养老金。
江秀和其他亲戚们都没交这笔钱。一是金额超出支付能力，二是她们都悲观地觉得，自己可能活不了那么久，交钱没有必要。
那时的江秀没有设想过，失去这份养老保险意味着什么。
原本在农村“养儿防老”的传统价值观里，有两个儿子是她最骄傲的事，至少老了不愁养。可是，自己的大儿子至今还欠着亲戚们的七万元没还。
邓兰也因为相似的原因没有办理养老保险。
她记得那是在2007年，她看不懂政策要求，孩子又不在身边，她只知道需要给政府“交四万块钱”，不知道该找谁求助的她也错过了这次机会。
没有政府提供的养老保险，孩子们又各自背着房贷。这些不愿给人添麻烦的老人，只能重新回到工作中，给自己挣一份保障。
随着国内居民平均寿命的提高，这样的情况将更加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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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大量流失，只剩老人的农村愈发寂寥
到达法定退休年龄后的老人们，仍然需要面对漫长的时光。一旦缺乏稳定的经济来源，老人们就必须通过工作来供养自己。
可是留给老年人的工作岗位都有什么呢？
无非是社区家政服务、公共场所管理等等职位。甚至可以说得残酷些：留给多数老年人的，只有社会底层的空间。
对女性来说，保洁、家政等职业成为首要选择；而对老年男性来说，唯一的选择只有出卖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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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老年就业者都会选择做环卫
在城市里每一个尘土飞扬的施工现场里，都能找到这样的老年打工者。
68岁的老何是一名水泥工。
他常年一个人辗转多个省份的工地，做最底层的临时工，每天从早上六点干到晚上十点，一个月能挣四千块钱。
他是个哑巴，难以与人交流，大家都叫他老何，时间久了，已经没人记得他的名字。
老何只读过小学，四十多岁跟着同乡一起去了青海打工。钢筋林立的工地上，他一待就是快二十年。
他没有技术，只能帮着搅拌水泥、运送砖块。工作时间平均每天13个小时，没有午休。住工地上的大通铺，八人间，他总是睡在最角落。吃饭依靠工地上提供的大锅伙，一天25块饭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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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地上统一提供的伙食
常年劳作、缺乏营养，老何整个人干瘦地蜷缩着。他佝偻的背上有条长长的伤疤——五年前被身后堆放的裸钢筋划开了皮肉。因为在工地上时常会踩到钉子碎石，他的脚底板没有一块好肉。
这些是维持生计的代价。
八点下班以后，老何会去工地上帮忙打杂，挣一小时15块的加班费。他没有结婚，没有子女，多年漂泊，也没有能联络上的亲戚。养老这件事，他只能靠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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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夜还有人加班的工地
除了抽五块钱一盒的延安牌香烟，老何几乎从不花钱。攒下来的纸币，都用布缝进枕头里——身体越来越差了，他得给自己攒够一副棺材的钱。
工地上，像老何一样的临时工并不少。一旦失去每个月4000块的血汗钱，这些人几乎会活活穷死。
即使身在城市，这些缺乏养老金支撑的老人依然徘徊在社会的边缘。
“不知归处”
江秀唯一欣慰的事情是：两个儿子虽然挣得不多，但是他们都有养老保险，晚年不至于过分凄凉。
54岁的大儿子的工作虽然工资低，但是公司给他们每个人都按照最低档位缴纳了养老保险；52岁的小儿子是市里消防队的合同工，主要负责日常消防巡逻，月收入虽然只有1800元，但队里会缴纳养老保险。
想到两个孩子不至于老无所依，江秀觉得自己可以放心了。
令她担忧的，还有至今仍生活在农村的妹妹：她同样没有办理养老保险，只能靠务农换取微薄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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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守在农村的老年人依然在务农
63岁的妹妹很羡慕江秀，她想去城里做保姆，可是没有机会——她需要照顾中风瘫在床上的丈夫。
家里还有六亩农田需要打理，为补贴家用，她一年到头都不敢停下：春天挖一种叫“苦麻菜”的野菜去卖；秋天去森林里采蘑菇和杏仁；冬天卖腌好的酸菜。农忙的时候，去地里帮别家扒苞米，一天80元。
对这些需要依靠和收入的老人来说，比出去工作更危险的，是被“新式传销”盯上，榨干最后的储蓄。
江秀的妹妹，常年使用一款叫做“泰木谷”的APP。这款类似抖音的软件上，只要一直看广告、刷视频，就能换取活跃积分，活跃积分达到一定门槛，可以提现一笔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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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木谷骗局被揭露
陷阱就在这里：要提现，就必须“拉人头”，邀请新人注册。而这款APP想要注册成功，就需要填写邀请码和缴纳最少100元的入门费。
用剩的积分可以兑换APP商城里的生活用品：钙片、刷碗擦、洗涤剂、食用油等，全是老年人生活必需品。这些商品普遍劣质，换来的厨房清洁剂，根本洗不干净盘子上的油渍。
江秀的妹妹一有空就打开手机，浏览这款APP上的文字、视频广告，用时长换取积分，她还不断给亲友们推荐这款软件，在各个家庭群转发求下载。
她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反正对这些老人来说，最不缺的东西就是时间。
江秀家，许多中老年亲戚都在使用这款APP攒积分、换礼品，陷在类似传销的套路里，浑然不觉。偶尔意识到不对劲，这些被套牢的老人也不知道该怎样止损。
老去之后的生活，随时可能崩塌。
江秀最害怕的事情是自己和妹妹生病，生那种“治不好又死不了”的病，瘫痪在床、失去照料自己的能力，是姐妹俩最恐惧的命运。
她只希望自己能够一直待在夏老身边，哪天急病发作一命呜呼，也是一种幸运。
即使生活困窘，江秀也从未想过埋怨什么：“我们这些没用的人，哪儿配被社会养着呀？”
社会养老金确实很难负担起日益增多的老年人。
根据七普数据，2020年中国60岁以上老人2.5亿人。按照未来每年60岁以及以上人口每年增加800-1000万的速度，预计2025年中国老年人口数量增至3亿人，2022年起预计将保持在1000万以上的老年人口增速。
与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对应的，是越来越少的青壮年劳动力。
七普数据显示我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是1.3。这个数字，还需要考虑近几年二胎堆积效应的加成。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7年至2019年我国的生育率，分别是1.58、1.495和1.47。在扣除二孩堆积效应以后，这几年的生育率仅为1.1-1.2。目前日本的生育率在1.36，韩国在0.92。
国内的生育率，已经快追平日韩。
养老问题，成为整个社会需要面对的沉重负担。
城市里，养老院的床位往往需要预约，还没排队住进去，不少老人已经离世；乡镇的养老院更无力维持运营，毕竟在农村，有孩子的老人住进养老院“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
放眼其他国家，在早已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日本，养老困境正在滋生新的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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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老龄化引发一系列社会讨论
日本65岁以上老人的犯罪率已经提高到了20%以上，所犯的罪行基本是偷盗等小罪，而犯罪的原因很简单——监狱可以管吃住。
日本有一个名词用来形容这些无法得到供养的老人：“下流老人”。
“下流”指的是这些人老去之后，只能被迫流向生活更为艰辛的底层群体。如果不住进监狱，这些无法养活自己的老人只能孤独地死在家中。
老无所依，极有可能成为老龄化时代无法回避的难题。
江秀听说过，自己老家的镇上，有不止一位老人做出了一些选择。每一次听见这样的消息，江秀都好像在听自己的故事。
她甚至觉得，也许有一天，没有夏老的话，她也会走上这样的道路。
江秀有一个从未对家人和夏老说过的秘密：
当初离开农村后，她带走了一样东西，那是她最后的退路。[/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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