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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3日，有游客穿和服在云南大理的洱海生态廊道拍照时，先是被管理人员要求离开，两边发生争论。游客这边称这是“道德绑架”，而后遭当地大妈叱骂“滚出大理”。
15日，洱海生态廊道指挥部工作人员回应，相关部门正在处理此事，强调没有规定（穿和服）不能拍照，届时会有情况说明。
指责中国人替日本文化张目，大理景区发生的这件事不是第一起。
半年前左右，在中日经贸关系回暖的背景下，大连建造仿造日本风情的商业街，就曾受舆论压力关闭，在重新开张后淡化了日本元素。
去年10月，有导游在南京中山陵举着鲤鱼旗导引旅行团，被其他游客责骂，说是在敏感地带“打擦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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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9月11日，广州，2021广东文旅推介大会暨金秋文旅消费季，两位市民在日本展位体验和服
日本和服、鲤鱼旗、日本风情商业街，在中国场景中出现，勾起中国人历史情绪，转而激发出民族主义的反击动作，是这么多涉日舆情一再出现的根本原因。
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到，日本文化元素仍然受到相当多中国年轻人的喜爱，但同时这种爱好的公开展示很容易受到抵制，爱好与情绪的张力一时难以消除。
从景区管理部门的回复看，没有规定穿和服不能在廊道拍照，这为穿和服游客进入景区提供了合理依据，证明若有景区人员发动“驱逐”，不是一种恰当举动。
当然，若有游客与穿和服拍照的游客先起争执，管理人员希望后者撤离平息纷争，则另当别论。所以，在这件事上景区有需要检讨的地方。
人们很容易注意到，在呵斥中国游客穿和服，再推及排斥日本文化元素的最强理由中，都将它们与日本侵略史联系起来，树立了二元对立的选择项：
如果要铭记屈辱的历史，就不能沾任何日本文化元素；假如沾染了任何日本文化元素，就是不爱国、忘本的表现。
从诸多冲突可见，这种舆论“红线”逐渐占据道德优势。
穿和服游客及其同伴面对管理人员及路人大妈的训斥，尽管辩解说是“道德绑架”，但依旧不敢过度声张穿着及自由出行的个人权利，恰恰说明他们深知围绕和服已经形成了特定的禁忌。
可惜的是，在那样的场合下，年轻人无法从容表态，因为没有交流对话的可能，只能是谁站在道德高地谁就占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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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15日，上海芝麻街主题系列展吸引游客观赏“打卡”，女孩们穿着和服亮相
其实，就年轻人穿和服的个案来说，更多是把和服作为拍照的道具，至多是单纯觉得服装有它的美感，是一种文化审美上的爱好，跟尊日崇日等立场没有丝毫关系。
穿和服，举鲤鱼旗，逛日本风情街，都是个人的文化消费行为。对这些个人自由，即使看不惯，体面的做法就是无视，而不是非要搞斗争，羞辱个人。
见到和服就想到屈辱史，就怒从胆边生，以为做什么都对，这是没有正确理解“爱国情绪有边界”的表现。
爱国情绪有它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但需要时刻自省并克制，不然就容易将一己的爱国情绪神圣化，竖为唯一尺度，自以为义，去丈量他人的言行举止，滋生出攻击性，将矛头对准只是对日本文化有好感的无辜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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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4月01日，北京，玉渊潭公园，女生穿着和服在樱花树下留影
经过这么多次线上线下的争执，仍有人去武大赏樱花，仍有年轻人穿和服拍照，仍有人亲近日本元素的餐饮或文化，不是这些人一意孤行，而是他们深深觉得这些文化习惯与商业消费，属于他们的个人权利，无法用“不爱国”来定义他们。
即使明知会引发不快，但他们仍然觉得会得到法律保护，会得到更多人理解。
所以，一个更应该被澄清的问题是，一个人爱不爱国，是不是尊重历史，有没有忘本，是不必也不能靠穿不穿和服来定义的。
相反，将所有的日本文化元素，统统污名化，看见小年轻穿和服就义正严词说人家遗忘历史的，这是弱者虚张声势的心态，是文化自卑而不是文化自信的体现。
如果少数人不能摆脱这种盲目认知与冲动，很容易制造寒蝉效应。
即使不穿和服，不举鲤鱼旗，他们总还能找出其他日本文化元素来抵制，一而再地漠视个人权益，那就成没完没了的“捉特务”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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