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躺平”一词逐渐火了起来。“躺平”指的是这样一种生活态度：不生育、不找工作，拒绝社会加给自己的责任，只维持最低限度的生活。在主流思想看来，“躺平”是一种不负责任和荒废人生的生活态度，是矫情的表现，因此是应该受到批判和打击的，这体现在今年以来包括豆瓣在内的多个关于“躺平”的讨论小组都被封禁。其实，“躺平”一直是中国古代民间的一种常态的生活方式，当然，古代的“躺平”比今天要惨烈得多，不过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是以消极的方式拒绝主流思潮加给自己的责任。

与今人不同的是，中国古代平民的生活压力主要来自徭役，各种赋税还在其次。所谓赋税就是给官方交的税，而徭役指的是古代官府摊派给成年人的无偿劳动。古代社会技术水平低下，所有的土木工程都需要人力完成，这包括城池、道路、宫殿、桥梁、陵墓、要塞、河道等等项目，也包括服务于军事的兵役等等。汉代法律规定，民间年满23岁者即有义务服役，干到56岁才算完，唐代法律规定，每个男丁原则上每年要服劳役20天；明代初年规定的服役年龄是从16岁到60岁。不过这样的规定只是理论上的，实际服役的艰苦程度要大大超过上述规定，因此古代王朝的灭亡，大都与频繁征调民力引发的民怨沸腾有关系。

那么古代的徭役繁重到了什么地步呢？举个例子，明代皇帝为了修建宫殿和陵寝，常年令民夫到深山中砍伐巨大的木头，今天的教科书和历史课本常将这些建筑抽象地说成是“劳动人民的智慧结晶”，这样的词汇让人容易忽略“劳动人民”付出的是什么样的代价。万历二十五年，刑部左侍郎吕坤在向皇帝上呈的奏章中详细地讲述了伐木过程的极端残酷。他提到，巨大的木头往往长在人迹罕至的地方（悬崖边或者丛林深处），这些地方往往条件极为恶劣，有着各种各样的蛇虫鼠蚁，在这样的地方施工使得工人死伤惨重，每一根木头往往需要成百上千人才能移动，而且每走几步路就会跌倒，死者常常达到百人以上，磕撞之处难免有伤痕，验收的官员就会以不合格为由要求重新砍伐。因此官方声称每一根木头的价格是千两银子，实际上不止万两（这还不算上百条人命）。一万两银子是什么概念？电视剧《武林外传》讲的是明代的事情，其中有一个情节是李秀莲签卖身契换了3两银子，这个价格基本符合明代的卖身价，明代冯梦龙的《警世通言》记载扬州某商人花3两银子买来一个面貌清秀的六岁男童。那么一万两银子相当于几千人的卖身价格，而这仅仅是一根木头的成本。不过万历皇帝对此无动于衷。



为了躲避繁重的赋役，人们发明了各种各样的“躺平”策略，最主要的可能就是自残。《中国古代的食人》一书记载，自唐代以来，用人肉来治疗疾病的医学实践越来越兴盛，主要体现在晚辈割肉为长辈治病，尽管没有证据表明这么做有用，但还是引发了越来越多的模仿，甚至还有割自己的肝脏或挖去眼球的行为，以至于官方不得不发布禁令。为什么如此残忍的行为可以引发普遍模仿？这是因为，以孝敬长辈为名自残，那么不仅可以享受孝子节妇之名，被立纪念碑和牌坊，还可以减免赋役甚至获得物质奖励。

实际上，中国古代帝王对那些为了躲避官方征发而自残的人一直都是严厉惩处的。即使是以盛世著称的贞观年间也不例外。例如《唐会要》载，唐代初年，由于各种差役过多，不少人把自己的手脚弄残废，称之为“福手”“福足”，言下之意是说残废的手脚可以不用干活，所以是“福”。这无疑是“躺平”的一种极端表现。如果唐代有互联网，“福手”“福足”一定会成为网络黑话。鉴于自残的人太多，贞观十六年，李世民下令，今后有试图靠自残来躲避赋役的人，不仅不会被免除赋役，还要罪加一等。

再比如，明代洪武年间，朱元璋在《大诰》中规定，天下之民必须按照朝廷规定的职业劳作耕种，不能有人闲着懒着（“农无旷夫矣”“农尽力于田亩”“游惰皆尽力田亩”）。福建省沙县几个农民聚在一起商量，说不在朝廷规定的职业谋生恐怕要获罪，不如大家一起把手指切掉变成残废，就没有罪了，他们还鼓动别人也这么做。事情被告发，朱元璋下令对这些人枭首示众并且灭族。在《大诰·民不知报第三十一》里，朱元璋感慨道：老百姓不懂得感恩，只知道安安稳稳地享福而没有半点感激之心！但这话毫无逻辑，因为一个手足残废的人即使后半生不用从事劳役，也绝对谈不上能安稳地享福，朱元璋一方面称这些人是懒惰散漫之人，另一方面又对他们无比气恼，不惜施以酷刑来震慑，他或许也觉察到了，这样的“躺平”并不是一个意志消沉散漫、只会享乐的人所能做到的，这种行为看似消极和软弱，实际上隐藏着一种顽强的意志，一种不惜忍受巨大的痛苦也要抵御外界干涉和控制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