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则旧闻，一位司长就“共同富裕”这一问题表态。他说道：
即使将来发展更好、财力更雄厚了，也不能提过高的目标、搞过头的保障，坚决防止落入“福利主义”养懒汉的陷阱。
说实话，我觉得他不用有这个顾虑。因为中国两千多年从来都没有跌入福利主义的陷阱中。比如《商君书》就说过，应该刻意让民众维持在贫穷的状态：

民贫则力富，力富则淫，淫则有虱。故民富而不用，则使民以食出，各必有力，则农不偷。农不偷，六虱无萌。

翻译一下：人民贫穷就会努力致富，致富就会放纵，放纵就会产生如虱虮一样的弊端。因而人民富裕了就不易役使，那就让他们以粮谷顶替外出服役，使他们每人都出力，那样农民就不怠惰。农民不怠惰，六种弊端就不会产生。

《商君书》还认为，应该对民众进行羞辱式管理，因为经常被羞辱的人往往没有自尊，充满奴性，就会崇拜权力和权威，只要稍微给一点好处就能使唤他们：

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民，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故战事兵用曰强。民有私荣，则贱列卑官；富则轻赏。治民羞辱以刑。

翻译一下：人民地位卑弱就会崇尚爵位，怯弱就会尊敬官吏；贫穷就重视赏赐。朝廷用刑法统治人民，人民就容易被利用；用赏赐来奖励战争，人民就会轻视死亡。因此临战严整、士兵全力以赴，就叫强。民众有自以为荣的尺度就轻视官爵，鄙视官吏；人民富裕就看不起赏赐。治理民众，以刑法使他们知道何为真正的羞辱。

我们知道，《商君书》里的这些思想不仅仅是一种理论设想，还是一个历史事实，两千多年来国人都是这么过来的。那么西方是如何跌入福利主义的陷阱呢？这当然也能找到很多理论依据。比如德国哲学家费希特认为，保障每个公民的私有财产不可侵犯是国家对公民的契约。

在他（费希特）看来，能够生存是一切人的绝对的、不可转让的权利，而要生存就必须满足对于食物的要求，因此，满足这种要求是人的一切生活和一切活动的目的；每个人都有这种目的，所以正如自由通常应受到国家的保障一样，这种目的也应受到国家的保障。《费希特耶拿时期的思想体系》
费希特认为，保障国民的福利具有高于物质的意义，那就是能够使公民更好地行事立法权和参政议政的权利。因为只有一个人拥有了衣食无忧的生活，才能关心政事，发挥自己的道德潜力，正如美国学者约翰·罗尔斯所说：“立宪政体的基本权利和基本自由将保证每一个人都能充分发挥这些道德能力，并随着他们这样做而使他们在整个生活过程中充分发展这些道德能力。”《政治自由主义》这与秦制设计者商鞅的思路截然相反，在商鞅看来，人们的道德潜力是应该想方设法予以摧毁的，因为只有足够没有道德和自轻自贱的人才容易为君主所驱使，就像许多皇帝都喜欢任用太监掌权一样。
因此，正是由于西方历史上一直有人将保障个人权利看成是国家的根本功能，这才给了不少西方的懒汉们不断要福利的底气和借口，最终使西方国家跌入福利主义的陷阱。而商鞅早在两千多年前就预见到了这一后果并发出警告，结果是中国完美地避开了高福利所带来的各种“弊端”，不得不佩服商鞅的“远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