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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的趋势，从乌俄战争前夕，只有26%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应该在即将爆发的冲突中发挥重要作用，到了三月底，眼看乌克兰持续反抗，面对通膨高压，尽管仍有六成五民众反对美国出兵，却有高达八成美国人同意向乌克兰提供军备，到了八月，肯定美国军援乌克兰作为者有45%。
美国人对乌克兰战事的态度，“支持”或“同情”乌克兰一方，无庸置疑占了绝大多数，但未必全直接反应在实质援助（包括军援和出兵）之上，这和长期以来，美国社会“左翼反帝国主义”、“右翼孤立主义”和“外交政策现实主义”三大“反战（尤指美国派兵）”力量有关。但上述趋势，即战争前夕不到三成美国人认为政府应该在战争爆发时扮演重要角色，到八月已有四成五民众正面看待美国支援乌克兰（美国为乌克兰提供的军备为各国之冠），这一变化，亦可看成美国社会对所谓“反战”内涵的重新审视。
正如同《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詹姆斯·基尔奇克在最新一篇文章中提到的，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已让美国内部自诩的反战阵营有些站不住脚。
无论战争之初对乌克兰抵御能力的极度悲观，或是因为战争出现延长赛，而对俄罗斯必败的高度乐观，美国社会数月来对怎么声援乌克兰，可谓莫衷一是，直到今天又进入新的解读盘整，诸如，俄罗斯对邻国安全威胁恐挥之不去，乌克兰将发展出更具防卫性的军事刺猬，普丁不会退缩，泽伦斯基不会投降，俄罗斯会不会因“核选项”把美国拖进战局有待观察，乌克兰最终将取得胜利，只是会变成长期抗战，人员伤亡也会继续增加。
那么，这样的发展是不是印证“左翼反帝国主义”、“右翼孤立主义”和“外交政策现实主义”最初的批评，即“美国煽动乌克兰人牺牲自己，把他们推向美国恐俄的祭坛”？或是“西方国家只想把乌克兰人当炮灰”？以及讥讽“我们将为乌克兰独立，战到剩下最后一个乌克兰人”？
实际上恐怕是恰恰相反。
因为，现在真正遭到检验的是“和平主义者是不是反而成了亲法西斯主义者”，就像在二战期间最初反对抵御德军的英国人一样，完全没想到在德国占领法国后，自己就要面对德军轰炸。詹姆斯·基尔奇在他的文章中又提到了乔治·欧威尔那句发人深省的名句：“如果你阻碍了其中一方为战争所做的努力，无疑就是在支持另一方。”
这句话套用在当下，就是如果美国接受“左翼反帝国主义”、“右翼孤立主义”和“外交政策现实主义”的建议，在乌俄战争中坐壁上观，或任凭俄罗斯鲸吞乌克兰，今天也许能暂时避开和俄罗斯的冲突，但明天呢？事实证明，遇上贪婪的独裁政权，劝告有用吗？回避有用吗？所谓“可能的外交途径”，最后不都被普丁个人的意志和逻辑给取代，当一个独裁国家持续对民主邻国发动战争，美国最后还能置身事外？
“反美帝”的心理有其历史成因和道德性，“反战”当然也站有道德高位，就人类寻求和平相处的智识来说，也是正确的。但是，二战期间，最终打败法西斯主义，真正让欧洲国家获得和平的，是“左翼反帝国主义”？“右翼孤立主义”？还是“外交政策现实主义”？
再者，当普丁终究以“核战略”作为威胁，以“枪杆下的公投”把乌克兰国土据为己有，那些起初将战争罪过归咎美国和北约挑衅的人，能无视一个自行其是的俄罗斯。至于一开始声称应该把军援乌克兰的经费，优先用在改善国内中低收入户生活者，又怎么看待俄罗斯对世界安全秩序造成的破坏。
此外，反战诉求能获致和平的途径，关键多是来自发动战争的一方，就以当今世界最和平稳定的北欧为例，1905年挪威欲从瑞典的统治下独立出去，瑞典国王将此视为叛乱，打算出兵攻打，却遭到瑞典和平主义者串连、请愿拦阻，终究促成瑞典接受以外交方式解决争端，因为源头无非在瑞典国王不动刀枪，一场战争就能直接避免，今天不也是这样，为什么普丁要一边打乌克兰，同时在国内形塑反战就是叛国的氛围，因为他们才是好战者真正顾忌的“反战”力量。
可以说，这次乌俄战争，不只是让美国研议出了一套声援盟友的新途径（军援不出兵），他们可能也正在藉此厘清，究竟什么才是真正的反战，什么才是真正的追求和平。
作者: 上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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