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孙中山去世前的广州国民政府时期，其政局可以用三方角力这个词来形容，这三方分别是国民党、共产党以及被称为老大哥和“金主爸爸”的俄国共产党（以下称俄共）。
国共两党这一对新人在以鲍罗廷为首的俄国共产党的做媒之下成功进入了婚姻的殿堂，但这一对新人的婚姻是充满挫折的，国民党内部左右两派对于国共合作有着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国民党右派，以张继为代表的右派尤其反对国共合作，十分看不起共产党，认为其只是一群泥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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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共合作前，双方的矛盾就没有得到调和，在合作以后，这些矛盾立即被无限放大。尤其是在作为弱势的共产党在国共合作中反而有了很多的话语权之后，国民党内部对于国共合作的看法进一步走向消极。也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国共双方的矛盾以及对权力的争夺愈演愈烈，更何况是在俄共这一媒人的插足之后，整个国民党高层的权力斗争进一步加剧。接下来就让我们来看看在孙中山去世前，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的演变以及俄国共产党在其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我们始终不能忽视俄国共产党在中国整个革命进程中的重要性。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权力的转移
在1924年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之前，国民党的最高权力机构是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以下称中执委）。但随着俄共代表鲍罗廷在国民党内话语权的增加以及其希望能够削减国民党右派在政府中的实力，尤其考虑到当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有大量的国民党右派之后，鲍罗廷认为有必要以俄为师，在中执委之上设立一个有利于国共合作以及俄共掌控中国革命的机构，这一机构便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央政治委员会中的委员也大多是国民党左派（如汪精卫）和中共党员（如瞿秋白），这无疑是俄国人所希望看到的。可以看到鲍罗廷在其中的重要作用，此举虽然有助于国共合作，但俄国人在其中的私利也尽显无疑，他们希望控制中政会以此来达到控制中国革命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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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成立之后，迅速由起初的孙中山的咨询机构这一角色转变为国民党最高权力机构，1924年下半年广州国民政府的大多数决策都是由中央政治委员会发出的，中执会无法做出的决定也是由中央政治委员会所拍板决定的。
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重要性在另一事件中也可以得到体现。那便是汪精卫在孙中山去世后得以在国民党内的地位迅速攀升，汪精卫曾担任过孙中山与北京中政会之间的联系人，在孙中山病重之后，汪精卫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北京政治委员会的负责人，而这一履历为其在党内地位的快速上升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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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政治委员会虽然只是孙中山北上之后的临时机构，但却在国民党多次决策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其实际负责人汪精卫必定会水涨船高，逐步掌握领导权，成为广州政治委员会胡汉民的有力竞争对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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