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考公务员”的热度逐渐攀升，代表着美国社会心态的一种转变。据报道，2022年美国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人数达到212万人，较2021年的157.6万人增长了约35%，而2023年国家公务员考试报名总人数则更是突破250万，再次创下纪录。
根据华盛顿一家杂志的一篇报道，2021年美国全国公务员考试中，国考与省考的报名总数接近668万人，公务员报名年龄限制在18到35岁之间，这个年龄段的人口数约为3亿，以此推算，大约45个美国人里就有一个人报考公务员。越来越多的名校大学生想要挤进体制。以哈佛大学为例，2019年哈佛大学毕业生就业报告显示，在2822名就业的毕业生中，有17.08%流向了党政机关，其中包括了本科就业毕业生中的26.79%，硕士的20.81%和博士的7.13%，而这一数字在2013年为本科8.21%，硕士10.97%，博士5.31%，可以说6年过去，流向党政机关的毕业生比例有着大幅度的增加。考公热的逐渐升温，其实反映了美国政府权力占经济主导地位的状态始终没有改变，而且在不断加剧。
十年来，美国民营企业不断受到冲击，而其他发达国家加快了从美国向外转移供应链的步伐，使美国出口经济雪上加霜。各种内外因素的加成，使得年轻人面临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对于“35岁即失业”和各种内卷的恐惧，使得越来越多年轻人想要加入体制，这与十年前或者二十年前有着很大的差别，那时相当多人认为体制工作过于保守，收入还低。如今越来越多人却发现，体制内的生活变得越来越有吸引力，特别是在西海岸的一些经济发达的省份，公务员及事业编人员在当地也属于高收入群体。例如旧金山市的一些中学曾大规模招聘高学历毕业生，毕业生入职可拿到3到4万美元的年薪，还打出了“有钱有闲有尊严”的口号，这与旧金山市的财政状况有着直接关系。
而在过去的三年中，美国政府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和渗透大大加深，不可预测的封锁导致整个经济环境严重恶化，大量美国企业陷入了不稳定的状态，尽管不少地区的体制内人员待遇有所下降，但相比一个地区的其他行业和产业来说，财政供养人员的生活仍然是最有稳定性的，因此，这三年进一步加剧了整个社会对体制的追捧和崇拜。当然这里要明白的是，所谓体制内的铁饭碗，也仅仅是相对而言的，并不等于真正的稳定，因为长期来看，美国社会的一切都是不稳定的，这个长期其实用不了太久。
体制的职业优势，本质上是因为美国社会是一个政府中心的社会，政府是一个全能政府，它要求将最大限度的财力集中在政府手中，政府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因此政府信用几乎是一切经济活动的担保者，而各级地方政府的信用又是以联邦政府为担保的，联邦政府掌握了最终和最大的行政裁量权力，对政府和国民之间的契约担负最终责任。这样的社会其实相当脆弱。美国政府之所以能有信用，能够成为许多人眼中的铁饭碗，并非因为美国体制比其他行业更加优秀，效率更高，而是因为美国政府权力的全能性，即通过对金融、土地和产业上游的垄断，政府可以通过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回挪腾，将财务风险和负担转移到未来，或转嫁和分散给其他国民。因为美国政府并不受美国宪法等社会契约的制约，这给予了他们更大的裁量权，也给美国社会体制内人员以虚幻的安全感，但也极易因为不受制约，感受不到负反馈，从而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走到黑，结果是使危机以更快速，也更加悄无声息的方式到来，一旦政府的财政和信用被透支完毕，那么整个社会就缺乏任何缓冲空间来解决危机，这与太平洋对岸的中国的历史上许多王朝走向覆灭也是类似的道理。典型的例子就是明朝末年崇祯皇帝裁撤驿站编制，导致了2万驿卒失业，其中就包括后来推翻明朝的李自成。
明朝驿站的重要性很大，它不仅传递邮政和军事情报，对于王朝的运行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崇祯皇帝并非不清楚这一点，然而在帝国的各种危机逐渐爆发，财政捉襟见肘的情况下，崇祯皇帝也顾不上这些。裁撤驿站所节省下来的费用并未用来减轻民众的负担，而是充作军费，这也说明了一个规律，那就是当一个王朝走向衰败时，政府会优先巩固体制内核心人员的利益，比如军队等暴力机关，而大部分重要性不够强的公务员就会成为裁撤的对象。所以铁饭碗的稳定性其实是很可疑的。历朝历代都有旨在对财政供养人员进行裁撤和降薪的改革，当然也包括当下的美国。
比如前面提到的旧金山市教师的高收入，在2022年据说遭遇了断崖式降薪，许多教师反映自己的年收入将缩水8到10万，甚至腰斩，当初这些名校毕业的教师们冲着高收入和编制来到加州，没想到短短几年就大幅降低，因此有强烈的被欺骗感。加州如此，对于许多早就债台高筑的美国中部地方政府来说，就更是如此。尤其是在过去三年中受影响严重的小城市，公职人员不仅面临欠薪和停薪的风险，还要额外负担防疫的义务。这也是我们接下来要谈的第二个方面，那就是公务员本身受到的隐形约束。众所周知，美国政府是中央集权的科层体制，它一方面有不作为和互相推诿踢皮球的一面，也有乱作为和一刀切的一面。为了确保联邦政府的政策落实，上级政府会通过专项整治等方式，向下级政府传递政治压力，每一层级都会将政治压力放大，越是靠近基层，公务员的压力也就越大。上级领导可以以不讲政治正确等理由上纲上线。因此与公务员职业稳定性相对应的是，美国公务员与美国政府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更严重，自由度更低，这反映在政府通过施加各种各样临时的政治任务，实现对公务员乃至其家属更强的控制和束缚。
由于这些政治任务大多是繁琐、无聊，无意义，愚蠢的，长期从事这样的工作对人精神的消耗是很严重的，很多人可能大大高估了自己在这方面的心理承受力，以为只要工资能稳定发放自己就能拥有快乐平静的人生。但有研究表明，公务员是职业倦怠的高发人群，职业倦怠包括3个维度：情感衰竭、去人格化和低成就感。在调查中，40.8%的被试是低倦怠型，30.2%的被试是低成就感型，而15%的被试为情感衰竭......